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社会科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依据理想设计进行实验，并得出一般性结论。由于无法有效控制社会实验的条件，社会科学的结论只能来自对所采集社会现象样本的抽象与概括。换言之，自然科学理论的运用适于演绎法，可从一般性结论推导出具体结论；社会科学理论本质上是归纳法的产物，只具有概率意义。
由于社会实验无法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任何社会科学结论都只是对某一特殊现象的提炼和概括，是针对性结论而不是一般性结论，它不能自动适用于“同类现象”。这就是不管50年前还是现在，西方“普适理论”进入中国总是步履维艰甚或碰得头破血流的原因。
由于无法根据将影响因素充分简单化的理想条件来进行实验，社会科学的每一对象都是独特的，无论是理论所赖以产生的现象还是理论将要被运用于其中的对象。社会理论概率意义的大小，取决于它搜集同类样本覆盖率的大小。但即使理论的适用率达到80%，你所要面对的问题也可能恰恰就属于另外的20%。何况对概率的估计其依据也只能是得出结论时的样本数量，而时间会不断制造新的样本。
因此，社会科学理论的有效性十分可疑，它完全达不到类似自然科学的那种有效性。自然科学对人类的意义是指导性的，它可以直接作为人们行动的依据；社会科学理论却只具有借鉴意义，它只能作为人们采取行动时的参考。既然是参考，兼听则明，显然多方参考、参考不同理论而不是只迷信一种，才是正确的态度。
虽然社会科学理论在适应性和有效性上与自然科学不可同日而语，但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专家们往往夸大自己理论的适应性与有效性，混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质差异，以“科学”的名义要求人们给予其相当于自然科学的信任。这种过分僭妄，在社会科学专家学者们自己所倡导、营造的所谓“尊重知识、尊重专家、与国际接轨”等话语氛围下，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
为什么专家学者都喜欢提倡“与国际接轨”？除人所共知的原因外，这里面还有不为人知的奥妙。既然社会理论其实只能作为一种参考，那么人们认识和行动的主要依据只能是对认识和行动的对象本身信息的了解；结论的高下优劣，取决于这种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专家学者无疑比一般人更了解理论，但他们未必比一般人更了解对象本身，未必更了解生活、了解社会。例如经济学家显然比其他人更懂得经济学，但他们未必比其他人更懂经济——理论与理论所试图折射的事实是两回事。在对人们认识和行动的主要依据即对象本身的信息了解上，惯于端坐在观念象牙塔中的专家学者，比之时时处在第一线的其他人，并没有优势，甚或还有劣势。提出“与国际接轨”，就可以化解这种在具体情况了解上的劣势。“与国际接轨”的言外之意是：普通人的日常经验不能作为认识与决策的依据，只有专家学者从书本看来的、谁也没有切身体验过的“国际成功经验”才管用——这样，话语权和主动权就被牢牢掌控在知识精英手中，尽管其实他们并不配。
知识精英是以知识为业的人，他们的主要优势不是对认识和决策的主要依据——客观事实——更了解，也不是他们的意见、建议更有效，而是由于他们拥有一整套知识体系的支撑，能够较快形成一种整全性思路；当他们把知识系统当作一种话语系统时，他们对自己意见的表述，能做到更有力。因此，他们真正擅长的并不是找到正确答案，而是为某种既有观点辩护，为某种具体利益代言。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体总是追捧专家学者，在许多问题上倾听他们的声音——媒体追逐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不是意见的中肯有效，而是表达的强势有力。
同样原因也使得决策者针对知识精英的咨询，成为方便的选择。决策咨询的目的，是打破决策者本身的视野局限，听取更多不同声音。由于受咨询的对象有限，能够快速形成整全性思路且能赋予它一种强势表达的知识精英因而成为首选。
专家学者的表达强势得益于两大法宝，即统计数据和经典理论，分别对应于人们常说的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虽然这两样东西看起来很具“说服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其实只具表达意义而不能对具体判断构成实质性支撑。专家学者大多脑子里装满各种观念，这些观念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就成为有色眼镜，常常会左右视线，遮蔽事实。因此，专家学者的优势只是在建立抽象的理论模型方面；当面对具体事实时，具有常识经验的人从切身体验得出的判断，常常优于专家学者从观念导出的判断。
就统计数据而言，专家学者常常是从观念得出结论，然后再寻找统计数据的支撑，以取代对具体信息的了解。在统计数据面前，掌握具体信息的人往往会自惭形秽，认为自己了解的只是片面，专家学者的数据才代表全面。其实，事物包含多个方面，认识事物也可以有多个视角。从不同视角出发，可得出不同的统计数据，导向不同结论。针对具体事物的不同结论，都有可能找到数据方面的支持；这些数据其实往往只是有利于某一结论，并不足以支撑某一结论，更不足以排斥其他结论。只有在变项数量被限定的假想状态下，统计数据才可以作为构建模型的砖瓦，而对结论提供确切无疑的支持。但在专家学者有意无意的误导下，统计数据在对具体事物的判断上也成了不容置疑的论据。这在当下中国尤其是一种讽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统计资料的基础十分脆弱，其真实性十分可疑，自相矛盾的地方屡见不鲜，而且这一点常常被专家学者们用作质疑对自己不利证据的理由。
就经典理论而言，其基本结论实质是对理想状况的假设和描述。借用萧伯纳的话说：它唯一的毛病就是它从来没有被实施过。现实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不可能标准践行于经验世界，而只能在观念世界中自圆自洽。例如，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百分百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政治或社会主义社会。理论描述的，并非是现实世界本身，而只是认识世界的工具或参照系，它与现实的差距因时因地因对象而有异。因此，当试图将经典理论作为一种论据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参照时，必须服从严格的适用条件与适用范围的限定。但在专家学者的话语霸权下，经典理论已成了可以独断乾纲的普适性论据，就像万金油一样被到处贴用。
社会领域内的每个对象都是独特的，因此对每个独特对象本身的了解程度，才是决定认识和决策优劣高下的关键。在这方面，能够与对象长期相处、互动的第一线人员具有先天优势，他们的缺陷往往只是不惯于作宏观或抽象思考，因此易被专家学者在话语上、表述上压倒。当他们也习惯了宏观和抽象的视角时，无论在认识、决策还是对认识、决策的表述上，他们都将占据优势。反之，知识精英的优势基本上只是一种表述层面的优势，他们在对对象的具体认识上往往具有劣势，因为他们的思维易受囿于各种既有的抽象性结论。由于对理论比对事实了解更多，由于理论才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从理论而不是从事实本身出发，这就颠倒了人类认识的正常顺序。受囿于先于事实进入头脑的理论，这是知识精英的共同局限；能够在理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学者，往往是那些先发现问题再潜心于理论的“半路出家”者，从马克思到科斯、从康晓光到吴思，都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胜过专家学者。当前这种全社会对专家学者的顶礼膜拜、大多数人心甘情愿让少数人代替他们思考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少数人处心积虑的结果。这既是对民众的愚弄，也是一种社会病态。真正的理性启蒙就应该告诉大众：不要把专家学者太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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