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问题至关重要。如果是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国内政商精英所描述的“汇率政策两难问题”，“外资政策两难问题”，“房产政策两难问题”，“食品安全两难问题”等诸多两难问题都不是问题。这里引用几位名家之言来佐证：卢麒元先生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逻辑。外资蜂拥而入中国，是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其他国家无法提供的高额投资回报。这才是我国汇率问题的关键。抓住这个关键，办法其实很简单。
卢先生认为，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不宜过度干预。但是，在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到合理水平之前，政府有责任通过二次分配来保障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简单一点儿说，我们必须对环境和特种资源予以保护，我们必须对高额资本利得实施累进制征税，我们必须对外汇结算进行平衡管理。我们有必要通过税费调整，对严重受损的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进行补偿。同时，我们必须降低高额外商投资回报的巨大吸附效应。因此，我国应该开征三税一费：第一，环境补偿税；第二，特种资源税；第三，资本利得税。一费：外汇损益补偿费。我们应当让外商投资利润回报恢复到国际平均水平。
如果有些人又拿国际惯例说事，卢先生告诉他们，崛起的中国必须创造国际惯例，而不是被国际惯例所束缚。此外，必须让外资及其代理人稍息。外资及其代理人在我国干政的局面早就应该结束了。
在经济学上，货币政策是社会分配的工具之一。汇率政策当然不能例外。所以，汇率政策几乎毫无例外是国家财政管理的范畴。以税治汇，根本不是发明创造。这是宏观经济管理复位。中国金融当局强横介入社会分配是很不正常的现象。笔者必须强调，国家经济主权的主体是财政主权，财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货币政策管理权。国家经济主权不容分割。金融管理权不能凌驾于财政管理权之上。我们不能允许金融利益集团强横介入社会分配，获得制度和政策安排的非法暴利；我们无法接受金融利益集团制造两级分化、激化社会矛盾、扭曲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让金融利益集团受到有效约束。一句话，我们必须对货币政策实施正常的、规范的、有效的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郎咸平举例说，“希腊的债务危机，高盛没有直接跳出来，它是让南非标准银行出面。这个银行我们之前很少听到，但是这一次它跳出来了，说希腊跟爱尔兰等国可能会因为它的债务问题退出欧元区。这个是很可怕的。为什么我说高盛是在操纵？因为高盛是中国工商银行战略投资的最大股东，现在依然持有中国工商银行133亿股股票，而中国工商银行同时又持有南非标准银行20%以上的股份。当初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就是高盛做的首席财务顾问。这一次南非标准银行站出来一说，欧洲人马上就受不了了。然后他们循线一追，发现中国工商银行是南非标准银行的大股东，开始怀疑中国了，然后又开始制裁中国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愚蠢，帮高盛做替罪羔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确实在向资本主义转变。而且正在从人人平等的社会风气，朝向上尊下卑、普通人无尊严、金钱论的趋势发展。“没有4000万的身价，就不要说是我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董藩教授之言是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他用疯狂言语表露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现在确实有些人唯恐中国不乱，他们用油价上涨激起民愤嫁祸共产党引发内乱用通货膨胀激起民愤嫁祸共产党引发内乱； 用消灭国有企业激起民愤嫁祸共产党引发内乱；用在网络上突然大肆鼓吹“打倒”“推翻”之类所谓革命派的文章激起民愤嫁祸共产党引发内乱；派专人携带钱款专门寻找“革命派”从事“革命活动”激起民愤嫁祸共产党引发内乱；用房地产和转基因主粮来回挑拨激起民愤嫁祸共产党引发内乱；用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来回挑拨激起民愤嫁祸共产党引发内乱；用药家鑫案激起民愤嫁祸共产党引发内乱，等等。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孙锡良在《有关“主义”的闲聊》中说：中国人不谈“主义”总不是无缘无故的，前面谈了几十年，突然说不谈就不谈了，一定是有个节点和有与之相应的原因，节点大抵都是知道的，原因多数知识分子也很清楚。现在，谈多了“主义”，大人不高兴，资本家不高兴，地主富农不高兴，美国人不高兴、欧洲人不高兴，中国青年人也不高兴，没有一处讨好的“主义”，怎么谈？找不到市场。现在时兴“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你跟市场作对，那“主义”注定是不值钱的，没钱，你谈“主义”，那你连茅厕的擦尾股纸都不如。“工农联盟”是不是就喜欢“主义”了呢？也不见得，今天的工农阶级恐怕连一百多年前那阵子都不如，麻木得让你心都可以死掉，谁让他们麻木的我不知道，知道也说不得，我只清楚他们现在整体上是没有思想的，即便被骂得狗血淋头，我也是这个观点，咱也是农民出身的，咱家人都还在农村当农民或在外打工，情理上讲本不该说他们思想觉悟低，然而实事上，工人、农民比我期望的觉悟真要低得多，比几十年前还不如。有人说，工农阶级正忙着共同致富，哪有时间谈“主义”啊？我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一个几亿人的大群体连自己的主子是谁都不知道，你怎么共同致富？是靠在土里挖金子还是在机床上加工金子？不谈“主义”哪有工农的共同富裕？
作为执政者，人民相信他们能够给国家建立一个和谐的、文明的、有信心的生存环境，执政者注定不能与普通百姓一起发牢骚，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是围绕大众需求服务，放任甚至是纵容道德滑坡恶性膨胀，就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从而就会引起“国家道德”的滑坡，“国家道德”一旦走向滑坡之路，社会环境必然发生从有序到无序的变化。检讨中国社会整体道德滑坡的主要对象不是普通民众，而应当是政权机构和各层次权力执行者，近几十年，中国道德滑坡的速度之快令人痛心疾首，金钱剥削道德的现象比比皆是，权贵阶层是“金钱剥削道德”的主要执行者，百姓则是这场灾难中的最大受害群体，如果不认识清楚道德滑坡的责任方和原因，中国人就不可能让道德滑坡的方向实现逆转。“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出现了不可怕，斩草除根就得了，怕就怕在对毒食品网开一面，用“发展过程中的代价论”来糊弄消费者，没有法律不可怕，怕就怕在法律被闲置，中国的食品安全根子不在道德，而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孔庆东教授说， 4月24日 ，清华百年校庆，衮衮诸公东逝水，浪花淘尽现原形。媒体朋友问前总理朱镕基同志向学生赠送中宣部禁书《中国农民调查》，意欲何为？孔和尚说，大概是挽回形象，兼攻后任吧。出来混的，早晚都要还滴。
2011年4月11日 《朱镕基答记者问（ZhuRongjiMeetsthePress）的英文版进行全球首发在伦敦市中心的宾利酒店举行。朱镕基录制了一段视频，在仪式的一开始就进行播放。他说：“我不敢说这本书立论如何正确，更不敢期望每个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只想说，我在本书中的讲话都是真话。这是我一生坚持的原则。”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序评价说：“这本书中的采访为朱镕基在某一段时期的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记录。那时他不但是中国国内经济事务改革的领导人，也是一位颇有激情的为中国争取国际支持的外交官。这些采访从这两个方面展现了一位稀有的干练的官员：他机智，温文，非常聪明，坚韧地面对各种挑战，有时坦率得令人忍不住对他敞开心扉。”
他目光如炬，神色冷峻，是位干练之臣。在高位十年，干了很多实事：砸三铁，卖国企，引进高盛。在WTO大幅让渡国家经济主权，令西方列强啧啧称赞。力排众议，举荐更有甚者，占尽虚名。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砸三铁，卖国企，引进高盛，为加入WTO而大幅让渡国家经济主权，过度开放放弃保护，一再放任推高房地产价格，以市场化为借口取消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国民福利，等等，核心问题都出在是否为人民服务，是否站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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