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被妖魔化三十多年的今天，破葫芦的这篇奇文吧、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破葫芦今天再次妖魔化文革的目的却是与某些政治势力企图要搞“多党制、三权分立、私有制、指导思想多元化、搞联邦制”遥相呼应的！其目的无非是通过妖魔化文革，阻止广大穷苦百姓回归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学过议论文的人都知道，议论文的三要素就是“论点、论据、论证”，可是在破葫芦的奇文中，通篇只有论点，没有论据，那就无从论证了。现在，将其谬论予以驳斥！（由于时间关系，本人今天先驳斥他的第一个谬论！）
破葫芦胡说道：“文革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多数不是凭真才实学，也不是凭勤恳努力，而是凭打砸抢或投机钻营为自己谋取了可以居于特权阶层的地位？”
我不知道破葫芦这个多数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权威性的调查或者有众所周知的人物故事来说明吗？他连一点权威性的数据或者有报道的公众人物也没有，我不知道他这个论断是如何下的？不过，我倒有几个例子足以证明破葫芦所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1、农民副总理陈永贵。陈永贵曾经任山西大寨村书记、山西省省委副书记、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陈永贵的带头下，“1953年，大寨实行农业集体化第一年，就制定了改造大自然的规划。他们凭着扁担、箩筐、锄头、铁镐，在土石山上开沟造地，平整田地，蓄水保粮，抗旱防涝，用秸杆还田，增施农家肥，改良了土壤，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52年亩产237斤，1962年增至亩产774斤。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冲垮100条大石坝，颗粒无收的耕地180亩，冲塌了113孔窑洞，倒塌房屋77间。灾情十分严重，但，大寨人没有气馁，他们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用一年时间，就医治了这场毁灭性的灾害。大寨大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在逐渐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交售粮食175万斤，每户平均2000斤，这在当时困难重重、粮食产量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他们的奉献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不愧是农业战线上艰苦奋斗的典型，他们的先进事迹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激发全国人民发奋图强，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恶劣的大自然奋争，与一切困难奋争，中央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周恩来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摘自百度百科）由此可见，在文革中陈永贵能当上国务院副总理，是与其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相匹配的，是与他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是一个具有崇高的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的人。有这么样的一个人去领导全国人民搞农业，没有什么不妥呢？
副总理的职务不可谓不高吧？权力不能说不大吧？但我们看看文革中被破葫芦们妖魔化的“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权”： “他进了中南海，儿子、老婆仍留在队上挣工分。山西省有关部门将他全家户口办出来，要他带到北京去。他拍着桌子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结果户口又退了回去。他吃粮靠队上分给他家的口粮，拿到粮站卖了，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还真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副总理——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每个劳动日按1.5元分给他家。组织上考虑到他进京后开销大，中央每月补助他36元生活费，山西省每月给他60元兼职补贴，后来提高到100元（不知道中央和地方补助陈永贵的事情是在文革中还是文革后）。他就挣这么些钱！每天仍吃粗茶淡饭。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馒头、面疙瘩，就着老咸菜或苦瓜，稀里呼噜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来了，他就煮面条招待。”（摘自百度百科）
2、纺织工人副总理吴桂贤。“1951年，吴桂贤进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连续被评为先进工。196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曾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文革”中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968年后曾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吴桂贤是劳动模范，毕业于西北大学（照现在，像吴桂贤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上大学的），总不是懒惰、不学无术之辈吧？那么吴桂贤又是怎么样享受“特权”的呢？
“到了北京当副总理，吴桂贤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76元的工资。她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是在政治局开会或在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交2角钱的茶叶费。吴桂贤每次都只喝白开水，不喝茶水。服务员问她：“吴副总理，您为什么不喝茶?”她笑笑说：“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每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她都要按规定交餐费。1975年9月，经毛主席批准，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参加劳动。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兴高采烈：“吴大姐又回来了!当了副总理还和咱工人一个样，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摘自百度百科）
3、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应四官。有人也说，你举的例子都是一些在中央里的，不算数。那么我就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毛主席针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所作的“5.9批示”——《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其中的一个材料《应四官劳动好工作也好》提到的浙江省宁海县越溪公社越溪大队党支部书记应四官。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应四官的事迹以及他享受的“特权”：
1958年，应四官是山头应大队最年轻的村干部。当年，越溪乡的越溪村是方圆几十里内有名的落后村，粮食亩产不到300斤。为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粮食亩产800斤的目标，越溪乡党委决定抽调应四官到越溪大队（村）去改造后进队。山头应是个先进队，离开山头应到越溪去，全家一年收入要减少40%以上，他年迈的父亲、新婚的妻子都不同意，说这是“从米箩里跳到糠箩里！”
“应四官自己心里也有矛盾，但他想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说服了父亲、妻子，于1958年秋天来到越溪大队。面对一个一个困难，他沉着应对，和群众同甘苦，帮助贫困社员，团结积极分子，又以“劈柴劈小头，问路问老头”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摸清了生产落后的各种原因，然后身先士卒，带领群众改造烂塘田，整整苦干了4个年头，终于改变了越溪大队的落后面貌（可见他不是什么懒汉喽！）。从1960年开始，这个大队连续三年粮食亩产达到800斤以上，烂塘田全部变成了高产田。1964年，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了910斤，比1957年翻了两番多，超过山头应，成了宁海县粮食平均亩产最高的一个大队。这个大队连年被评为先进集体。
1963年初，华东地区召开农业战线先进集体代表会。应四官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学习了中共中央印发的有关“昔阳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文件。与会代表也汇报了参加集体劳动的情况。应四官是浙江代表团中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天数比较多的一位代表（每年200天以上），这个情况被《浙江日报》采访组知道以后，便派出了有关人员，采写了《应四官参加劳动好工作做得好》的新闻报导，刊于 1963年4月28日 《浙江日报》上。这则新闻被中共浙江省委选编入“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之一，上报党中央。 1963年5月9日 ，毛主席对这份材料作出了重要批示。
“5· 9” 批示后，应四官成了新闻人物。宁海县委作出了在“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中开展学习应四官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决定”，全县以应四官为榜样，组织干部进行学习。中共宁波地委也发出通知，转发了中共宁海县委的决定，组织各县（市）区、人民公社党委、各支部进行学习。1970年浙江省委组织部多次找应四官谈话，要他担任中共宁海县委书记，应提出自己文化低、水平不高，难以胜任，只能任副职。一位省委副书记赶到他家，找他谈话。省委领导认为他是毛主席批示过的先进人物，是全省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必须担任县委书记。当年12月省委组织部任命应四官为宁海县核心小组组长，主持宁海县委工作。1971年5月经党代会选举，应四官正式担任中共宁海县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
走上县委书记岗位后，应四官的农民身份没有变，报酬仍按越溪大队的强劳动力给他记工分，县里只给他误工补贴，第一年每天0.4元，第二年提高到每月24元。工作之余，他也回队参加生产劳动，成了不脱产的农民县委书记。后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九大、十大党代表，上过天安门城楼，参加过国庆观礼。
“粉碎XX帮”后，在揭、批、查中，应四官被当作“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 受到批斗，1978年回乡监督劳动。1983年5月，被 “犯严重错误，留党察看二年，撤销一切职务”，应四官回家乡参加劳动。
回乡后的应四官先后办过毛纺厂、垫片厂、内酯豆腐厂，因缺乏管理经验，只能勉强保本。于是，他又把精力投到3亩责任田、5亩自留山的开发上。1993年越溪村党员推选他担任党支部书记，他婉言谢绝，只当了支部委员。到了1996年，越溪村的财务管理混乱，集体亏空17余万元。经组织上多次动员说服，他又一次挑起了党支部书记重担。上任后，他加强了财务管理，杜绝了挪用公款漏洞；又根据本村山多田少沿海的实际情况，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林，种下雷竹100亩、毛竹100亩、板栗100亩；修复了1977年被特大洪水冲毁的海塘——石马塘，还开发了200亩海水养殖基地。这些项目陆续投产后，到1999年越溪村不仅还清了全部债务，还为村集体积累资金20余万元，村民收入人均提高了近千元。
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当地干部群众都十分信任他。1994年他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县级先进生产工，1995年被中共宁海县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1996年、1998年连续两届被中共宁海县委授予“十佳富民书记”荣誉称号，他成了全县年龄最大的“富民书记”。（摘自浙江老年报）
从浙江老年报的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应四官不管是在文革前、文革中还是文革后，不管是当大队书记、县委书记还是村党支部书记，都没有享受破葫芦所言的“特权”，其行为数十年如一日，起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所应该有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他不亏是优秀共产党员！
事实上，像这样的事例在文革中还有许许多多，有些人或事情由于没有被报道出来就被埋没了。但是以上这三个典型例子就足以证明，文革期间担任领导干部的人，并不是像破葫芦所说的不学无术、投机取巧并享有特权之辈，而是一些勤勤恳恳、刻苦耐劳、一心为公、带头苦干的真正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干部好带头人！破葫芦们，你们妖魔化文革的卑鄙无耻的下流行径，终究要被人民清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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