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说，在重庆去过浦志高儿子的火锅店，可见《红岩》里浦志高这个叛徒形象已经被渐渐当成是个真实的人了。其实这是由现实中的三个叛徒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综合成的形象。1988年我去重庆采访时参观过渣滓洞白公馆，发现了李文祥振振有词的叛变理由，当时来不及记，就让重庆的同志给我发过来，可惜没落实。今春重访这一洞一馆，了解了更多的情况，综述如下：
《红岩》之一罗广斌的父亲是地主，哥哥在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他本人是个少爷，虽从小逆反，但直到1944年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才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引路人之一，就是马识途，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走上革命道路的罗广斌经过在西南联大学生运动、云南重庆地下工作的锻炼后，于1948年3月1日由由江竹筠江姐、刘国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派往偏僻的秀山工作，7月，受命利用家庭关系作统战工作返城，此时，他耳闻了重庆地下党被严重破坏的情况，却不料恶运很快降临到他身上，他是怎么暴露的呢？说来真比小说电影的还曲折!但今天笔者要从隐蔽工作的常识和角度来分析这个过程——
一是突破口。当《挺进报》被敌人的军警宪特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后，一个年轻的地下党员陈柏林被敌人内线A迷惑，A从他推荐的书里夹着的一份《挺进报》发现了线索，保密局重庆站组长李克昌非常重视，遂派出更为老练的内线B接近小陈，其激烈言辞、昂扬精神令小陈决定发展他为党员，就在小陈带着B一起见上级“老顾”时，双双落入敌手，小陈方知上当，恨悔交加。这一回合，我输在麻痹。
二是党内出了“双面间谍”。“老顾”真实姓名任达哉，之所以称任达哉为“双面间谍”是因为他曾经在钱的诱惑下给李克昌当过“军统通信员”，出卖过一次有关民盟的情报，因工作无佳绩被李克昌甩了，后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这回以共产党员身份见到了李克昌，又想起自己有“军统通信员”的护身符，不料敌人分得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大刑过后，他交待出自己的上级“杨清”及其职务，以及和“杨清”的接头时间、地点。这一回合的教训是发展党员要严格政审。
三是领导干部的百密一疏。“杨清”真实姓名许建业，地下党重庆市工委委员，被捕后虽经严刑拷打守护住了党的机密，自己的身份也没暴露，但却上了看守陈远德的当。陈远德属于“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主儿，主动利用被捕人员急于与家人联系的心理捞点外快，许建业没有、也来不及多想就以“杨清”名义给志成公司刘德惠写了一封信，请陈远德捎出去，还承诺给陈远德4000法币并介绍工作。殊不料特务毕竟有特务的“底线”哪!陈远德看信后觉得不像一般通知家属的信，就把这信上交到徐远举(小说里的徐鹏飞)手里，志成公司被查抄，刘德惠等被捕，“杨清”卧室里的皮包被发现，里面是二三十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敌人按图索骥……小特务陈远德因此连升三级，从小兵提为少尉。许建业急中出错，轻信敌人，给党造成损失，内疚和自责令他在狱中三次自杀未遂。此回合的教训在违背了隐蔽战线的“铁规”。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下的，是许建业烈士，他的急中出错所造成的损失，他用他的生命弥补了!有关档案记载：“匪特左洪钧(保密局人事股长)供：伪行辕主任张群亲自审问过许建业，并许以高官，但许坚贞不屈，始终不招，被判处死刑。”
四是叛徒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应该说徐远举打了草却没有惊了蛇，相当高明，重庆地下党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先后于1948年4月6日、16日被捕，且成了起了关键作用的大叛徒!刘供出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后叛变)、彭永梧及江姐、刘国銍等；冉供出了中共川东临委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后叛变)、江姐、李青林等。有戏剧性的是，刘是冉指认后叛变的，当冉进一步出卖同志时，刘国定与他展开了“带路党”的“竞争运动”，供出重量级情报：重庆地下党的领导机关在上海，领导人是钱瑛，并带领特务赴沪抓捕，虽钱瑛同志已转移到香港，但上海南京的华德芳等七名同志被捕……此回合的教训是领导者的信仰、信念至关重要，领导层面的人背叛了，对整体极为危险!所以才有了“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的见地(见狱中八条)。
话说罗广斌被捕后，不禁一个劲儿的琢磨自己是被什么人出卖的？为什么敌人知道他认识马识途？为什么敌人知道他的入党申请书是用绿色稿笺写的细节？原来，作为上级的刘、冉看过罗的入党自传，这份写在别致绿色稿笺上的自传中，提到马识途自1940年就引导罗参加革命的情况，解放后，罗回忆道：“所以我判断是冉出卖的 (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M-99)”，是的，刘、冉二人“联合”出卖了罗广斌，刘国定交出了罗的组织关系、冉益智也赶快供出的罗的地址。
我党的损失即敌人的战果，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有133人被捕，这些人中有53人被杀害、35人下落不明(大多为秘密杀害)、释放和脱险的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如涂孝文等在狱中经同志们帮助，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拒绝参加特务组织和当“带路党”抓人。1949年10月28日其与陈然烈士等十人被押到大坪刑场公开枪杀，有目击者称十人均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涂孝文作为叛徒在临死之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可见狱中革命者对这个反面教员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叛变后参加了特务组织的8人。如刘国定、冉益智均被任命为军统“中校专员”、分别“献”出了《中共在川活动概况》、《中共内幕》及《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李文祥则当了特务，被授予“上尉”。这两个“中校”和一个“上尉”均在1951的“镇反”中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档案显示，对冉的逮捕令还是时任西南局政委的邓小平同志签署的呢!
江姐等烈士们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事迹经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的传播广为人知，由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综合而成的“浦志高”亦被钉上了耻辱柱。1988年我去重庆采访时参观了这一洞一馆，发现了李文祥振振有词的叛变理由，当时来不及记，就让重庆的同志给我发过来，可惜没落实，但“刘氏理由”随着眼见党内一些干部越发严重的腐败行为，越发深刻地显现在我的脑海里，越发觉得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即“时代不同了，叛徒都一样”——1948年重庆的“浦志高”就是今天的贪官们，而今天的贪官放到1948年的重庆，就是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式的“浦志高”!——2011年春的这次赴渝，终于找到了“李氏理由”全文：
1.我被捕不该由我自己负责(刘国定出卖)，而且坚持了8个月，我有关的朋友应该都转移了，如果还不走，被捕了是不能怪我的。2.苦了这么多年，眼看胜利了，自己却看不到胜利，那太惨了。比我更重要的人都变了，而二处(指军统)让我选择的又是尖锐的两条路，不是(为二处) 工作就是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工作也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3.组织已完了，我只能从个人来打算了，我太太的身体太坏，一定会拖死在牢里，为她着想，我也只好(为二处)工作。
我把它模拟、置换为贪官腐败的理由，并特别声明：“纯属虚构，如有巧合，实乃天意，”大家看看吻合不？
“1.我腐败不该由我自己负责，而且刚参加工作时我也是个有志青年好干部，这些年反腐蚀的教育太少太空，监督机构的工作尤其不到位，有漏洞可钻，如果组织早拉我一把，那怕是找我作一次诫勉谈话我也不至于走到今天，如果有同志因我的影响而腐败，是不能怪我的。2.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眼看许多人成了富翁，自己却不是，那太惨了。比我官大的人都腐败了，我若是不搞权钱交易，到老只能是靠养老金为生，我两袖清风对反腐作用甚微，收点贿赂对整个事业影响也不大。3.许多像我这样的干部都信仰崩溃了，看到国内的有钱人都考虑投资移民，我只能从个人来打算，我家孩子出国留学太需要钱了，老婆也十分向往花花世界，为老婆孩子着想，我也只好贪污受贿了。”
当年，李文祥，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8年的党员，信仰崩溃、贪财怕死，出卖了16位同志，造成3人被捕牺牲。
当今，贪官们，官职大大小小，党龄长长短短，无一不与“组织已完了，我只能从个人来打算”的叛徒李文祥何其相似乃尔!
难怪特务头子徐远举在交代材料里说：“‘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这所以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经不起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
血手染红岩，鲜血溅红旗，罗广斌在越狱后的第二十八天，就动笔写下了《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转达了狱中党组织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回顾总结，提出“狱中八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过一个来月就是党创建九十周年的日子。大家好好看看狱中八条，哪一条不是字字珠玑、切中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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