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不搞特殊令谁形秽？
毛主席“不搞特殊”，不是一时，不是一地，更不是一事，而是贯穿于他的一生。他不仅严于律己，对亲友、对子女、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近乎苛刻。这里，我不妨举几个例子：
例1：1939年冬天，萧劲光被一个电话召到毛主席住处。深知毛主席生活习惯的萧劲光看见毛主席还在炕上批文件，以为他生病了，就问毛主席哪里不舒服。毛主席笑着道出了原由：原来毛主席唯一的一条棉裤被江青洗了，这才不得不在床上办公。萧劲光听后，马上叫毛主席的警卫员领来一床棉被和一套新棉衣。毛主席见状大发雷霆，“我现在如果搞特殊，人家群众就会不相信你，他们就会说你不是真正革命者，是蒋介石，是皇帝。”同时严肃指出：“劲光呀，我希望你记住我的话，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那些搞特殊的人，迟早要搞垮自己的。”警卫员只好把棉被和棉衣又抱了回去。
例2：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毛主席毅然送长子毛岸英赴朝参战。当时身边的同志曾劝毛泽东：岸英在单位里任务重，不好离开，就不要去参战了。其他一些同志考虑到毛主席一家为革命作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也主张不派岸英赴朝参战。毛主席全然没有顾及这些劝说，他回答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参战谁去参战？"后来，当他得知岸英牺牲的消息时，还是那句话：“谁叫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他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并批准了彭德怀关于将岸英葬在朝鲜的建议。
例3：这是电影《开国大典》中一个情节，是毛主席询问毛岸英的工作安排。当听说是直接进政务院（这是周恩来的意见），毛主席说：“这不好，年轻人不要浮在上面，还是要到基层去锻炼才有利于成长。”于是，毛岸英在做了两年土改工作之后，又去参加“首钢”的创建，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参军去了前线。毛主席咋不同意岸英在政务院工作呢？除了毛主席所讲的理由外，更多的是考虑不能让自己的子女享受任何的特殊照顾。
例4：1949年，毛主席刚进京，便收到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信，他希望毛主席能在北京给其安排工作。接信后不久，毛主席回信希望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毛主席同时又写信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嘱以“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例5：也是在解放初期，毛主席的表兄文运昌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开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毛主席外祖家的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后来转到了毛主席手里。毛主席在上面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这以后，毛主席外祖家的亲人又陆续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些信，他都以“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不宜由我推荐”、“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等等婉言谢绝，没有一人得到毛主席的特殊照顾。1949年10月，毛岸英的表舅向立三在来信中，谈到他的另一位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毛主席委托长子毛岸英回复。毛岸英在复信中写道：“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例6：1950年5月27日，毛主席针对文家亲属要求政府救济一事，专门给时任湖南省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去信。他在信中指出：“文家（我的舅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地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人民不满。”1954年4月29日，毛主席针对亲属中有的来京看望他回乡后，骄傲起来，不大服从地方政府领导，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对我的亲戚应“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例7：1953年，毛主席到武汉视察，由于此前曾多次去过武汉三镇，这次特意提出要去汉阳，但武汉的同志考虑到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也没有渡江的轮船，坐筏子很不安全，所以反对毛主席的汉阳之行。毛主席没讲别的话，只反问一句：“你们能坐筏子去，为什么我不能坐筏子？”反问的含义是很明白：党的主席和党的其他干部只是责任不同，政治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坚持坐筏子去了汉阳。
例8：50年代后期，李敏、李讷考上大学后，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她们过着与工农子弟划等号的生活，吃住在学校，同普通群众的子女一起，七八个人住一间宿舍，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一样下乡参加劳动，回家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时候，她们才能得到回家见见父母的机会。而就是在这种时候，她们也还是照例去机关食堂就餐。有一次，李讷参加学校的活动，天黑才离校回家。警卫员出于对安全的考虑，瞒着毛主席用车接了她，毛主席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警卫员，并质问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独自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
例9：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宣布了他的戒律：“我不吃猪肉和鸡了，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看有米饭、青菜、有盐、油就可以了。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度荒还债。”1960年，毛主席一连7个月没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20多天不吃一粒粮食，常常是一盘马齿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烧菠菜，便支撑一天的工作。由于不吃米饭，营养不良，腿脚一按一个坑，浮肿得很厉害，周恩来一次又一次地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吃一口吧！”毛主席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上门送来一网兜螃蟹。毛主席对宋庆龄始终有特殊的敬意，所以破例收下了螃蟹，然而当宋庆龄一走，便将螃蟹转送给了警卫战士。
例10：也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有一天，一名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得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 几天后，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严肃批评了李银桥：“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主席火了，拍着桌子说：“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例11：1964年，瑞士总统送了两块金表给毛主席。当工作人员向他征询是否留下时，毛主席说：“这种礼品不能要，谁当主席他送给谁，你当主席也会送给你。我是代表人民的，这种礼品不能收，一定要送仓库。”另外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六十年代初期，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民主人士黄炎培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主席，茶场同志听后，精选了上等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回京后将茶叶送给了毛主席，并说明了情由。毛主席了解情况后，委托别人把这罐茶送还了梅家坞茶场，并表示了感谢。
例12：毛主席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子女，还特别警惕身边出现“贵族”、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三令五申，“你有没有贪污？”“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敲响警钟：“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你们在我身边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蚀，要经得起考验。”“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你们在我身边，职务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们要警惕，要夹着尾巴做人！”“你没有贪污，有没有浪费？浪费也不行，浪费发展下去就会贪污腐化。”1959年9月，当他了解到身边工作人员收受地方赠送土特产的事实后，大发雷霆。立即开展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对一些工作人员的职位进行了调整，使他们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接受锻炼和改造。并不惜拿出自己的稿费，按照实际收受情况，一共退赔了3万多元。
……
毛主席逝世那么多年了，人民怀念毛主席为什么会持续形成热潮？除了其他原因外，毛主席“不搞特殊”的光辉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感染力和号召力。人民正是通过毛主席“不搞特殊”这种革命气节，深刻地感受到了毛主席非凡的人格魅力，并由此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根本性质与宗旨的认识与认同，进而与党同心同德，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民真心地拥护毛主席，虔诚地信仰毛主席，坚定地跟随毛主席！
我们不妨看看时下的官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可以这样说，领导干部搞特殊，再也不用遮遮掩掩，再也不用羞羞答答，而是大搞特搞，无所不搞，无所不能搞，无所不会搞。许多领导干部早把“两个务必”的告戒抛到九霄云外了，早把“共产党人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教诲丢到太平洋了！
君不见，有的领导干部利用权力，背离以人为本而以私利私情为本，不行政、乱行政；有的领导干部把公款当做私房钱，任意用于修建豪华办公楼、旅游、吃喝或支付个人待客、交通、通讯、健身、按摩费用甚至嫖娼等；有的领导干部在福利、医疗、住房、用车、饮食等多方面的个人生活项目上，享受诸如特供这类的特殊照顾；有的领导干部不惜违反法律和制度，买官卖官，行贿受贿，骄奢淫逸，贪图享受，抱二奶，养情妇、嫖妓女；有的领导干部不但自己搞特殊化，也纵容其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搞特殊化，他们成了高人一等的特殊阶层。
几年前，网上曾盛传这样一篇统计报告，说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而另一篇来自新华网的调查报告给出的数据更令人瞠目结舌。这篇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2008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如此严重、如此泛滥、并且还在继续恶化的官员特殊化，极大损害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党的形象，严重破坏了优良的党性、党纪和党风，根本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沉重打击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信赖和信心。这到底是谁之错？到底是谁之责？到底谁该为之汗颜？
相比毛主席的“不搞特殊”，这些人的形象和行为是多么地下作和污秽啊！难怪人们肚子里有怨气，难怪人们言语中要骂娘！这些下作的形象能不让人生怨吗？这些污秽的行为能不让人开骂吗？
“不搞特殊”，是一种境界，是一种信念，是一种志趣，是一种追求。作为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党员领导干部，无论社会如何进步，经济如何发达，国力如何强盛，都应该自觉、主动地到毛主席“不搞特殊”这面镜子面前，多照照自己，多约束自己，多检点自己，多警醒自己，多激励自己，使之成为“艰苦奋斗”的典范，成为“朴素节俭”的标杆，成为“不搞特殊”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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