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的沦落与
建筑业和出口创汇业的畸形发展
文忠兄：
来信早已收悉，因所述问题有些沉重，我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迟复为歉！
你们建机厂我知道，与武重、手表厂、无线电二厂是左邻右舍，与两家军工企业是对门对户，规模很大，设备先进，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挺红火。我当年的住地社科院西院离你们厂区不远，每天清晨，厂区里火车的汽笛声总要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开始新的一天的生活。每逢星期六晚上，我们全家都要到你们厂区的工人俱乐部看戏、看电影。我乡下的姑母来汉看我时，还到过你们厂区的铁路边扯回野菜给我尝过鲜。
你信中说最不能理解的是在这个建筑业几十年窜红的时代，厂里的生意也一直不错，为什么要听任厂里的大小头们胡作非为，贪污挥霍浪费之外，还要明目张胆地将厂里的资金、资产、新进设备、技术骨干转移到外围的几个小厂？厂里的职工对这些做法反映强烈，上面的权贵不但不理不睬，反与厂里的头头脑脑们勾连在一起进行有计划的折腾，将好好的一个厂子弄得产产停停，发不出工资，借此“减员增效”，一批批地裁减职工，直至将空壳厂子关掉，将几个小厂改成姓私，让剩下的工人一夜之间全部下岗，按工龄折算几千元到一万元买断……往后十几年哪，不但拿不到分文的工资、福利，还要每人每月给保险公司上缴600多元的社保金。上面要我们“不找市长找市场”，我们一辈子就会做工，私人厂子嫌我们年龄大，不要，只好四处瞎碰……活泛一点的还能开个铺面，开个挑土的士，邀几个人一起到新开张的店铺卖唱促销；老实一些的就在超市、宾馆搞卫生，在街头修锁、修鞋、修车，趁黄昏时踩三轮车、摆几件小商品“挖地脑壳”；体弱多病的就没得法呀！看着子女跟着受苦，看到不少家庭妻离子散，心中难受哇！好好的日子不过。为会什么要这么折腾呢？说我们是既得利益者，要把我们改成“弱势群体”，为此还“洒泪为商鞅”。我们一辈子靠劳动吃饭，是凭空得利吗？
说实在的，看到你信中的这些阐述时，我的心中并不比你好受多少……作为一个社科研究工，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去说几句公道话，每天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写呀写，我的心中有愧啊！
武汉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从清末的汉阳铁厂、兵工厂，到汉口开埠后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裕大华纱厂，到解放后的骨干企业群，百余年的建设积累呀！兄台所在的建机厂还只是武昌中北路工业区内的一个中型厂，当年武汉像这样的工业区有20来个，仅武昌就有中北路工业区、洪山武锅工业区、紫阳路武船工业区、沿江轻纺工业区、徐家棚武昌车辆厂工业区、小东门工业区、凤凰山工业区、百沙洲武泰闸工业区、葛化工业区，还有两个超大型的关山工业区和青山工业区。现除关山的汽发改为长动集团、青山的武钢改为武钢集团部分保留外，绝大多数都垮掉了。武重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机械母厂”，垮掉了；武锅是江泽民同志工作过的地方，不少老人给其写信，也没能保住；武船也半停半废多少年，要不是阿扁闹台独，也早就没气了。江对岸除大桥局、汉烟还在外，汉阳工业区、桥口工业区、江岸工业区几乎全军覆没，繁华地带的江汉区，除手工作坊外，看不到一家像样的工厂。
地县的情况更糟。全国著名的铁铜矿冶城市黄石、大冶、鄂城，轻纺工业城市沙市、襄樊、云梦，汽车城十堰、石化城荆门，膏盐化工城应城，水利枢纽城宜昌、丹江口，以及油田、磷矿和大量的“三线”工业区，除二汽改为东风集团和个别钢铁厂还存在外，大都倒闭。如著名的湖北应城石膏矿，总矿下辖四个分矿，3000多职工，都是现代化的掘进作业，长江埠的铁路延伸到矿区附近。我1975年在应城开会时到矿区和下矿井参观过，下面是纵横几十里的地下迷宫，上面是绿村农田，办公区红楼出绿树，流水潺潺，汽笛声声，好一幅牧歌式的图画。可在以后集体、个人、合伙一齐上的年代里，各类人群像田鼠一样到处挖矿洞，洞子里面又小又窄又黑，经常倒塌砸死人。国营矿区竟被这样的“民营”兼并，总矿和分矿副科级以上干部搬进城里新建的公寓养老，处级干部的工资关系转到省建材局按公务员标准发放，其他职工全部下岗，如鸟兽散，连买断工龄的几千元钱都没领到手，每月还要交社保金。1996年秋我送我孩子的外婆回矿时，同行的一位杨司机看到矿区衰败的景象时吃了一惊：“怎么还有这样的地方”？
湖北武汉和地县的企业究竟倒闭了多少？下岗的人数是多少？没有人刻意地去关心，好似一笔糊涂账，但不会抹杀，还是有规律可寻的。按当时的体制，武汉市的国企分为中央在汉企业和省、市办企业，在各级计委有案可查；街办大集体企业和合作社抽查一个街道即可推及其他；厂办大集体企业和合作社按每厂若干个推算。全市这三项总和在10000个左右。
我省地市县除以上传统的国营企业和三线企业外，在城镇同样有数量庞大的街办、厂办大集体企业和合作社；在农村，越往下走，企业的规模越小，国营企业特别是大集体企业的数量越多，企业职工在城镇人口中的所占比例也越大。每个区、每个公社乃至到每个大队，都有农机厂、农机修理站、粮店、米面加工厂、食品站、餐馆、供销合作社、代销店、理发店、旅社、兽医站、农科所、农技推广站、植保站、林场、农场、养殖场、饲养场、生资门市部、缝纫社、竹木器社，有的还有建筑队、搬运站。全省各地县的中央在鄂企业，省、市、县企业及各类大集体企业和合作社，总数在60000个左右。
全国各地在“改开”前的情况与湖北武汉的情况大体相当，有人推算全国倒闭的各类企业总数在200万个左右，我认为是有一定依据的。“改开”前的城镇成年人口主要是企业生产人口，下岗职工按城镇人口1∶3的比例推算，查阅1985年前各地城镇人口的总数，便可以推算出来。有人推算全国企业下岗和提前退休的人数在9000万以上，有人估计1亿多也不为过。官方不服，可以拿出具体统计数据与之辩论。
我在武汉生活了40个春秋，平日里就爱观察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三镇的大街小巷几乎没有我没去过的。下岗工人中干小商小贩的，摆流动地滩的，在街头巷尾定点修理的，在超市干营业员、卫生员的，以及信神拜佛的，踩麻木开的士的，喝小酒打小牌的，坐在大厅炒股票的，买体彩福彩的，在店铺开张时边唱边帮老板推销的，还有趁年轻干过发廊、嫁过机关事业单位老同志的，各类情况我都接谈过，用“生活窘迫”形容他们并不为过。譬如我问过一位武船属下大集体企业一位下岗女工，现年50岁，在新一佳超市卖鸡蛋，月薪不到700元，每月要交社保600多元，加上医保，每月要上交700多元。我说你这日子怎么过呢？这位女工的眼圈都红了。我也问过一些送孩子上学的中老年人，不少家庭是夫妇双职工下岗，有些甚至是两代人都下岗，能给孩子弄一顿肉吃是全家人最大的心愿。有一年过元旦，一位老太太本想将平时攒下的一点钱给孙子买顿肉吃，可老师也要过年，列了一个名目每位学生收20元，给孙子吃肉的愿望又泡汤了……
“三线”工厂倒闭后的情形更不堪入目。湖北蒲纺总厂建在山里，离县城还有一段距离。工厂被迫破产后，领导拿着钱走了。职工来自全国各地，多半是女性，按照中国人的“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的传统观念，也无处投靠，去沿海打工只要18岁左右的，20多岁的大姑娘就要被辞退，何况40多岁的人，只好呆在厂区里苦熬，吃了上顿没下顿。附近农民看不过眼，有的给她们送米送菜，有的把她们接到自己家中吃饭。但这也不是过日子的办法呀！
“过去30多年来一直声称埋头搞建设，实际上是埋头搞转轨。在一波接一波的国退民进的浪潮中，利用前人的财富‘发展自己’，还要作践前人，把我们当包袱甩，直到把我们的‘根’都拔掉。看看现在这些开发商凶的，上头为什么要允许他们这么做呀？”
兄台信中的这段话对我的震撼极大，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呢？
多年来，主流媒体一直在宣传一个口号，就是“要优化产业结构”。当时人们都模模糊糊地知道“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但不知怎样才算产业结构优化，只是心里犯嘀咕：都不生产了，要这么多人去做小买卖、做房子，还有九千万股民啥事不干，一天到晚疯了似的炒股，这能把国家搞好吗？直到现在把建筑业“优化”成了龙头老大，一心一意搞砖头GDP，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才略知其中的奥妙。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在“国退民进”浪潮的冲击之下，地县企业的倒闭导致地方财政税收直线下滑，转轨后的“民企”不仅有减税政策，而且个个都是逃税的高手，上缴给地方财政的钱极其有限，同时也因农民贫困，农业税也缴不上来，党政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都无法开销。当时湖北有些市、县还保留有卷烟厂，因牌子不硬卖不出去，只好像老祖宗张居正那样，以苏木胡椒折薪，给每位国家干部每月发十几条烟当工资，好一些的发牙膏牙刷当工资，让各人自找门路去卖了换钱，搞得怨声载道，眼看就要影响改革大局……后来终于在实践中摸到了可以无本求利的两条生意门道：一条道是卖城镇户口，开始买的人挺多，来钱也快，后来人们发现城镇户口只是一个“面子货”，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买的人日渐稀少；再一条道是跟房地产商联手卖山、卖湖、卖地，这一下子算真正摸着了门道了，生意越盘越红火，银子像雪片般的飞来，不但官员们越活越滋润，还有闲钱搞政绩工程。现在城镇和农村的土地，已经成了权富们的源头活水。
我从去年3月至今，自费考察了南方十几个省的市县建设情况，所到之处，都是怵目惊心的圈地拆房，漫山遍野种的是转基因桉树。近些年来为掩盖国内的经济危机，砖头GDP大行其道，各类资本一齐涌向建筑业，为此还专门发文让国企退出房地产领域，以让外资疯狂地抢滩幷购。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每年在我国登记的2.5万个外资企业中，50%是建筑业。在2011年胡润富豪榜上的96万个富豪中，仅炒房者就占到20%。
武汉市既是一座美丽的江城，也是一座湖山环抱的山水园林城市，号称百湖之市。“改开”以来，随着国企的全面陷落，砖头GDP乘势而上，不仅全面占领了国企地盘，还以瘟疫般的速度向郊区和郊县蔓延。目前武汉三镇除城区的原20余个工业区全部“开发”建房外，还将相当于中等县地盘的郊区洪山区、东西湖区、汉南区，以及青山区、江岸区、桥口区的周边占尽做房；将市周边的原武昌县、汉阳县、黄陂县、新洲县划进来做房。此犹未足，还与周边地区鄂州、咸宁、孝感、黄冈搞“联动”建房。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情况也大都如此。只要砖头GDP一天不停歇，瘟疫般的建房蔓延便一刻也不会停止。我于今年4月27日——28日，到武汉市的洪山区、江夏区及其与鄂州市毗邻的三个农业区进行了一番考察，发现从武汉市的九峰乡、花山镇、左岭镇，江夏区的流芳镇、龙泉乡、豹澥镇，到鄂州市的葛店区、庙岭区、华容区，纵横40余公里的地盘上，绝大部分村庄已被拆毁，绝大多数农田荒芜，六十年的新农村建设毁于一旦，成为地产商们的囊中之物。
以上还只是外延的扩大，更可怕的是内涵的“创新”。我在《见证共和国六十年》中低估了当政者的决心，认为向外扩展和向内“创新”的拆改总有个极限，不可能靠没完没了的折腾过日子。事实上这种拆建行为早已形成了一种“搞建设”的常规模式，根本不需要什么“专家”的指点，18亿亩耕地的红线早已突破，看来还会无限制地突破下去。导致这种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有两个致命的因素：一个是支撑“土地财政”的需要，现全国城市卖土地的平均收入占地方财政的60%，有的地方占到80%；二个是“灭村”以掩盖分田单干给农村带来的蔽村荒草的需要，现农村大煞风景的问题一是乱搭乱建，二是粗放耕作。就是把所有的土地都占完了，砖头GDP也有办法存活。对此，有关部门早已作好了“制度安排”，所谓的“调控”都是临时性措施，绝不会有断档歇气的可能。如对城区内原有的建筑，按建设部关于住房使用30年必须拆建的文件，可以一轮轮无止境地拆下去，哪一天是个头啊……
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近20年来，武汉市区内的山山水水一直是房地产商攻坚的目标，到处挖山建房、填湖建房。据《楚天都市报》报道，武汉市原有127个大小湖泊，近30年来有近百个湖泊从人间蒸发，湖泊面积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剩下的湖泊也是成倍的缩水，周边建满了房屋。如东湖、南湖、沙湖均属这种情况。一些公园林地也被占用贻尽，如洪山公园、东湖周边园林，大都被占用建房。近年武汉市出台文件要消灭城中村，这本是有利于城市建设的一件好事。可内外资勾连的开发商都是药家鑫式的人精，城中村的地盘小，“难缠”的人一大堆，多难惹呀；厂院的地盘大，只要打发几个人便可搞定，多“来菜”呀！至今期限将过，仍未见消灭什么城中村，如省民政厅驻地边的陈家湾、方家咀、小何东村、小何西村，毫发未动地摆在那儿；却将遍布三镇的国企厂区和一些大专院校的建筑群拆了个干净。去年11月份，我在武昌转了一圈，但见中北路工业区从水果湖到梨园路口几万亩的地盘拆成一片废墟，洪山对面的武锅厂区几千亩的地盘拆成一片废墟；同年12月份去江岸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见“二七”车辆厂拆得只剩下一座大门，几千亩地在那里晒地皮。更令人痛心的是国家六十余年投资兴建的一些地标建筑和一些大专院校的建筑群落，也被拆成一片废墟。如武汉展览馆、建展馆、友好商场、武汉饭店、湖北剧场等辉煌壮丽的十大建筑，均被拆毁改建成不成体统的建筑；江汉大学的南北两院、武汉高等商业专科学校、湖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湖北外贸学校，都被开发商拆毁建小区。“赵××胆子大，什么都敢炸”的民谣，传遍武汉市的大街小巷。我在调查中有不少人盼望政府歇歇气，让市民过几天清静日子；也有不少人嫌房价上涨太快，想让政府降降价……还是一位老大爷明白事理：“你们说得倒轻巧，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呀！”
兄台在信中想知道这些年在市区填湖、毁林、拆厂、拆校和郊区灭村占地搞房地产的面积究竟有多大，并担心若干年后会无迹可考。我的研究对此虽有极大的关注，但力不从心啊，至今也没有统计出这方面的具体数据，只能提供一些便捷的推算方法：可到图书馆找一份1985年以前的市区地图和附近郊县地图，再找一份现在新出版的市区和郊县地图，两相对照：一是将当年所建的大小工商企业区圈划出来，按其分布的规模叠加量占原市区面积的大致比例计算出拆毁面积；二是将原有的湖泊、山林、公园、绿化用地叠加的总量占现市区面积的大致比重计算出拆毁面积。如果将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还可以通过查阅档案和走访调查的办法，将当年所建的各类企业一一登录在案，标出厂区设计的占地面积或调查圈算的占地面积，叠加后的总和即是现在拆毁的面积。郊区和周边县市砖头GDP的占地面积比较好计算，按公布的各区、县行政区划范围内的面积总数，减去改革前居民生活的县城的面积，再减去目前还未建房的空档面积便是；或在现在的地图上，划出“开发”建房的覆盖面积与未覆盖面积的区间比例，便可以估算出占地面积。当然，按照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要求，这些推算和估算是远远不够的。
土地、劳动场所、就业人数，资产规模，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家底，一笔糊涂账可不成啊！至于兄台信中提到的现在的一些出口创汇企业畸形发展的状况和缘由，我也作过一些初步调研和思索。
出口创汇企业主要指内地的外向型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和内外合资企业。其中内地外向型企业主要是个人、家族或合伙办的手工或半机械的加工企业；合资企业主要是外资到内地并购的国营企业和经股份制改造后的外资控股企业；外资企业中除部分从国外转移过来的污染型企业是真正是外商投资外，大多数是由国营企业转化为私产后，去境外登记一个企业，然后再以这个空壳外企“买”下国内这个转轨后的私企，摇身一变成为的“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这些企业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利用我国廉价的资产、地皮、劳力、原材料和外贸补贴、退税等优惠政策，为国外提供价廉特美的产品，为外汇管理局“创汇”。这种创汇现已占到全国GDP总量的70%，其中外资企业又占70%。这两个70%说明我们不仅天天在给外国人提供免费午餐，还要我国给这些产品出口退税，并给予大量的外贸补贴，便于让外资每年顺利地赚走2000亿美元的利润！目前全国这类企业不下200万家，另外还有百万家左右的个体作坊。其间除以十三跳著名的富士康规模较大以外，一般规模都不大。具体的企业数、从业人数和资产量，可到工商和商务部门或有关的行业协会去查征。
从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我两次到东南沿海考察“外向型企业”布局：一次是从江西的南昌、鹰潭、上饶到武夷山、福州、蒲田、惠安、泉州、厦门、漳州、汕头、陆海丰、惠州、河源，再一次是从江西的吉安到梅州、潮州、揭阳、汕尾、深圳、东莞、广州、珠海、中山、江门、佛山、清远、韶关、长沙，此前还专门到温州、广州等地的一些企业调研，一路上发现三条带共性的东西：一是从福州到汕头、深圳、东莞，这么远的行程，都是散散落落的作坊、工厂和荒废的土地，几乎看不到庄稼，感觉非常凌乱，构不成什么章法和体统；二是工厂内大都是一排排手工作业台，都是一些年轻的农民工密密麻麻地坐在台前操作，都是一上手就会的活儿，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年龄销大一些就要被辞退；三是厂区内的厂房、车间，大都是快餐式的建筑，板房板凳，所谓的“投资”，十年左右便会被消耗贻尽，根本没有什么接收价值。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所谓的“市场换技术”，统统都是精英们用以掩盖摧毁原工业体系的真实意图的遮羞布。
从“国退民进”、“国退洋进”，到国营企业的全面陷落；从国企职工的全员下岗，到拆厂建房；从分田单干到毁村占地建房；从毁厂、毁村到潮水般流向“外向型企业廉价打工……似一股强大的引力，将过去拉动国家走向强盛的动力型产业变成了今天的消耗型产业：要么一心一意创造砖头GDP，在拆了建，建了拆的循环消耗中原地踏步；要么一心一意创造外贸GDP，以廉价的资源和劳力为外国人生产，供外国人消费，赚回美钞后再回馈给外国人买廉价商品，在中国人生产，外国人消费的循环消耗中原地踏步。这就是资改派和无良精英们梦寐以求的“制度创新”！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要让中国在这样循环消耗的原地踏步中积贫积弱，以利于列强的控制，以中国永世沦为帝国主义殖民的代价换取列强的庇护伞，实现他们改朝换代的政治诉求，洗白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帝国主义的功臣苟活在人间。
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创造和后30年的改制瓜分，是人类20世纪中叶以来最重大、最富有悲剧性意义的社会历史事件。它从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踉跄地走到今天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这一步，不仅仅是资改派和无良精英要反思，社会各界都应该反思。譬如主流媒体，是按照戈培尔的“报纸的任务是要把统治者的意志传达给人民，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的宗旨做宣传工作，还是应该坚持在阶级性统一于科学性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阐明的实事求是，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戏说的实事求是做宣传工作？又譬如每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怎样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实践自己的誓言，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而不是去发挥相反的带头作用？再譬如作为人民国家主体的工农兵群众，在自己逐渐被边缘化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自身过多的忍让和默认？
兄台信中希望我能弄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全国各地国企倒闭总数、被转移的资产总数、下岗职工总数和拆迁占地总数等统计数字，以给历史和后人一个交待。说心里话，我非常想完成这个任务，这毕竟是我们国家前30年最基本的家底呀，能永远让它是一笔糊涂账？但靠一两个人不成啊！就是我以上的各类推算和估算无限地接近于原状，实际作用也不大。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只有工人阶级自己站出来说话，才有划时代的意义啊！为此我们可以学习延安时期的斗争经验，通过各地有识之士的倡导，自发地组成包括农民工、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在内的工人阶级调研组，开展“三查三对比”活动，即查各地国企和大集体企业倒闭数，查各地下岗和提前退休职工人数，查各地城乡毁房毁地搞“开发”的面积及资产损失数；对比“改开”前后企业职工的劳动生活、业余文化生活和家庭生活。（“改开”时间可按计划经济未遭破坏的1982年或延伸至1985年为界。）通过遍布全国每个角落的工人调研组，群策群力地摸清全国各地的真实家底，然后将这些数字汇集到全国工人调研指导小组的活动，让工人阶级自己去认识两种经济体制的实质，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总结中求团结，从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与此同时，还可以用在这样的活动中提炼出来的一些生动的教育材料，如三史（厂史、家史、个人成长史）的典型材料、各类职工工作和生活遭遇的典型材料，以及通钢、宝棉、林钢的工人阶级与资改派作斗争的典型事例，特别是洛阳工人阶级声援赵东民的集会斗争的典型事例，教育全国人民，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文忠兄：我们生活在这个人生大波大折的时代，既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大幸。你在过去的年代里，一直是厂里的技术革新能手和劳动模范，在自己下岗后的艰难日子里，还关心党的命运和祖国的未来，安慰和鼓励兄弟姐妹们共渡难关。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博大胸襟和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通过这么多年活生生的挫折和教训，也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知识分子如果脱离人民大众，不从人民群众中吸取知识营养，除当“精蝇”、“叫兽”危害党和人民之外，别无所长；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自觉地投身“三大革命”的斗争实践，才能与人民、与社会产生共鸣，发出自己的光和热。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变革的前夜，工人阶级有千万个钢铁汉，知识分子中也会有千万个赵东民，让我们聚集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与毛派社会主义的网络尖兵汇合，为复兴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同心共进吧！
顺祝全家安好！
愚弟：斯蓝上
2011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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