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元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是一篇讲话稿。讲话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作出的,日期是3月16日。现在见于网络媒体,应该和当前的政治空气有某种微妙的关联。正因为如此,又引得一些人浮想联翩。我的个人印象是,这个讲话是目前语境下,很好的一篇有代表性的左翼理论性文章。作为一个主管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陈奎元自然有一定的发言空间,尤其是在自己掌管的社会科学院,他有一定程度的个人的言论自由。他自身的政治见解,我想,他可以通过特别的渠道提交到上层,而这样一个讲话,通过网络传播开来,我觉得可以理解为,陈奎元是在借助其社会科学院院长的特殊的地位,向社会发出一种吁请,获得社会同仁的认同和支持。因此,我认为一切真正左翼的同志,是应该给以高度的重视,并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给以回应和支持的。
陈奎元这篇文章分三个部分:
信仰马克思主义
学习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文章针对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混乱、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现状,结合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实际问题和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政治环境,提出了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文章是理论性的,论证过程中具有针对性的论据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值得关注。但是,因为其理论性强,需要做一些拆解,或者说稀释,才更方便更多的读者把握其主要精神。我就试图做一点这个工作。经过拆解,我认为,陈奎元的文章,应该包含了以下若干方面的信息。
一,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危险性在于最终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
陈奎元旗帜鲜明主张坚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反对多元化。他不拒绝包容,但反对以包容做借口,搞政治多元化。陈奎元说:包容的精义是发扬民主,博采众长,但不能允许挑战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和根本制度。“包容”不能变成被“掉包”,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掉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这就是说,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地位若不保,党的性质就会变,国家的性质就会变。陈奎元没有只说党,也没有只说国家,而是强调“党和国家”两者皆会。如果党变质了,它一定容忍搞资本主义,或者带头搞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成为中国的一个现实的制度,那么共产党的性质必然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即使它还叫做共产党。这是从理论上而言。就实际观察而言,这其实也正是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在一种特色理论的指导下,这30年来的改革,本质上就是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共产党自身不但从意识形态方面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而且在组织上大量的接纳资本家入党。党的性质已经变了,他不再是一个纯洁的工人农民阶级的政党,所以它急于改革走入深水区,就是全面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包括搞多党制。国家性质上的变化,更是显而易见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问题,而是一个颠倒的政治运作:少数死而复活的资产阶级及其后代、新生的资产阶级、官僚买办、暴富阶级和正在企图加入这几个行列的一切看不起工农大众的小资产积极(这里面有很大比例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专工农联盟的政。谁要否定这个实际存在的政治形态,那他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绝对的白痴。经济制度方面,所有制已经由量变发展到质变的临界点,小私有资本、大商业资本、官僚资本、国际资本和买办资本,联合主导我国经济的那一天,就在眼前了。生产方式上,当下中国不但出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生活方式,而且还恢复了很多中国封建社会十分丑陋的生活方式,如打着传统文化传承的旗号封建宗法的复活,标志为建宗祠;以生活方式自由选择为旗号的“纳妾” 即包二奶,已经是你情我愿,民不举官不究的实际存在。正是面对这些现状,陈奎元发出了“党和国家就会改变性质”的警告。警告一般是对于没有发生而将可能发生的不友好事态,作出的预先告知。陈奎元的警告虽然已经是事后作出,但现在,如果有各种力量的联合,阻挡这一态势的继续恶化,国家依然还是可保安宁的。这就不仅仅是一个领导人或者几个人的能力所能做到的,正如陈奎元所说:“出现什么偏差,只要下个决心就可以纠正。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纠正当前这样的“偏差”,必须要发动民众参与,以怎样的方式发动?民众以什么方式参与?这将取决于各种力量的“情感和理智”。陈奎元提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学习,先理论而后其他。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没有被很好认识,深入的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为当前形势下的现实必要。
马克思主义惟其没有被很好认识,才有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被边缘化的客观存在。到时下,则出现了被彻底从意识形态赶出的现实可能性。这既有外部的因素,主要的则是内部的因素。陈奎元显然对此思之精深,忧之切切。陈奎元发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遭受严重的挫折与厄运,关键在于原来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队伍发生了极大的分化”。这是对的。但陈奎元只是着重点出了戈尔巴乔夫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思维”的毒害,对我们自己方面的情况则有点讳莫如深,或者只“为尊者讳”。这不会是陈奎元不想说,而是不能直说,所以可以理解。在我国,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不懂马列主义的实在太多。陈奎元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全党开展学习运动,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当时如此,现在这个情况恐怕更为恶劣。1976年之后的几年,毛泽东努力在高级干部中培养起来的较为精通马列主义的人,或则被抓进了监牢,或则被清理出领导位置,或则识时务的改换了门庭,造成了建国以来党内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严重的生态危机。时至今日,2011年,像陈奎元这样还在坚持的高级干部、高级理论工,不知几希!余下的则在“包容”的温情里,或在“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政治高压之下,自觉的不自觉的蜕变为自由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或其他的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以致于有人变相的提出了意识形态多元论。这是继1976年之后几年第一次危机之后,建国以来党内第二次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这次的危机,比1976年后的那次危机,更危险。因为那一次危机是认识造成的,其动机则是要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次危机不是认识造成的,而是赤裸裸的恶劣动机使然。这个动机就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驱除马克思主义。8000万党员在这样的动机下,有被绑架的可能。这些基层的党员是值得同情的,值得被理解的。他们组织上入了党,可能绝大部分也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愿望,只是在当今的潮流下,从思想上入党,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转换,靠一个党员的个人自觉,何其难矣!为此,陈奎元提出了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陈奎元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必要性,但问题是,谁来发起这项教育?谁来教育?谁将应该接受教育?陈奎元的意思,应该是说,党的高层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修养,造成一个毛泽东曾经希望过的哪怕100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层集团,然后由他们发起这样的教育和学习的运动,先在8000万党员之间取得教育和学习的成果。
三,对资本主义认识不足,才有对资本主义的向往。
这是陈奎元讲话的一个内在的逻辑。他说:当前的经济危机和美国霸权的衰落,世界格局的变动和调整非常明显、非常深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抓住机会,展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他还引用了基辛格的去年12月18日的文章《美国的衰落》来论证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正在被不可阻挡的世界多极化潮流所淹没,美国资本主义的缺陷和致命之疾,正透过当下的危机显现出来。基辛格是资本主义体制内的重量级政治家兼学者,他的看法,虽然不能代表绝对真理,却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具有最好的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借鉴作用。其实,早在1973第一次石油危机,1980-1981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就出现过严重的持续的文化和经济危机,青年人离经叛道,毒品,堕胎,暴力,环境的退化,富足中的贫困,失业率高居不下,通货膨胀得不到遏制,经济增长从黄金时期(1960年代)的7%,降低到1980-1981年的1%,进而到1982的0.75%(参考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增长的极限》一书译者序。原书是“罗马俱乐部”1972年出版的的一部经典。出版时没有政治家重视,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成为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必读物)。伴随这些现象出现的是,美国社会上下弥漫着的“否定主义” 思潮。该思潮的核心是,美国经济文化已经到达顶峰,美国的世纪正在成为昨日黄花(参考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就在这时候,两个历史人物拯救了美国,一个是戈尔巴乔夫,一个是邓小平。他们两位成就了里根的“半世英名” 。此处,我不加论述,读者自我体会(作为演员,里根是不入流的,名不见经传。作为总统,他为自己赢得死后的国葬。故曰“半世英名”)。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是一个美国露出庐山真面目的好机会,结果是美国再次幸得“贵人相助”:中国再次担纲,“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美国被救活了,我们自己则是跳入了火坑,搞得现在这个样子,维稳成了中国的头等大事,以至于某些主要领导人,要以“跳海”(政改)来逃避责任,救自己个人于火海,不顾国家正在火海里挣扎。更早的1929年爆发的的大危机,众所周知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终结。靠惨绝人寰杀戮数千万的民众和军人,来解救一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这难道也是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也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东西?也是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乃至让其“OUT”的理由?
陈奎元还引用了美国新保守主义重镇福山先生的话说:美国已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的确,美国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了。大家已经看到了,利率,汇率,储备金率,税率,就是他们的所谓治理经济的手段。他们用的多么得心应手,可是效果呢?如果不是军事霸权,随时发动各种规模的战争,威逼敌人,诱使朋友购买美国的天文数字的美元债券,美国还能经营下去吗?我们现在“发烧”,也东施效颦,汇率呀、利率呀、税率呀、储备金率呀,轮番上演,可是,我们没有美国的军事霸权,结果呢?老百姓只差上井冈山!股市是杀贫济富,二次剥削;衍生产品是欺诈陷阱;商品交易所是制造通货膨胀的罪魁;公开募股是巧取豪夺;MBO是公然的侵吞民脂民膏。这些我们都学会了。我们唯一没有学会的是如何做霸权!可是,我们有这样的胆量吗?敢学吗?要是敢的话,那就美国的一切东西都不需要学了,我们自创一套,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强加给美国,不就得了?这岂不是落入“二律背反”之中?
陈奎元还提到了福山。福山是当年美国新保守主义重镇之一(与写过《文明的冲突》的另一位重镇亨廷顿齐名)。就是这样一位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坚决的捍卫者和代言人,苏联瓦解后,写出了《历史的终结》表示庆贺,坚信历史已经终结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者,却在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后,写出了《America At Crossroad》(十字路口上的美国),对美国自小布什以来的政治经济外交做了全面系统的反思和彻底的批判,正式宣布脱离新保守主义,不再坚持“历史的终结”。陈奎元在文章的另处指出:美国无法从科学性上扳倒马克思主义,就从道义上做文章,诋毁马克思主义不讲人道主义。我们有据俗话:“打不过你,就咯吱你”。美国就是这样的打不过马克思主义,就“咯吱”马克思主义,走的旁门左道。可是我们党内的许多高级领导和理论家,都被“咯吱”得乐了,感很舒服之后,就决计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痒痒肉给割掉。这真是好主见!
陈奎元是认真的,更是可敬的。他的纯理论的论证,从学理上讲,不无生涩,但在当今潮流下,也只能这样了,不为不妥。遗憾的是,他的一篇文字,不可能说服许多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和怀疑态度的人。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科学体系。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形态,不会是像一个个体生命那样,从孕育、出生、成长到死亡,都在我们的直觉的经验之中。这就使得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于绝大多数庸俗的直觉经验主义者,成为不可能。其次,东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存在一个先机的问题,因而存在一个时差的问题。得先机者先发,得先机者占时利。秦始皇统一中国,书同文,车同轨,好比今天的世界标准。这为中国在农业文明下,占得农业文明的先机,提供了政治条件。到唐朝时代,中国俨然一个盛世,为世界的榜样,日本要照搬中国的体制,只不过是因为中国在农业文明之下,占了农业文明的先机而先发,并不是中国唐朝体制具有必然的优越性,要感谢的话就要感谢秦始皇.。马可波罗来中国,看到中国如同天堂,带动许多欧洲人要来中国攀中国这个富亲戚,也是同样道理。然而,17世纪以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出现在欧洲,让西方反客为主,反后手为先手。应用牛顿力学的直接结果是在英国发端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拓展了欧洲的全球化市场,并催生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军事霸权的横空出世,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形成。显然的事实是,即使欧洲不是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制度,在这样的先机和先发的条件下,也将早于东方,包括我国,进入现代物质文明。西方要感谢的话,不是感谢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感谢牛顿等伟大科学家和发明家(他们可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让西方占到先发的机会,并赢得了先发的时间。第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而是许多因素共同叠加的结果,几千年文化文明的总积累。这个总积累中还包括了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血淋淋的非法积累。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贡献,占到多少份额,究其实,无法测量,今天一些人把西方的物质文明尽归于是资本主义制度,则毫无科学性可讲。当年,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的两个重量级代表国家,一个是前苏联,一个我们中国。苏联的起点是农奴制,而我国的起点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苏联短短几十年,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个明显的事实,不被注意,而苏联的制度和斯大林本人却一直遭受妖魔化。这是典型的上文谈到的“咯吱”战略。我国,从1949年开始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搞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不足,实践上更是空白。此前,有过长期被先发国家侵略、掠夺和殖民的历史,不断内战,又被迫卷入外战,使我们过去历史的积累成果,几乎尽数被洗劫和破坏。当时所谓“一穷二白”,没有丝毫的夸张和故作悲情状。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起点非常低,又不占有社会主义制度先发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的先机,与美国高度物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又存在一个发展的时间差。现在,许多人,尤其是理论工、党的高级干部,他们囿于自身的理论素养不足和人生追求的非无产阶级价值观,完全忽视这一切,只知道无限夸大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作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此而言,陈奎元倡导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倡导党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切合当前国内国外的政治经济形式的需要的。
第四,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待续)
右而左 201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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