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书写民国时代的人和事，成为出版界的一时热选，书店中此类书籍铺天盖地，让人目不暇接。相同的人物、相同的逸闻、相同的事件乃至相同的观念和解读，你方言罢我登场，热闹非凡。抄来抄去，说来道去，无非是要说明民国不是教科书上描绘的“万恶旧社会”，而是一个知识分子敢说几句真话、统治者有一丁点雅量、学术、思想、言论有一点自由空间的时代，细究起来，还是不脱“影射史学”的窠臼，如同孔夫子想象出一个远古圣贤的太平盛世，是要反衬当今世道的窳坏。但是，正象“万恶的旧社会”是一种出于政治需要的简单化标签，这个“自由而有趣的民国”又有几分是历史的真实，几分是后人移情的想象呢？
有一个问题不好解释：如此自由而有趣的民国何以会垮台？我曾怀抱这个问题，试图绕开在民国过着好日子的人们的记忆，去探究一下民国底层草根的感受，结果发现他们的记忆是被历史所忽略的，他们的感受是很少被文字记载的。我小时候的老保姆告诉我，她年青时的印象，就是不停地逃难，军队打仗要逃难，土匪来了要逃难，日本人来了要逃难。在民国生活了十六年的父亲告诉我，当时的感受就是黑暗，看不到自已的前途，而且生计困难，物价飞涨，有钱就赶紧去买米。普遍的情绪是，让这一切赶快结束，谁来都好，谁来都不会更坏。
这里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记忆，如今的知识分子更多地记住了自由，当时的民众记住的是苦难。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苦难已漫漶不清，自由还在发光。作为一个自觉的自由主义者，我当然对历史上星星点点、本不甚多的自由倍感珍惜，但以史为鉴的严肃态度，又不能不使我审视这种自由据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尤其要追问何以知识分子的自由感与民众的苦难感相随并存。
我们不妨回望历史。民国时代由袁世凯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蒋介石时期所构成。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征，就是中央权威不足，各地政治军事集团拥兵自雄，相互之间兵戈不息。这种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态势，就使得知识分子的才智获得极大重视，争取人才、争取舆论支持，成为各个政治军事集团壮大自身的必然选择。与“大一统”下知识分子只能“习得文武艺，贷与帝王家”不同，分治状态下的知识分子，有了更大的言论空间和选择自由，更受尊重。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三国时代等分治型社会状态下，知识分子都有特别活跃的表现。
与传统知识分子只能各择其主，充当策士的历史定位不同，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民国知识分子基于对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西方思想观念的理解，从而具有更多的独立意识，形成了不同的“公共知识分子”群落，存活于各个分治板块的裂缝空隙间，显得卓尔不群。但在胜败定于武力的大格局下，他们注定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而只是被拉拢的、被利用的力量，最终要择边站队。一旦胜负既定，天下一统，他们的独立性也荡然无存。四九年后，留在大陆的民主党派下场之惨固不用说，去了台岛的青年党、民社党，也基本失去了政治话语权。
细考历史，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能在北洋时期兴起，与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关系甚大，而且练兵出身的北洋军人，骨子里还有尊重读书人的传统积习。摧残言论、枪杀记者林白水、邵飘萍的，是张作霖、张宗昌之类土匪出身的军阀。国民党是有意识形态的政党，搞“党化教育”很用力，但统治力只及于江浙及周边区域，北平的言论、学运活跃，与地方势力的姑息乃至纵容有关，要害之处是削弱中央威信有利地方割据，如果过度镇压民间，反给中央插手地方的口实。上海作为言论自由的重镇，是因为租界的存在。反观南京的沉闷，就容易理解了。抗战时期，则是重庆沉闷而昆明活跃，盖因昆明在龙云、卢汉的治下。
可见，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能享有几分自由，是因为中国的分裂状态，有多种政治军事集团存在，彼此竞争。但由于这种竞争是以军事武力为主要方式，兵祸连连就在所难免。兵燹之灾，直接由底层民众所承受，他们自然体味不了自由却记住了苦难。这也是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及共产主义革命席卷中国的深层原因。现在还有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如果当初不怎样怎样，现在会更好云云。其实，人是预见不了以后的“更坏”的，而只能看见眼前的“坏”，而且以为是“最坏”。
撇开苦难不谈，还是会有人认定“夹缝中的自由”也好过没有自由，这也是许多借古喻今、借史讽今的文字大为流行的原因。 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现在拿历史说事的人，有一种不好的习气，就是喜欢“比烂”——这个苹果烂了一块，但那个苹果烂透了，所以这个苹果是好苹果。其实，这个世界是有好苹果存在的，我们是可以“比好不比烂”的。只有在“比好”中，我们才能建立起好的价值观，而不是用“次坏”的东西去充好货。有人总喜欢在“伪君子”与“真小人”中让人二择一，却不肯去议一议“真君子”的风范，反伪道德就不讲道德，反伪崇高就否认崇高，社会风习日下，此亦一原因。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丝毫自由的元素，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找出许多事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历朝历代的言官进谏、民间书院的讲学风气、民国时期的民间办报等。但这种自由，是有很大缺陷的，我称之为“基于雅量和容许的自由”。
所谓“基于雅量和容许的自由”，是指这种自由建基于统治者的个人修养之上，统治者贤明宽仁，就有一点言论自由，可以提提建议甚至意见；统治者刚愎苛酷，就要么因言获罪，要么噤若寒蝉。这种自由操之于统治者之手，被统治者脖颈上套绳套，自由之大小，全在统治者放绳索的长短。毛泽东曾有一句让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名言：“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一个“让”字，才是本质：让与不让，收发在我。让与不让，全在自己对“天塌与否”的感觉。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我称之为“基于权利和法治的自由”。自由是天赋权利，这种权利受法律制度的保障，非法侵犯或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利，是违法、犯罪行为。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是不考虑执政者的肚量问题的，相反，执政者的个人修养，还必须接受公众的审视，威福自恣者必须下台，赖着不走就革命。“革命权”也是天赋自由权利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我正是在此自由非彼自由的区分中认识民国时代的自由的。民国的知识分子向往与呼吁的是作为权利的自由，但在非法治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得到的只是作为容许的自由——这种容许常常变为不容许。这是民国知识阶层较为普遍地欢迎革命的原因——他们不满足，他们的梦想是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身处民国更为底层的社会大众，连这种容许的自由也无法亲炙，只能在苦难中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革命权。革命的结果固然令人唏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能用来否认革命的合理性，否则就无法解释民国崩溃的历史事实。
如果我们试图从这段历史中得到一些启益及教训，我个人以为：作为与生俱来权利的自由，需要多种政治力量并存竞争的社会环境；这种竞争应是民主法治规则下的政治行为，而不能是武力的分裂争斗；自由的美好，必须由民众来体认，而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一个少数人享受恩赐式的自由、多数人深感苦难不公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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