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亡国十五论之一：没有人民民主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苏共亡党亡国十五论之一：　　

没有人民民主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一论苏共亡党亡国　　

萧湘延　　

20世纪是个悲欣交集的世纪，有两个事件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并将对人类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一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一是1991年的苏联解体。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解体，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最丰富、最深刻的经验教训。苏联这个世界超级大国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苏共这个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独自执政70年、拥有90年党史和2000万党员的大党在一夜之间政权易手、党亡国破。此间缘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二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和出版了几百部学术专著，都在探讨分析苏联的历史悲剧。　　

    作为社会主义苏联的缔造者，列宁具有浓厚的民主思想，贯彻民主集中制也非常彻底。列宁主政时期，苏联共产党充满民主充满活力。但不幸的是，列宁在苏联建成不久于1924年就与世长辞了。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建立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俄在1918年-1920年三年战争期间，由于刚刚夺取政权，苏俄政权机关还不完善。为了加强领导，不得不由布尔什维克党直接发号施令，由党的机关和领导人直接处理该由政权机关管辖的事情，于是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这是违背政党政治常规。政党政治固然要求政党来执掌政权，但政党不是政权机关，所以不能以党代政、党政不分。1921年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很快意识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弊端。1922年列宁致信中央全会：“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 （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领导，不是像目前这样进行过分频繁、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列宁看到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体制机制弊端，但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列宁去世以后，他的探索就戛然而止了。斯大林构建了等级森严、强大系统的官僚机构，充满了神秘性、封闭性，普通党员只有听命的权利和义务，连最起码的知情权都被剥夺了。斯大林执政30年间，不仅在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捕风捉影地搜查了各种政党，而且进一步强化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体制，加强了个人集权。1941年，斯大林以苏共总书记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独揽党政大权。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民主政治遭到了无情践踏。到斯大林晚年，更加专制，党的政治变成了宫廷政治。　　

二是干部任用的任命委派制和职务终身制。恩格斯说，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既然是人民的公仆，就要由人民来选择。但在苏联，人民的公仆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指派任命的，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根本没有任何民主可言。苏共还通行领导职务终身制，斯大林是终身的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8年，一直干到死。由于通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委派制，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上级机关。这样大大小小、层层级级的官僚们，就不会为人民负责，而只是为给予他们权力、官位的上级负责。久而久之，苏共党内唯书、唯上、不唯实的风气甚嚣尘上，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渗透到苏联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三是决策体制高度集中。苏共党章规定，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保证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列宁时期，苏共党内民主生活是公开透明的，民主集中制得到了很好贯彻。斯大林掌权后破坏了这一制度，压制党员干部发表不同意见，决策往往决定于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盛行。斯大林还采取极端手段来消灭政治上的反对派，错误地发动了“肃反运动”。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各级干部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苏共党代会的报告、决定，事先早就拟好了，只待照本宣科地念下去，都是英明伟大的决策，照例是雷鸣不息的掌声和完全一致通过的情景。有时候也会照例公开意见，也会照例讨论一下，但都是搞形式、走过场，其实不起任何作用。　　

四是干部得不到真正监督。苏联建国之初，列宁非常重视监督，1921年俄共（布）八大作出《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明确监委会与党委共同行使职权。俄共（布）十一大又制定了《中央检查工作条例》，又赋予检察委员会对中央机关、俄共中央书记处、组织局、各书记、部长的检查权、质询权。从章程看，苏联共产党是高度民主的党。但这些原则章程，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而是被束之高阁。由于整个官僚体系的官员，并不是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官僚机构对官僚机构的监督不可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列宁高度重视的纪律检查部门，在斯大林手里又降了规格，使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关系降为下级地位，导致了党的领袖和一把手及重要干部成为特殊党员，长期处于虚置失监的状态。在苏联，不光是普通群众，即便是党员、党的干部都没有享受到充分的民主权利。官员来自上面任命，而不是来自于民主选举，人民群众对各级官员的监督徒具虚名。　　

 苏联在政治建设上很成问题，甚至可以说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苏联之前，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巴黎公社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企图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具有世界意义的一次演戏，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巴黎公社的三条历史经验：一是全民公选国家公职人员，并随时可以撤换；二是只给国家公职人员发普通人员的工资；三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列宁非常重视民主，他创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列宁时期，苏联共产党是充满民主的，不同意见会得到真诚尊重，整个党充满生机与活力。斯大林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苏共各级领导干部，不是选举产生，而是自上而下地任命。领导干部职务只能上不能下，职务终身，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　　

苏联过度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忽视无产阶级民主。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扩大化，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惨遭杀害，苏共元气大伤。由于高压的政治氛围，人人自危，党内许多同志不敢发表不同意见。苏联的政治民主非常缺乏，甚至还不如西方国家。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常攻击苏联为极权国家、独裁专制，且不难找到有力证据。苏联这种形象，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恩格斯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变的发生，都是“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结果。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外因又有内因,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既有思想文化原因又有民族宗教原因,既有体制原因又有领导者背叛的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路线方针政策的原因。笔者认为，促使苏共亡党亡国，最关键最要命也最受西方国家诟病的原因，就是苏联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笔者认为，可以认为苏联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了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体系，但并没有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党政不分、个人专断，通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委派任命制和干部职务终身制，人民群众和普通党员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广泛的健全的民主权利。整个社会由苏共官僚控制。苏共官僚以人民的名义控制着整个社会生产，但生产资料并不归他们所有。因此有学者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叫官僚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特殊的过渡的历史阶段。有两个前途，黑暗的前途和光明的前途。黑暗的前途，就是控制着整个社会生产的官僚集团，以改革的名义，推行私有化，把属于人民公有的财富、生产资料，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从共产党的官僚摇身一变成为家资累万的资本家，整个社会倒退到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从苏联、东欧剧变历史来看，整个官僚集团，都有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先天性倾向。这与当前中国右派官僚拼命挖社会主义墙角，极为狡诈地推行私有化，是如出一辙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是走上了这条黑暗的道路。而另一个前途，就是人民群众起来，强迫官僚集团把人民的权力还给人民，建立真正的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行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光明前途。可惜苏联人民没有选择这个前途，使十月革命以来的一切成果全部丧失。　　

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需要民主，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需要民主。不建立民主，不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官僚当家作主。最终必然滑向修正主义，走向历史反面。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他认真地对毛主席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是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地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非常严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大多数人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权力只有真正来自人民，人民才会起到强大监督作用。只有发展真正的民主，人民才能起来负责。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主义最忠诚、最坚定的保卫者、拥护者。历史告诉我们，苏联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不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不让人民群众起来负责，结果不到70年就党亡国破灰飞烟灭了。　　

要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就必须让政权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如果不建立真正的广泛的健全的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政权就不会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正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经过人民群众的检验，由人民群众通过民主形式严肃选择。苏联71年，共有7任最高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只有列宁、斯大林是伟大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经过残酷的革命战争考验出来的。赫鲁晓夫，是鲁莽草率的矿工，提出所谓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缺乏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常识；勃列日涅夫思想平庸、爱慕虚荣的行政官僚，他曾授与自己30多枚勋章。1980年勃列日涅夫死后，在葬礼上为他捧勋章的就长达几公里，可谓世界奇观。安德罗波夫，个人、人品、思想素质都还不错，但身体不好，出任苏共总书记不到两年就去世了。契尔年科，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病夫，出任苏共领导人不到一年就死了，仅有的一年时间，几乎就是在病榻上度过的。戈尔巴乔夫喋喋不休、华而不实。如果苏共党员和人民群众享有真正的广泛的健全的民主权利，他们绝对不会选择鲁莽草率的赫鲁晓夫，也不会选择才能平凡、思想平庸、满脑子虚荣的勃列日涅夫。也许戈尔巴乔夫还有一定魅力，但他那点马克思主义水平经得住人民的火眼金睛吗？苏联建国以后,高层政治动荡不安，经常发生政变，就是缺乏民主、民主制度不健全的表现。　　

一个政权，打着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但不让人民享受真正的民主权利，不让人民当家作主。久而久之，其本来面目就会被人民识破，人民也就会最终抛弃他。“官，舟也，民，水也；水亦载舟，水亦覆舟”。1991年苏联解体，拥有2000多万党员的苏共、拥有70年辉煌历史的世界强国，在国破党亡的时候，竟无一人起来捍卫，沦落到连封建王朝都不如。一个封建王朝在灭亡之前，还有几个死节之臣，而苏联没有。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又不难理解。黄苇町在《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中说“苏联共产党不仅是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搞垮的；也是被它一直宣称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的”。苏联是被官僚集团和人民群众双重抛弃的。控制着社会资源，控制着社会生产，享受着特权，过着剥削阶级生活的苏共官僚集团，先天就有历史倒退的倾向。因为搞私有化，化公为私，就可以把受他控制但并不为他所有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变成属于他的私有财产，可以传子传孙。他们享受着特权，挖着社会主义墙角，巴不得社会主义早日寿终正寝。而广大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受两种教育：一方面是理论上书本上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以及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逻辑推论；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却饱受官僚主义的控制、欺凌，在政治权利上还享受不到西方民主，现实的种种不公，引起了人民群众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反而对资本主义心向往之。再加之，过度欺骗宣传、长期思想禁锢，人民群众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巨大的历史变革面前必然引起巨大的思想混乱，缺乏捍卫社会主义的组织和力量。　　

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必然是人民当家作主。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迈进的历史过程中，人民群众会享受越来越充分、越来越广泛的民主。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个倾向，就是过度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而忽视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人民民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是辨证的。无产阶级是对剥削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进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真正广泛的民主。只有建立真正广泛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力量，才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政权的“保护神”。人民民主越健全，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越有力量。这个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不建立民主，不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官僚当家作主，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势力复辟，让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让资本主义美国干掉了社会主义苏联。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民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创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民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文化大革命在思想史上的价值是超越时空的。21世纪看文革比20世纪看伟大，22世纪看文革比21世纪伟大。文革曾经伤害到许多好同志，但文革的方向是对的、思路是对的。文革将作为伟大思想家毛泽东的杰出作品，使人争论不止、回味无穷。只有在20世纪才有人诅咒文革，他们不过是旧社会旧思想的余孽，他们诅咒文革，就好比是奴隶社会的贵族诅咒商鞅，满清遗老遗少诅咒孙中山一样。毛主席是20世纪的中国领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他没有称职优秀的学生；毛主席依然是21世纪中国的领袖，他会有优秀称职的学生；毛主席与22世纪的马列主义者同行。　　

当前中国社会渴望民主，就像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农民渴望土地一样，这几乎成为社会常识。中国官场腐败最为老百姓痛恨，已经超过社会的容忍度。问中国为什么这么腐败，近95%以上的人会回答到，这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不像人家美国搞的是民主制度。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谁抓住了土地就抓住了革命的要害，结果毛泽东抓住了。在今天的中国，谁抓住了民主，就抓住了历史主动权。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高举人民民主的大旗。如果不能准确把握民众的诉求，就会错失历史机遇。　　

中国必然走向民主。但只有马列主义者才能建立真正的广泛的健全的民主。我们不仅要建立真正的政治民主，而且还要建立真正的经济民主。建立真正的政治民主，就是要推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让人民群众享受比资本主义好得多真正的广泛的健全的民主；建设真正的经济民主，就是要重建强大高效的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将民主管理的原则贯彻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让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当家作主人。　　

没有民主，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不建立民主，不让人民当家作主，就会是官僚当家作主，最终官僚集团就会整体叛卖社会主义事业，这就是苏共亡党亡国留下的最深刻的教训。苏联国破，苏共党亡，但苏共干部却在苏共的葬礼上发了家，致了富，摇身一变成为家财万贯的资产阶级。这是研究苏联解体最值得深思最该重视的核心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