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冲突，让越来越多的人无所适从，就有了许多人各立新说，包括现在很有争议的张宏良先生。陈奎元认为，虽然改革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是务实主义的。我们需要回到基本。最基本的，就是最关键的，最纲领的，却也是最被忽视的。标新立异，可以获得喝彩，却可能离真理遥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则：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实际是什么？上文里已经给出了答案。那么，何以至此？基本矛盾之使然。
1956年-1957年前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基本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建立，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果，生产力没有完全跟上，而随着1955年的宪法的颁布，上层建筑也基本定型，这也是主观能动性的结果，而经济基础与之不完全适应。这样，就出现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局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国相当长的时间。通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艰难实践和科学探索，到70年代中期，“又相适应”的一面得到很大的加强，而“又相矛盾”的一面，得到了很好的克服（可参考已故重量级经济学家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9年人民出版社）。可是，到改革开放的时候，体制内学者和政治家都有意无意的夸大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又相矛盾”的一面，有意无意的不谈它们“又相适应”的一面，选择性的为改革开放寻找理论依据，很片面的喊出了“解放生产力”。但在实践中，“解放生产力”，异变为砸烂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标是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将最终的目标指向上层建筑。生产力的“解放”，不断作用于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被人为的压制，30年来一贯如此。结果，生产力“解放”的最终效果，通过改变生产关系进行传递，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直逼上层建筑。显现在社会方面，就是现在的社会乱象；政治方面就是对于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政治改革的诉求，事涉“党和国家的性质的改变”。
如何扭转这个局面，陈奎元批评了两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只要管好上层建筑，只要保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无论发生何种变化，出现什么偏差，只要下个决心就可以纠正。实践证明这是办不到的” 因为行政命令可以解决有限的问题，却不能改变科学规律，这里起最终作用的质量互变规律：“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界限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另一种意见是：“上层建筑要顺其自然、被动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这其实际就是现在急赤赤的要搞政改的一派人的观点，“顺其自然”，就是故意忽略上层建筑的能动的反作用，而达到改变上层建筑的主观目的。两种观点，看似不同，但殊途同归。这也是我在自己的文字里提出“一颈两头”的认识基础。特别要一提的是，把张宏良先生的一些政治主张，放在陈奎元批评的视角里考察，他的局限性就显示出来了。另外，我在《国企改革：从现象到本质》一文里，提出过“砍枝法”和“砍干法”，对照这里陈奎元批判的以上两种错误观点来看，是有点参考价值的，如下：
“砍枝法”和“砍杆法”
眼前有棵树，你要砍倒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从树枝砍起，今天一枝，明天一枝，先砍小枝，后砍大枝。大小树枝全砍完了，树就离死不远了。第二种方法，直截了当，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砍树干，砍倒了树干，这树就完了。不幸的是，今天，无论我们的维权人士也好，社会批判的学者如大名鼎鼎的郎咸平也好，还是对准各种表象的和现象的问题猛烈开火的一般网民也好，绝大部分所批判的，不过是“满眼残叶，一地乱枝”，对于砍树本身，是并不反对的。甚至怀着侥幸的心理，面对似乎无法逆转的态势，试图去接纳一个美式资本主义的美好幻像。
第五，党的指导思想必须做出切合现实的调整
任何一个严谨的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工，只要吃准了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放在以上的基本矛盾下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出现以上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这是纲。所以解决问题，就要从纲上下手，调整党的指导思想。这应该是陈奎元这篇文章最核心的也是最突出的贡献。
首先陈奎元引用了吴邦国不久前的讲话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根本制度问题上，指导思想不能动摇，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多党制。否则国家就会陷入内乱的深渊。鉴于吴邦国的特殊地位，这种高层的高调强调，本身就意味着党内指导思想上实际出现了多元化的思潮，调整变得紧迫。第二，陈奎元说：“党章和宪法都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这里，正如张宏良先生也注意到的，陈奎元没有提邓小平，也没有提邓小平之后的任何人（这一点张宏良则忽略了，这种忽略显示出张宏良和陈奎元的根本不同）。最值的关注的还有“不能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这实际上：1）暗示了邓小平及其后人的理论，是另起炉灶，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法还是可取的；2）提出了调整指导思想的具体方向和方法：方向是回归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方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新的界定，使其脱离邓小平的个人创造而成为在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关于毛泽东思想，在现在的大学教本里，有两个强调：一是强调它是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二是强调它是那些被实践检验为正确的思想，不正确的思想即使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也不能归入毛泽东思想。那么，沿着这样的思路和模式，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对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被检验为正确的思想，凡是错误的，即使是改革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也不能归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
陈奎元这个提法充满了睿智和策略。对邓小平做出适当的符合其历史地位的评价，总有一天，要以某种方式完成，以便统一党的指导思想，不让某些政治冒险家，利用邓小平的失误和某些零碎的话语，做出符合其个人政治愿望的解释，损害党，损害国家。我写过一篇《考验当前中国左翼智慧的两个现实困境》，其中提到的第一个困境，就是如何处理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尤其是负面的。处理好了，中国可以轻装前进，处理不好，中国血流成河，出现吴邦国警告的“内乱的深渊”也未可知。毫无疑问，陈奎元提出了一种处理邓小平遗产的方法论：既然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可以“特色”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也就可以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再“特色”回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或者停留在中间一个合适的位置。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特色”二字，“特色”不能丢，否则就不能在现实的政治博弈中取得各方面政治力量的互相妥协。那样的话，会加速内乱的到来，提早让国家陷入“内乱的深渊”。一些人读过张宏良的解读，我这里我提供我的解读供朋友们参考，也许我错，他对。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陈奎元的暗示，值得做出各种解读。（不过，我个人明确不赞成张宏良“30年河东”，再“30年河西”的解读）。
从陈奎元的文章中，还可以读到一些其他内容。但是，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是比较主要的。这样一篇文章，仔细读来，文章的学术性，其是并不是很高。对于受过马克思主义系统训练的人来讲，基本上是常识。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系，对这个体系的理解和运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认识论(其中包含许多“哲学对子”——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质量互变规律是其中的一对)，因此，对于欠缺这方面系统的训练的网友，或许有一点难度，尤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的时候。
文章的真正意义在于向公众提供了一个视角，看到我们党内高层指导思想的争论，其实是暗流汹涌。这个暗流，是让其无节制的发展，并自发的表面化，酿成社会祸乱（吴邦国所谓“内乱的深渊”）？还是让它得到有效的导流，有理有节的进入公众的视线，群策群力，加以解决？这是这篇文章真正关注的。陈奎元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后一种选择，就是在党内主动开展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运动（是否可以理解为实实在在的整风？）统一党的指导思想，尤其要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做出凝聚集体智慧的适当的的界定，把国家引导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造福子孙后代。文章还认为现在资本主义出现危机，使我们重拾马克思主义具有合适的外部政治环境和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也是该文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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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而左201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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