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赢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七论苏共亡党亡国
萧湘延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马克思主义以不容置疑、不可辩驳的理论力量论证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如同一切反动阶级一样，资产阶级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然进行垂死挣扎。
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新生的苏联，在列宁的领导下，打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武装叛乱，使社会主义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战爆发前，苏联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力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初步展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苏联在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聚经济、军事实力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实行免费医疗、教育、住房制度，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初步显现，为思想领域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想牢牢地占领着思想阵地。尽管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封锁，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也出现过种种失误，但苏联人民对未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自豪感。面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苏联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犹如钢铁长城一样坚不可摧。
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德国法西斯用最精锐的部队、最先进的武器用来进攻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先后发动了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等一系列举世罕见的战役，牵制和消灭了2/3以上德国兵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苏联的巨大功绩、历史作用，连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都不得不承认。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包围了几十年，苏联人民也英勇奋战了几十年，结果是苏联越战越强。到二战结束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亚、非、拉几十个国家。
在武装干涉、军事封锁包围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西方阵营决定改变战略，搞“和平演变”，要在思想、文化领域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以瓦解社会主义制度。“和平演变”，最早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在1947年提出来的。他预言：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最终将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
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国内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毋庸讳言，苏联作为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脱胎于封建残余非常浓厚的沙皇俄国，在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下和残酷战争环境下发展起来，制度建设非常粗陋，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和体制弊端。苏联在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影响和制约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进一步发挥。
当然，作为担任22年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是负有重要历史责任的。1964年10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抛出了《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的秘密报告，不是从制度、体制、文化和历史条件等方面综合分析、正确认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失误和斯大林所犯的错误，而是简单草率地归结为斯大林个人，从而在苏联和国际上掀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极坏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此后，赫鲁晓夫把“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观念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以及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外交路线。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路线。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他对赫鲁晓夫鲁莽草率、毫无章法的改革措施进行了调整，也停止了大张旗鼓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但一直没有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也没有对苏联存在的制度缺陷和体制弊端进行正确思考和认识，更谈不上采取得力的措施进行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强大繁荣的外表下，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隐藏着深刻的危机。长期以来，苏联积累的体制机制弊端，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的，滋生了种种丑恶腐败现象，致使许多年轻人尤其是青年一代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根据苏联出现的新形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统后，奉行“均势外交”，积极苏联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企图通过宣扬个人利益为核心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来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抗衡。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就在里根扬言要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垃圾堆”的时候，准备大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开始了最终使苏联走上绝路的“改革事业”，向西方打开大门，起身相迎西方蓄谋已久的“和平演变”。戈尔巴乔夫鼓吹“国际政治新思维”，宣扬“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的高于一切”，说苏美两国“除了领悟共同生存这一伟大真谛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根本抹煞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依然存在严峻斗争的铁的事实，自己解除思想。西方敌对势力从戈尔巴乔夫的言论中感到了有利时机，对苏联全面展开“和平演变攻势”。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过程中，西方国家使了四个方面的阴招，通过和平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是利用大众传播进行意识渗透。 美国在西欧设置了“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专门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每天用6种语言“传播国际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意志电波电台”每天也分别用40种和35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狂妄地宣称：“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1988年12月，苏联停止了对过去视为反动电台的多家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舆论攻势。由于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敞开大门，1990年前后苏联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群众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人认为要效仿美国，17％的人选择德国，1％的人看好瑞典。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一些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所谓的“彻底革命”之路，背弃社会主义的“此岸”，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这就完全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宣扬的“最有效的宣传”的要求：“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认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
二是利用经济贸易、技术援助，诱导苏联改革走上邪路。二战以后，美国一直利用1949年11月秘密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和贸易限制。从1989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宣布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很快导致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乞求西方的援助。当然，美国也非常愿意在这个时候施加小恩小惠。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委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到美国，同哈佛大学的专家一起制定了一个“哈佛计划”，其中规定：西方每年援助苏联300亿-500亿美元，5年共援助1500亿-2500亿美元，苏联则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彻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许各民族自决等等。该计划还规定，西方援助同苏联改革紧密挂钩，每半年协调一次。按西方当时的说法，就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西方的援助只是一个“诱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1991年7月16日，戈尔巴乔夫带着包括“哈佛计划”在内的文件来到英国伦敦，会晤西方七国首脑，请求给予巨额援助。结果令他大失所望，西方七国并未承诺给任何援苏款项。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依然本着“哈佛计划”的思路，使苏联改革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了“不归之路”。
三是利用“人权”问题苏联国内的反对势力。多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鼓噪“共产主义世界践踏公民权利”。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签订后，西方国家利用协定中规定的条款，给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多方的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道义”的支持。
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上台不久就接见了《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他还亲自致信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表示美国“将继续履行在国外促进人权的坚定诺言”。1979年12月，卡特政府搞了一个所谓的“人权周”，对苏联施加压力，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造势助威。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争取民主赠款法》。1989年，美国国会仅拨给“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款额就达2500万美元。这笔资金主要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发展民主”和支持反对派。
随着戈尔巴乔夫所谓“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非正式组织和形形色色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刊物迅速发展起来。其中最典型莫过于为哈罗夫恢复名誉。萨哈罗夫是苏联的“氢弹之父”，他在西方支持和资助下，拼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把他请回莫斯科，随后苏联当局又按萨哈罗夫的要求，赦免释放140名持不同政见者。由于戈尔巴乔夫这一“鲜明”立场与态度，苏联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更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很快公开化、合法化。1987年12月28日，《真理报》的社论披露，当时苏联非正式社团已经有3万多个。
五是千方百计扶植苏共和苏维埃政权的掘墓人。早在1987年夏天，当叶利钦尚未与戈尔巴乔夫发生冲突之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就已同叶利钦进行了接触。叶利钦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印象，美国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对抗联盟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反叛行为。
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美国立刻邀请他访美，并且给予这位尚未就职俄罗斯总统当时还是苏联地方政权的领导人以完全的国家元首礼遇。叶利钦对美国人投桃报李。1991年12月他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密谋解体苏联时，首先向美国总统通报了情况，取得了美国的支持。“8·19”事件前夕，苏联著名反对派人士波波夫用纸条密告美国大使，说有人正在策划一场重大阴谋活动。“8·19”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两次与叶利钦通电话，稳定其情绪，鼓励其斗志；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立即表示支持叶利钦。此时的戈尔巴乔夫也是与叶利钦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当时企图挽救苏联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在苏共亡党亡国，苏联解体的过程中，雅科夫列夫是不能不提的人物。此人1923年出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53年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960年～1965年出任苏共中央科学文化部秘书处主任，1965年～1973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73年～1983年出任苏联驻加拿大使。在他出任大使期间，他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西方鹦鹉”。1983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雅科夫列夫全程陪同。两人多次长谈，十分投机。戈尔巴乔夫回国以后，立即把雅科夫列夫调回国内，担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该所下设17个研究室，共1000人左右，被外界成为苏联的“兰德公司”，后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等一系列观点都出自该所的研究报告的。此后，雅科夫列夫一路飙升。1985年7月成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1986年2月在苏共二十七大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1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6月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1988年取代利加乔夫成为党内二号人物。这位在苏共党内获得大权的“西方鹦鹉”，一方面利用戈尔巴乔夫“心腹和亲信”的身份，直接进言或采取适当迂回策略外，他还积极借助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机会，网罗了一批变质的苏共报刊领导人，有意识地放纵和引导错误舆论。1986～1988年间，苏联《消息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周刊、《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青春》杂志和《新世界》杂志等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新人”接管。苏共《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和《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大幅度调整。苏共机关最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调往莫斯科大学任教。在雅科夫列夫的纵容和支持下，1987～1991年苏联解体前，这些全苏性质的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倡导“公开性”运动、瓦解苏联的急先锋。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对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战略从屈从到迎合，加上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内部反叛势力与西方敌对势力的里应外合，使得苏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苏联彻底打败了。
中国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对象。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武装干涉不能奏效的情况下，美国于是把战略的重点放在“和平演变”上。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明目张胆的提出：要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四代人身上。从那时起，美国历届政府秉承“和平演变”的战略，从未放弃，从未改变。卡特总统吹“和平外交”、里根推行“民主运动”、布什强调“人权外交”。尽管提法各有区别，但实质内容相差无几，都是借“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动员和组织国内政治反动势力，分化和拉拢共产党内部的动摇分子，幻想从内部攻破社会主义政权的堡垒，使社会主义江山变色、红旗落地、政权易手。
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亡国以后，毫无疑问，美国把“和平演变”的战略重点转向中国。他们加强了思想文化渗透，通过设立基金、吸引留学生，的的确确培养了一大批“美国鹦鹉”；他们通过种种关系，把触角伸向中国的高层，在里面寻找、培植亲美国的势力，甚至自己的代理人。更为阴毒的是，他们早就把目标伸向中国的青少年。为“和平演变”中国，1951年美国中情局就提出了“十条诫令”。现在摘出几条看看：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大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从《十条诫令》，就可以看出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招是多么阴损，多么歹毒。他们是想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断子绝孙”。
苏共亡党亡国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历史最低谷，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面临着重重危机。看看中国的现实，毋庸讳言，美国中情局的《十条诫令》早就是遍地开花，结下丰硕的成果。一是他们培养了信奉美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精英学者。他们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大力帮助和刻意栽培下，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现在占据中国思想学术的要津，以专家权威自居，开着一副副歹毒的药方，一步步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引上邪路。二是造就了一批“红皮黑心”的贪婪“裸官”。这是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培养的代理人，当着共产党的官，掌着共产党的权，怀里却揣着外国的护照，早已把妻儿子移民到外国，时刻准备好当叛徒。三是支持和豢养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充当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代理人。“和平演变”是一场静悄悄的没有硝烟而又极为残酷的战争。只有稍微有点政治敏感的人，对着美国中情局的《十条诫令》，在看看我们生活的周围，就会感觉到美国人的“和平演变”早就在中国遍地开花，只差瓜熟蒂落了。
和平演变是一场没有硝烟但又极为残酷的斗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丧失了不少阵地。但是我们坚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来的觉悟的人民群众，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一定能获得胜利。
一要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社会主义是真理，真理的光芒终究是遮不住的。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从1840年以来，不断遭受挫折、历经失败而最终做出的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大众化，让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引导更多人客观地理性地分析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曲折成败，树立社会主义必胜信心。
二要不遗余力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苏联民主非常缺乏的社会，人民群众并没有成为社会主人的，这是苏联之所以亡党亡国的要害。要老老实实地承认当前中国社会的民主是不够的，是不充分的，在很多方面都是虚假的。要毫不胆怯批判西方虚伪的、形式的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要理直气壮地宣称，毛泽东对民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和手段。毛泽东是中共之“魂”，要打倒中国共产党，要使社会主义江山易色、政权易手，就必须玷污丑化毛泽东。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形象，还毛泽东以清白。要按照毛泽东指引的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革除体制弊端，不遗余力地建设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让人民群众享受比资本主义更多更好更健全的民主。
三要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要战胜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做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比资本主义幸福。要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件和社会事业，努力解决客观存在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问题，切实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提高国民幸福指数，让每一个人都过得有富裕、民主、自由、有尊严，每一个人都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四要彻底清洗“美国鹦鹉”。几十年来，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更由于西方国家的渗透，在中国培养和扶植一批“美国鹦鹉”。这些人拿美国的津贴，贩卖美国的私货，开出毒人害人的药方。对这人要严格审查，坚决清洗，使其离开关键岗位。
五要高度警惕西方文化的渗透。环顾全球，资强社弱 、敌强我弱的情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西方文化还处于强势地位，要始终对西方文化保持高度警惕。要努力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文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要看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远未结束。毛主席曾经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很长一个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得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没有硝烟的战争还得打几百年。当下，我们正处在激烈的交战中，有苏联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有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演习，我们有必胜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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