右而左 2011-04-25
昨天,刚在贴出《闲谈国企》之一,指出“国企其实除了相对完善的硬性的制度和规章外,还有许多软约束。这使国企老板要大手笔营私,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天就从央视新闻里看到,中石化广东分公司的总经理鲁广余因违规高价酒被内部职工举报(我所谓的“软约束”的一种),遭到查处,为我的“软约束论”提供一个现实的佐证。一些对国企心怀杀心的网友,从此案中看到的可能会是国企又多了一条死罪。但我是不这么看的。我以为,这恰恰说明,国企的自我修复机能还是一定程度保持着,国企不该死。试想,那若是一个私企呢?显然就“无规可违”了!老板即使以10倍于鲁广余的价格购买10倍于鲁广余数量的茅台,用以去贿赂官员或者有关机构的当值人员,获取企业利益(也就是个人利益),扰乱了市场,触犯了刑律,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国家机器,也是不会遭到查处的。这一对比,就知道,国企正因为时时都在国家和社会的监督之下,才有许多的关于国企的负面报道,而私企平时在国家和舆论的监督之外,不是像毒奶粉,瘦肉精这样的死人事情发生,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违法违规扰乱市场坑害老百姓的。
我在闲谈之一里还谈了这样一个观点:“正因为有它们(指国企)的存在,我们才看到市场还有一点规则。如果它们都退出了,例如把中石化私有化了,让它不再垄断,那么,到那个时候,现在还开着私家车的‘小资们’,就会看到油价是怎样的让你爱不起恨不起,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私家车给砸了。假如央企房产公司都退出了,到那时,你就会看到,还在排队购房的‘小资们’,看到越来越高的摩天大楼,就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大楼更加无缘了!”。我这个观点,显然没有引起人的注意。我很希望网友能够沉思一下,并且在生活中慢慢去体会。
我的这个闲谈国企的帖子,创了我个人发帖历史的最低点击记录,似乎也是最少跟贴记录。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说明这个号称左翼大本营的论坛里,绝大多数自诩左派的网友,居然对国企一点也不关心,对较深的思考不在意。这是不是左翼正在退潮的一个标着?
国企现在的问题多如牛毛!首当其冲的恐怕是管理者超高的工资。这已经引起民愤。但这不是国企老板的过错,国家按照右翼学者的“人性论”,“民本论”,“与世界接轨论”,开出的“高薪养廉”的妙策,国企老板干嘛不拿呢?这个板子该打到谁的屁股上?其次,恐怕就是营私舞弊,贪污腐化,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这些问题也要问开方子的人和用方子的人,当初为何要呼天抢地的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厂长经理的用人权。在他们头头是道的理论里,只要给了企业最大的自主权,厂长经理最大的用人权,再配以高薪养廉,企业的效益呀,活力呀,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呀,团队意识呀,统统都不请自来。可是实施这些年来呢?几乎所有的国企乌烟瘴气,严重的人伦道德都没有了。再次,国企内部的管理改革,一直是随着国家对国企的改革政策翩翩起舞的。国家大方向一旦确定,企业内部改革决策的起草人,都是企业中层干部完成的。这些中层干部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这个阶层及领导者的利益最大化,往往是牺牲一线员工的切身利益。而在企业领导用人权扩大之后,一线员工保护自己权益的可能几乎是没有了,只能任管理层宰割。管理者的高薪就是实例之一,职工敢怒不敢言的。复次,许多一般没有国企经历的人可能不知道的,现在几乎所有的国企,都有大批的合同工,临时工,他们可能是新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在一些不重要的岗位上,还有大批的专科,职高生;那些以制造业为主体国企,在最艰苦的一线上,如生产线上,锅炉旁,高炉边,组装车间,还有大批的农民工。这些另册人员和国企的正册职工,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冰火两重天。强烈对比下,许多人的人格完全扭曲。我知道的一个企业,那些年轻的女另册职工,为了到正册上去,排着队与主管和更上级领导上床。有些最后还不见得能入正册,只得忍气吞声,或者含泪而去。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谁的错!有些企业,除了这样的职工构成之外,还有另一种构成:凡是油水好的,轻松的,出人头地机会多的,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不需要业绩作为奖金基础的,都是厂长经理的家属,亲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领导的家属,亲戚,或者其他裙带关系者。而为企业做着实实在在的贡献,创造价值和利润的,则是社会上招来的。也就是说,一批人养着另一批人。养人的各方面都不如被养的。这是怎样的不平等?谁的错?
既然国企有这么多的毛病,那我为什么还是要力挺国企?许多人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不是替广泛的老百姓考虑,看到国企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要把国企干掉。然后社会就公平了,正义就得到伸张了。这是街头摊贩的思维。国企现在的毛病,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可治的。这在前文里已经说过了。这里,我还要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分界。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一个坚定的毛泽东信奉者,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这就要求我必须坚持公有制,反对私有制。这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教条,而是参与和观察了这些年改革后得到的信念。改革之初,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补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这个课该是补到头了,不能无休止的补下去。现在一部分人也富起来了,国家也富有到几万亿的外汇储备放在别的国家,该是走向“共同富裕”,完成改革第二步目标的时候了。这就要求现在不是要继续扩大私有化的改革,而是要向社会主义回归。
其次,调整收入分配,所有制是最关键最有效的手段。现在,全民创造财富,却通过私有化的手段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全民名义拥有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却通过私有化为少数人占有。这就决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富悬殊会越来越大,将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衍生出根本的敌我矛盾,让两个根本敌对的阶级,暴力大决战。这是国家不需要的。现在都在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措施不断,小民,小资们都其乐融融,似乎调高所得税起征点,或者加一点工资,他们就可以买得起房子了,就可以与亿万富翁们共同富裕了。这是不可能的。所有制的调节功能,才是决定性的,其他如税收,工资,社会保险等的调节,只能是辅助性的,只取到微调的作用。
再次,国企远非一个单一的微观经济实体。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只有广泛存在国有企业,才可最终保证国家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现在谁都可以看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一个房控,控了多少年,也不见效果。这里面的原因很清晰,中央集权向自己精心培养出来的私有财团财阀投降了,中央集权或者其中的核心人物,实际已成为私有集团的实际代理人。这些集团通过和各级政权进行利益勾连和输送,操控了中央集权的各级政权代理人。这样的政治-经济结构下,指望政令出得了中南海,社会稳定得到有效保障,实在是太过乐观,结果就是越来越庞大的警察队伍。私有集团正在坐大,当其利益诉求,得不到中央集权的背书,他们有千万个办法,勾结政界、学界、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制造社会动荡。而为社会动荡代价买单的,必然还将是老百姓。随着私有化的深化,中国正在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很多时候,警察所保护的不是老百姓的利益。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随着这种状况的恶化,一般老百姓的基本自由,都有被彻底剥夺的那一天。这是所有号称为老百姓说话的左派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坚持公有制,保护国企,理由实在多多。以上三条提出之后,今天的闲谈,我想暂告一个段落。下次,我再闲谈一下,国企的经营,垄断之类的问题。到时候,我将提出其他的理由,继续支持我坚持公有制,保护国企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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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25
求真者不避污秽——闲谈国企(1)
右而左2011-04-24
有位笨笨龙网友在我的博客里,给我写了两段留言,我很感动也很感激。我都给了回复,不料今天上博客,看到我的回复都不见了。思来想去,网管删去文字,大概因为这么两点:第一,就国企问题,我在回复中质疑了国企改革政策设计者背后的动机;第二,就湖南人包括韶山来的人也很有一些说毛泽东的坏话,在回复中我主张,对这些还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普通老百姓要给以谅解,他们是被现在得到的那点 “自在”(不是自由)欺骗了、被小农意识引入了歧途;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现在的大学生群体。当年,改革派在培养后备军的时候,采取的是在大学里先进行洗脑、工作之后以利益诱惑,一官半职后“不换思想就换人”加以胁迫。现在的这些大学生不再是我们当年的天之骄子,其中的绝大部分是要沦落为天涯人。他们和一个广泛存在的农民工群体结合起来,可能会在中国未来的历史上演出雄浑的篇章。
本来是想写我的乱弹之四,见到这些个回复被删除了,就临时改变主意,来闲谈一下国企。不少没有国企经历,对国企所知甚少或者一无所知,却号称是左翼的网友,不知道是哪来的一股邪气,对国企恨之入骨。我想,大概是因为主流媒体(请警惕了,是主流媒体)对于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垄断性国企过多的负面报道之故,此外,还有那么几家央企介入房地产市场,仿佛他们买不起房子都是央企惹的祸。就欲诛国企而后快!其实这些企业得了国家的好处不假,除了垄断市场得到的,还有垄断之外的。例如,国家允许央企定期核销坏账,有时候一家央企一次就是几十亿,上百亿,有关部门核批之后,啥也没得说,就一笔勾销了。可是,这个便宜不是那么好占的。首先,平时,国企为国家上缴的税收和综合社会效益,比它们得到的好处包括冲销的这点坏账不知道大了多少倍(冲销坏账是一种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的必要财务手段,凡是企业都有坏账要冲销的。国企是国家的,当然是国家来冲销,而股份公司,那就恐怕要由股东来承担了。如果既是央企,又上市,这家公司,就是金牌公司。做股票的,不妨专挑这些央企的股票长期持有,保证稳赚的。)第二,国企对于市场的规范作用或者稳定作用是许多人不能直接看到的。正因为有它们的存在,我们才看到市场还有一点规则,如果他们退出了,例如把中石化私有化了,让它不再垄断,那么,到那个时候,现在还开着私家车的“小资们”,就会看到油价是怎样的让你爱不起恨不起,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私家车给砸了。假如央企房产公司都退出了,到那时,你就会看到,还在排队购房的“小资们”,看到越来越高的摩天大楼,就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大楼更加无缘了!第三,国企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是要承担主要的社会责任的。早的,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就不说了。就说2008年,危机出现的时候,国家发文不许国企解雇员工!但是,私企就不管这些了。私企老板,只看财务帐本,卸磨杀驴随时随地。没有钱赚,先裁员,裁员还解决不了问题,就关闭,自己出国旅游去了,泡洋妞去了。大家知道柳传志吧,当时他解雇了多少重要的5-8年的部门经理级优秀人才啊!让我痛心得和一个朋友慷慨激昂:以前对柳传志还有点好感,这下他在我心理的位置是完了。闹了半天也是一个土财主!要是我,我就把这些经理养1-2年再看,实在不行了再给出路,哪能立即裁员,通知下达后,两个半小时,就在公司数据库里把解雇者的一切记录注销,包括电子邮箱。这在国企是不可想象的。
许多国企管理中却是有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国企老板的独裁。这个问题,本来是没有的,以往老百姓的半张大字报就把他看住了,他那里敢独裁。改革改出来这个毛病。而其实,国企总裁的独裁也没有那么邪乎,真正独裁的国企老板是那些戴了红帽子的假国企。它们实际上是裙带关系的产物,或者就是政府领导人的家族企业。是另一种官员腐败。这个问题事关官员的职业操守,和国企本身其实无关。李鬼的罪行,不能让李逵来担当。这是基本道理。再者,央企这类大型国企,是有特派监察员常驻的,特派监察员拿国资委的工资,不在所驻企业拿工资。而且是轮换制,防止其和企业走的太近。第三,国企的领导是一个集团,大老板不能终身制。这就给下面的竞争者至少表面的均等机会,这些竞争者对于大老板和其他副手的行为都有一种无形的监督或者约束。谁都不敢出错,不敢有直接把柄被对手抓住。如果国资委无法在本企业的候选人中取得平衡,或者觉得都有问题不合适,就会空降一个大老板来。这就是说,有着一种无形的约束机制在自发的监督国企老板的行为。第四,国企有特有的财务审计制度。每到换届,就是一次权力的重新洗牌。交班之前,都有一个正式的财务审计。交班之后,无论是本企业起来的,还是空降来的,接任后,首先要做的是抛开正式的财务审计,按照自己的思路,再来一次彻底财务摸底,埋下来的问题往往大部分会挖出来。说了这些,是要告诉对国企不了解的人:国企其实除了相对完善的硬性的制度和规则外,还有许多软约束。这使国企老板要大手笔营私,不是那么容易的(改制把国企改到私人腰包,是另一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有兴趣的去搜索我的《国企改革:从现象到本质》。其中的之三附在后面)
某个国企二级公司的女老板,曾是某大学的高材生,未婚,和比自己小几乎20岁的专职司机“恋爱”了。半辈子廉洁的她,接受了“恋人”“现在有点权谁不贪污”的说法,为了“爱情”,伙同财务转移了600万美元,除了给合同作案的那个财务的那份,其余都给了“恋人”。后来被其他财务人员告发,“恋人”秘密办理了移民,早卷款走了。这位女老板被判杀头,公司上下求情,结果判了死缓。一家公司,在广东某地设立钢材销售中心。有个开批发市场的个体客户,信誉很好,慢慢的可以被允许赊销。开始是1000万左右,后来是2000到3000万。每次都是到期准时回款。多年下来,信用额度越来越高。在2008年,累计赊销达3个亿。由于危机中钢材市场一度暴跌,这个客户匿身而去,不知道是真亏损了,还是之前都是骗局。或者兼而有之。结果这个主管就此玩完。公司都知道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乖乖生,但是这个业务,他是主管,就此终结前程。辞职还辞不了,因为他走了,领导无法交代,他不能走。还有家公司,小金库事发,给抓了。他很乐观,幽默的说了句“都他妈的骑车带人,就我被抓了”。 这里,顺便说几句小金库。国企的小金库是大家都知道的,早不是秘密。其实小金库不是企业老板的,而是企业大家的。国家有财务制度,约束开支。为了规避制度对超标的奖金,无法列支的财务账目的约束,有时是为了截留利润,国企不得不设小金库。但是,据我所知,规范的国企(不规范的不知道),对小金库管理和主金库的管理,没有重大差别。一般也都是经办人提交开支申请,主管财务签字,主管业务签字,最后老板会签。截留利润的目地十则是为了防止下一年度亏损,业绩不佳,好把截留顶山。
引述以上这些案例,是想说上文提到的国企的各种硬性规章制度和员工之间的软性约束无时不在发挥作用。比较可笑的是,还有一个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是工会,却一点作用不能发挥。工会沦落为发电影票,发洗衣粉,为职工购买福利性的购物卡,组织职工室内和户外活动,例如踏青,秋游之类。职工通过工会组织直接监管企业的权利几乎没有了,这也是改革改出来的问题。
国企,尤其是央企,福利之好,一般朋友是无法想象的。说个特例,有个央企(不是中石化),住房都是公司购买成本价分配的,觉得不好的话,卖了自己再买;医疗保险之类的“险”和退休金、养老金之类的“金”,都是千足以上。这且不说,就是工薪也让私企,哪怕是好的私企,或者外企,“高山仰止”。收发室的人,年薪(含奖金,下同)也远超10万,一般一线普通员工,喝着茶,看着报,QQ上聊着天,都在20-30万,科级30-50万左右,处级80-100万。而总裁级200万,小意思。科级以上者,一切日常开支,吃喝玩乐,几乎都可以报销。胆大的,嫖和赌,也敢报销。这些是不是让一些读者眼红?
国企还有许多的其他问题(下次再闲谈),但都不是国企与生俱来的,而是与市场接轨接出来的。只要主义真,就都是可治的。换句话说,它们不是所有制的问题,而是管理的问题。毛主席说过,所有制一旦确立,关键的就是管理问题。毛泽东当时提倡的“三结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现在主流媒体和政策的决策者,就是要妖魔化国企的所有制,而把国家经济内阁在管理方面、监管方面的无能,废除“三结合”,却找不到更好的管理方式的失职,掩盖起来。一些不知就里、对具体不做分析的所谓左翼,对某些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搞垮国企的伎俩,要么漠不关心,要么也跟着对国企天天喊打,显得好像特有正义感。我倒希望所有朋友,都进国企,去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些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不知道的人,看看这篇文字就知道了。现在,说是要调整分配,一些朋友就把枪口对准了国企。说是国企是造成了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真是放走了杀人犯,逮了个好心收尸的。干掉了国企,差距就不大了?这是什么劣质思维?缩小收入差距,是缩小到国企的高上,还是该缩小的私企的低上,这还是个问题吗?当然是国企的高上,才对老百姓有利,都去给私企10-16小时卖苦力,拿个2000,3000,或者5000,不就集体贫穷了?有人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主义的国企富有了,那么就都去富有的社会主义国企,这不是顺理成章的?怎么能把好的社会主义干掉,让老百姓都去忍受不好的资本主义?这样缩小贫富差距,是谁的逻辑?
我是一直呼吁保卫国企的。我一直质疑政策决策者的动机。新国企36条,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断根之策,可是,现在许多人对国企命运事关社会主义根基这样的本质问题漠不关心,却在一些琐碎问题上,大发正义之辞,匪夷所思!
我这是一个闲谈,就像两个朋友谈天。可能很不对一些人的胃口,说我是为既得利益者张目!说我自己一定是个既得利益者。求真者不避污秽,这就是我要对有这样想法的人说的话。如果今天的左翼(我之所以在这里发帖,还是把这里的许多网友,看作是左翼的)还是个社会主义者,就必须坚持公有制,而坚持公有制,就必须坚决保卫国有企业,不能从行动上保卫,也要从理论上,从道义上保卫,不管国有企业有多少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不管你是不是有能力进入国有企业。这是左翼能够称为左翼的最低要求。在当今时代,口喊拥护共产党,就自诩为左派,是远远不够的。今天的多少问题,就是在口喊拥护而造成的。在事关社会主义根基的问题上,得有勇气和理智说不,否则,你自诩左派,其实和你嘴里骂着的沉船派是一路货色,形左实右。
有篇一年前的旧文附在这里供参考,要看跟贴评论的,请链接: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99159816&bid=2
国企改革:从现象到本质(下)(修改再试请求放行)
右而左
工农联盟
孤立的看国企改革,眼见海量的国有资产,一夜之间进入个人腰包,批评者必然把板子打在那些实际占有了国企的经理人的屁股上,清算他们的“原罪”;也打在那些炮制了各种低级“改制”理论的主流学者的屁股上,剥夺他们的学术桂冠。这当然没有错。然而,国企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个改革国企本身的简单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经济问题。要理解它,就需要一个更大的背景。
早在1954年,毛泽东促成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两条最高原则: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从1955年开始,全国开始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经过三年的努力,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大业初定。之后,经过1962的反复,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条原则,从语言文字成为社会现实。
人民民主专政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人人平等,工农由历来的被压迫被剥削者,成为可以与一切王公贵族(姑且称为第一等级)和依附在他们身上的知识分子(姑且称为第二等级)平起平坐的公民,如地道的农民兄弟陈永贵可以官拜副总理,与胡耀邦真刀真枪理论治国之道。这显然有违第一第二等级的纲常。他们当然不乐意。
毛泽东说“私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管理问题。对领导人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待人”,“对企业的管理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权,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下)
国家要交给工农大众管理,干部们和秀才们要下农村,到工厂,参加生产劳动,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这意味着,唯我独尊的傲慢,被汗水荡涤;人上人的优越感,让雨打风吹去。这一切的确发生过,要使其不再发生,重新找回傲慢的唯我独尊,脆弱虚伪的斯文,就必须铲除其得以发生的制度基础,把工农联盟肢解开,让整个工农阶级重新成为分散的小生产者,城市游民,只会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机器。不这样,便不能驾驭工农大众。
改革从农村开始,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经典道路。早在1962年,“包产到户”的思潮就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之间涌动。毛泽东及时发现并把它上升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加以批驳,严厉制止:“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是1962年思潮的复活。现在许多人纠缠小岗村的18个手印是真是假,其实这已经无关紧要。紧要的是,那18个手印,无论真假,都事实上“代表”全体农民和改革者签订了“改革契约”。那时候,包产到户,家庭联产责任制,粮食丰收,脱贫致富,万元户,小康,诸如此类似真似假,半真半假的新闻或者故事,从电台,从报纸,从改革者和理论家的文稿中,源源不断的灌输给城里的工人兄弟们,拨动他们的心弦,激起他们莫名的憧憬。似乎,沿着改革者设计的路途走下去,财富唾手可得,小康就在眼前。在大家将信将疑的时候,人民公社于1984年被勒令解散,农村集体所有制终结了,农民复归为一盘散沙。“工农联盟”这把可以剪除贪官污吏命根子的剪刀,被卸下了半边。
然而,让改革者始料未及的是,一种完全在设计之外的力量横空出世。这就是乡镇企业。“农村改革中,我们没有料到的最大收获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是我个人没有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见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何谓“乡镇企业”?真如霹雳之后的地衣那样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非也!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之后,农村集体所有制建设基本到位,农村生产力得以历史性大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农村工业转移,于是诞生了公社企业。1961年,进入经济调整时期,在公社之下设大队,大队之下设生产队,此后的农村工业改为社队企业。这些企业,经过文化大革命后,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和壮大。1984年,中央命令撤销公社和大队建制,设立乡和村,社队企业改名,叫乡镇企业。对于“身在桃花源,不知有魏晋”的资改派来讲,乡镇企业确然来的突兀。
乡镇企业成为农村和城市之间重要的桥梁和市场管道,也使城乡差距有越来越小的趋势。但是,当它野火春风般发展壮大到足以威胁到某些人蓄意培养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时,这些人就对其痛下杀手。先是论证其如何扰乱了市场,如何成为腐败之源,如何浪费了宝贵的原材料。然后就说,乡镇企业理论上属于其所在乡或者镇的全体人民,由于没有人享受真正的产权,实际上没有人为乡镇企业负责。这套大家早已收悉的,由城里脚不沾泥的老爷们,贩卖到农村去的说辞,虽然大范围的遭到乡镇领导和乡镇企业经理人的抵制,但是政府出面裁判,采取一刀切,使乡镇企业在2000年前后,如同恐龙一般突然绝迹。它们当然没有钻到地底下,而是和以10万计的国有企业同时成为了众多近水楼台者的囊中之物,让他们一夜之间富甲天下。
乡镇企业到它死的时候,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已经占得“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其他“二分”为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和在当时已经被全力培养了20多年的“非公有制”经济(详见北大潘伟的《农民与市场》)。这个辉煌业绩,得益于它的集体所有制。讽刺的是,它惹来杀生之祸的根本原因恰恰是这个集体所有制!因为这个体制和理论家设定的“公有制必然导致效益低下”的前提完全相反,所以必须肉体铲除它,不然无法证明“非公有制”的制度优越性和良好的经济效益。
工人比农民更有组织性,集中性,更富有斗争经验,国企改革也比农村改革更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农村改革先行。公社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标志,1984年拔掉了,死里逃生的乡镇企业,也因为其集体所有制,在2000年前后被红牌罚出场外。这样,那个可以剪除贪官污吏命根子的工农联盟之剪,就只留下尾大不掉的城市国有企业。虽然在“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指导下,出台“抓大放小”政策,使数以10万计的中小企业,化作缕缕青烟,又复归为黄金白银,入了许多私人的腰包,但还是有巨量的国有企业,勃然焕发生机,保证了“工农联盟”的火种不灭。这让一些人忐忑不安,所以发出“国企改革倒计时”,“无论多大风险”,“必须稳健提速”一类的嘶喊,很有点图穷匕首见的味道。
“砍枝法”和“砍杆法”
眼前有棵树,你要砍倒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从树枝砍起,今天一枝,明天一枝,先砍小枝,后砍大枝。大小树枝全砍完了,树就离死不远了。第二种方法,直截了当,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砍树杆,砍倒了树杆,这树就完了。过去的三十年,吴敬琏厉以宁们使用的是“砍枝法”。砍到现在,满眼残叶,一地乱枝,树要死不活。随着砍树事业的深化,民众的利益越砍越少,砍到社会需要庞大的和强大的专政机器来维护。不幸的是,今天,无论我们的维权人士也好,社会批判的学者如大名鼎鼎的郎咸平也好,还是对准各种表象的和现象的问题猛烈开火的一般网民也好,绝大部分所批判的,不过是“满眼残叶,一地乱枝”,对于砍树本身,是并不反对的。甚至怀着侥幸的心理,面对似乎无法逆转的态势,试图去接纳一个美式资本主义的美好幻像。
“三国(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非公有制’)” 能否归“晋”,尘埃未定。面对现实,面对工农联盟即将被彻底解体,已经沦为所谓“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当前一切政治中最大的政治,一切维权中最大的维权。
结束语
本文的上篇从一个案例入手,考察1990年代中晚期关乎工人阶级最终命运,不同于以往历次的国企改革-“转制”,在“靓女先嫁”,“冰棍理论”等理论的指导下,在许多人并不很知情的情况下,早就进入实质性操作,但随着其深化,导致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最终引来社会广泛的质疑甚至批判;中篇着重说明,导致国有资产大规模迅速流失的不是“产权明晰化”,“现代企业制度”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本身,而是它们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政策支持。理论是弹性的,政策是刚性的。社会批判可以对理论和理论的炮制者大加挞伐,但一碰到政策,就必须静音。下篇也就是本篇试图说明,国企改革无论是改出的种种乱象,还是改革的理论或者政策,都还只是表象,本质则在于“工农联盟”这把可以剪除贪官污吏的命根子、确保工农根本利益的制度的剪子。农村分田单干肢解了这剪子的一半,国企改革则是肢解它的另一半。但这一切尚未尘埃落定,工农大众必须起来维护社会主义的制度。这是最大的维权。
右而左 2010-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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