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凛冽的寒风中，我终于找到了英国伦敦的布卢姆茨伯里区凯因斯故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第一代凯恩斯男爵(John Maynard Keynes, 1st Baron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一般称作凯恩斯(或译为凯因斯)，英国经济学家。我很早就在探究凯因斯思想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在我看来十分诡秘。是的，他与他的导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年7月26日-1924年7月13日)太不相似了。凯因斯充满悲悯的情怀，倒是有几分社会主义者的影子。我甚至怀疑，凯因斯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另一类社会主义者。这个秘密或许就藏在布卢姆茨伯里区。
在布卢姆茨伯里区，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这是一个从190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英国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地区为活动中心的文人团体。表面上看，布卢姆茨伯里派是一个英国艺术家和学者的团体，从1905年左右直到二战期间，这个团体都一直都存在。此团体开始时是一个非正式的社团，为剑桥大学新近的毕业生(1899年毕业的有四位成员，其中包括了托比·斯蒂芬，他是维吉尼亚·伍尔芙和瓦内莎·贝尔两人的哥哥)，一些人亦曾是剑桥使徒的成员。他们在彼此家里相聚，而相聚地点又主要设在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地区(在一战前这里是唯一的聚会地)。1904年2月，托比·斯蒂芬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去世，四个子女(瓦内萨、托比、维吉尼亚、艾德里安)搬到位于布卢姆茨伯里地区的房子居住，这件事对构成这一团体很有帮助。1906年，托比·斯蒂芬逝世，但团体已经足够坚固，因此并没有对其的发展造成太大的阻碍。相反，这一不幸使其成员们联系得更紧密。虽然，这个团体主要以文学的头衔而著名(维吉尼亚·伍尔芙是最广为人知的代表者)，它的拥护者却活跃于不同的领域，包括艺术界、艺评界以及学术界。它的著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成员包括：雷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维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李奥纳德·伍尔芙(Leonard Woolf);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维塔·萨克维尔(Vita Sackville);罗杰·弗来(Roger Fry);瓦内莎·贝尔;克里夫·贝尔(Clive Bell);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如果，你有兴趣阅读这些思想家的作品，结论可能会是简单而清晰的，这是一群前卫的社会主义者。我的疑问在于，这些时髦的“文学青年”，为什么不像我国的小资那样，去追求“小时代”的奢华，他们为什么要聚集在工人街区(几乎接近贫民窟了)?请注意我以下的思考，这群具有社会主义情怀的年轻人，终于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那样的革命者，他们成为了英国思想界的中坚力量，年轻的凯因斯先生竟然成为了第一代凯恩斯男爵。正是这位曾经激烈批判丘吉尔的青年，用他那卓越的思想拉长了大英帝国的落日余晖。
在维基百科中，仅能查到维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三个人的资料，他们的资料中也仅仅介绍了一些他们作品方面的信息。不过，一些了解英伦历史的朋友告诉我，一百年前的这群年轻人都是充满激情的左翼青年。倘使不是在大英帝国，他们或许会遭到残酷镇压，他们或许会成为年轻的革命烈士。顺着历史的脉络，梳理一百年前的大英帝国思想史，约略可以体会到这群年轻人的心路历程。是的，一百年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断，大英帝国的阶级矛盾日益深化，以民粹主义为包装的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澎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群心怀天下的理想主义者聚集在一起。要知道，他们是聚集在一个工人生活的小区，他们的物质生活清贫而简朴，他们的精神生活丰富而激越。在凯恩斯们聚集在布卢姆茨伯里区的同时，美国民粹主义运动也在勃然兴起，威尔逊先生在美国独领风骚，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竟然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他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革重塑了新时代的美国。有趣的是，正是威尔逊的社会主义改革，避免了美国卷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在同一时间里，列宁等共产主义者在进行颠覆沙俄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也在同一时间里，孙中山等中国民粹主义者也在进行推翻满清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尽，我们在百年后的大结局中，感悟到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英美两国的统治阶层(统治阶层这个词颇费思量)，具有令人惊讶的智慧理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民粹主义思潮，像布卢姆茨伯里派这样半秘密的左翼组织竟然能够长期存在，像威尔逊先生这样的民粹主义者竟然有机会登上总统的宝座。去查阅那个时期的英美的社会制度变迁，不难发现那个时期的英美社会制度变迁充满了社会主义味道。反观德俄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严密压制甚至残酷镇压民粹主义，终于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却未能真正完成社会进化的使命。毋庸讳言，充满小资情怀的布卢姆茨伯里派绝不是革命者。但是，就是这些年轻的思想家，用他们充满悲悯的社会主义思想改变了历史进程。他们没有进行革命，他们选择了深刻地社会改良。改良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选择，甚至是最佳的历史选择。不革命的英美，进行了深刻地制度变革，他们赢得了一百年的繁荣。
我能够理解革命，准确地说那是一种被迫的选择，孙中山先生就是上书不果而愤然起来革命的。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革命毕竟会削弱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在慈禧的蛮憨和孙中山的愤然中，中国不知不觉就耽误了一百年的时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德皇威廉二世同样愚不可及，他无法接受民粹主义思潮，极端残忍地镇压工人运动，已经崛起的德国终于在民粹主义浪潮中走向了毁灭。历史可以曲折却不容穿越，当德国人建立欧盟的时候，也是整整一百年过去了。最令人感叹的是，当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改革的时候，历史已经无法再给予这个迟钝者最后的机会，俄皇的家族几乎被革命的浪潮彻底地灭绝了。当普京重新仰望三色旗的时候，百年后的俄国仍就是一个二流角色。我虽然能够理解革命，可我更想搞懂不革命而能够进化的英美，他们为什么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能够平稳进化?也许是东方语言特有的障碍，我们在查阅百年前英美思想史的时候，那些曾经激越的思想激荡变得混沌和模糊了。是的，大家都在包装历史，历史已经被包装得面目皆非了，以至于中国无数的“思想家”都被“面具”欺骗了。他们所言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他们所言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一根筋的中国人，就是搞不明白，资本进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进化也必须真正拥有资本。一百年前，英美追求社会主义真理的年轻思想家们，在工人街区完成了哲学上的飞跃，他们创造了历史!在苏格兰爱丁堡，我在思考这个国家三百年无内战且八百年无外侵的原因。我不得不审视，在过去数百年中，在这个狭窄岛国上涌现出的伟大思想家，牛顿、达尔文、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边沁、奥斯汀、斯密等一长串的名字让人震撼。我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这个民族在近现代的世界发展史中，始终站在人类智慧的最高峰上，他们一直在高瞻远瞩地看世界，他们也一直在试图控制这个世界。当然了，要控制这个世界，首先要能够管理自己，我能感受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智慧理性。宽容地接纳民本主义，就是这种智慧理性的一部分，他们甚至接纳了共产主义的两位导师，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事实上，早在马克思之前，英国的民本主义思潮就已经存在了，这为其后的民粹主义或社会主义奠定了理性的思想基础。我不怀疑凯因斯曾经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我更确信他受英国本土智能理性的侵染更多一些。这种思想，已经不仅仅是活跃于平民思考者当中，也同样深深地影响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和普罗大众。一个思想成熟的国度里，才存在政治成熟的可能性。政治成熟的国度，才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机遇。这对于热衷于“历史机遇期”的中国人，或许会产生某种启发吧!
我在布卢姆茨伯里区冷清的街道上徘徊，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左翼运动。中国当前的气氛，颇有一些百年前英伦的味道，连雾霾都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我不能不感到一种深切的忧虑，我国仍然没有布卢姆茨伯里派式的思想家群体，我国现在活跃着的是两类人，一类是“小时代”貌似聪明的无知兼无耻的小资“思想家”，另一类是充满传统革命激情的左翼“思想家”。尤其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的统治阶层和普罗民众同时缺少居高临下的智慧理性。在我国过去百年的思想积淀中，仍然缺乏充满人性关怀的哲学思考，仍然缺乏全球视野的战略谋划。革命是需要理论的，改革当然更需要理论。改革比革命更需要发端于人性关怀的一整套思想理论。那种被压迫者的赶超理论，是不适合作为改革的逻辑基础的。当然，简单地赶超思维，是不能够形成人性化的社会伦理的，也就无法构建建基于此的先进的法律制度。当一次慎重的大会公然倡导“市场决定论”的时候，我已经无法形容我内心深处的失望。当一个拙劣的军官通过卖身投靠，竟然可以飞黄腾达的时候，我已经对中国的政治蜕化感到深深地恐惧。我十分担心，在一个民族整体思想未能完成进化之前，改革的结果是否会导致革命的再一次轮回。历史是冷峻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必然完成社会进化。
离开英国前，我去瞻仰了马克思墓。在马克思墓前，我想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也想到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在想，如果这些革命的领袖也在这里，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我甚至想问，他们如何看待全球又一次兴起的左翼思潮呢?其实，在北非和中东(以及乌克兰)的纷乱中，已经有答案了。当北京可以悲悯地包容左翼思想家的时候，新兴的民粹主义将成为中国真正崛起的和平推动力。当然，中国的左翼思想家在经历百年的风雨洗礼之后，也终将会焕发出智慧理性的光辉。
在英伦凛冽的寒风中，我的心一直是滚烫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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