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录：复杂的日本人
摘录的最新背景：5月15日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授意设立的私人政策咨询小组“关于重新建立安全保障法律基础的恳谈会”，在首相官邸召开会议，向安倍提交一份报告书，建议政府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当天晚些时候，安倍召开新闻发布会，表达寻求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意思。
关于日本，关于日本人，张承志先生写有一部书《敬重与惜别——致日本》，还有一些散文，比如《日本留言》。
《日本留言》(1994年《花城》第四期)：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都选择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它，但是最终都厌恶地离开了它。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百年以来，两度侵略战争过后，尽管那么多的亲日派还活着，尽管一代代地在青年中被培养出了那么多的媚日派，作为中国的基本舆论和心态的一个外现，是人们对日本的普遍的反感。今天，简单地说，我欣赏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反感，哪怕是嘴上的不服气。这不科学，也不认真，但是多少有着一点正义。
日本政府审定中学教科书时，把对中国等国的侵略一词，改为一个汉字写作“进出”的词。这个词很暧昧，只能译为“进入、扩展、挺进”之类的意思。当然，修正不仅如此一处而已，从用语到史实，日本政府的文部省竭尽了掩盖、否认、粉饰战争罪行的全部吃奶之力——然后一届届地教他们有点傻的学生。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出于正义，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诉，这就是长期以来，久久震撼着日本的教科书诉讼案。这桩案子耗日持久，官司打了约30年。真正惊人的，我觉得还不是家永三郎的勇气学识;而是日本政府的寸土不让的顽强态度。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今天日本中学生在学校学着的历史是：他们的前辈曾经“发展”到中国和半个亚洲。此事在八十年代初曾酿成以韩国为首，席卷了香港、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的声讨日本的风暴。
《敬重与惜别——致日本》(2009年1月，中国友谊出版社)：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言说，……更娓娓阐述了满腹的歧视。那样露骨的他者歧视，在今天假惺惺的文明气氛中读来，人会不敢相信白纸黑字。但是无疑：这位日本式帝国思想的集大成者所讴歌的，就是吞噬弱小的殖民主义。
日本学到的阳明儒学，是简化和偏激的知行合一。
从西日本的福冈或长崎港出航，舰船对着两个方向：北有朝鲜辽东，南有琉球台湾——地缘政治是一种帝国主义喜欢的理论，日本算计于这种地理，并给自己选择了国策与战略。
比起中国“唇亡齿寒”的古代政治地理思路，英吉利-日本式的脑子完全不同。岛国帝国主义不会宽容——那些位于它出海口的民族与国家。尤其主动探身过来的朝鲜。那个半岛，简直是天之犒赏，是一餐美食，是搭上凤凰丸的船舷板，是铺向大和国的石台阶!
横须贺的码头上，鸟海和簇拥它的日本宙斯盾军舰编队，与数百米开外的美国第七舰队组成一个序列。宛如一个寓言或象征：日本政府又选择了当美国的“伴随舰”。
大江健三郎(在《广岛笔记》中)尽管也执著于批判，但诸如颓废、屈辱、威严、自杀等概念的阐释，更像是暧昧的作态。……它以一副深刻的面孔，回避了揭露的义务。它对1964年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忧心忡忡，而不去呼吁阻止迫在眉睫的美国核犯罪。它推敲斟酌，最后也没说出一句世界共识的大白话：想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核武器的最凶恶的嫌犯，就是蛮横的美国。……弯饶的叙述，堆砌的哲理，掩藏着一丝是非的妥协。
日本的右派总想说：郑成功并非大中华的正统国军，他占领台湾不过是割地自保，而且他还是个日中混血儿。欧美的绅士们更是苦口婆心，宣讲殖民，耐心地描绘西方的神话。他们怀着乡愁，锲而不舍，说白人带来了文明，台湾是由荷兰人“发现”的、荷兰给台湾带来“荷兰豆”、教土著用牛耕田。
其实就在荷兰人盘踞不久，以菲律宾吕宋岛为据点的西班牙人，也尝试染指台湾。……郑成功的舰队，对它们实施了一场铁帚扫海。
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他们的血迹斑斑的东印度公司，都被郑成功的舰队一扫帚扫进了汪洋大海。尽管今天他们乘着资本主义的话语优势、在中国奴才的帮腔下隔海聒噪，但是已然无用;他们的台湾梦，已经真的葬身鱼腹，已经永远退出了历史。
如果没有郑成功的扫荡，东海的形势不堪设想。不能想象台湾是一个欧美帝国主义的移民岛，如一个东海的以色列，近在咫尺，永久地威胁着朝鲜、日本、中国。
但也必须说，是日本首先挑起了、五十年如一日地扩大了这场错误的战争，这场日本帝国化道路的尽头，招致了原爆的悲剧。所以，错误不再重复，更是不能重复日本的帝国主义。
原子弹悲剧的责任，不仅在美国，也在日本。这一罪恶的凶器，揭露和质疑了所谓正反两面。美国的态度，就像杜鲁门的榧子。日本的态度，暧昧恰如靖国神社。
(对于1945年3月东京轰炸)日本人在网上述怀：“笔舌都难以表述，我们心底深处刻着的苦痛和绝望……犯下历史上最大级的战争罪行的，是美国……”挣扎的灵魂，跃然纸上。
但那位网上——他若想获得别人的信赖就必须记住：朝鲜、中国、东亚被日本帝国强加的恐怖、屈服和绝望，同样笔舌难述，甚至罄竹难书。他还必须知道——当年大日本帝国的手，并非在“核”字上那么干净。在帝国的某一个死角，核气味曾相当刺鼻。虽然国家对此三缄其口，真相如石沉大海。
由于第九条的存在，这部宪法在六十多年里，以严厉的违宪否决，限制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它勒着日本拼命向右扭的马头，给反省战争罪行的、希望成为亚洲一员的、反对敌视中国反对给美国当帮凶的、珍惜和平的日本民众以强大的支撑。
但是，一百五十年以来，一个国家的强烈的运动趋势，不会因为两颗原子弹一场失败而烟消云散——所以日本在战后作为一个国家的步伐，依然是新车旧道，结盟列强、排斥中国，循着脱亚制亚的古老热望。
这执著了一百五十年的心情，一定要突破宪法第九条——这条紧紧束缚着政客，以及旧军国信徒的捆妖绳。日本的走马灯政坛，已走过几代的政客。他们锲而不舍，以靖国神社试探，以国际贡献造势，一步步走向废弃第九条还原国权、拒绝一国允诺和平的目标。左翼思想的全球退潮、读中国崛起的警惕和不信、一百多年的狭隘民族主义，都助长着日本政客的运作。
不曾有过一个国家如日本。它有一部美国占领军替它制定的宪法，但正是美国，今天竭力怂恿它违宪、修宪，毁弃这部宪法。
而日本民众的一切奋争，不论是群众的运动或是孤胆的奇异变质，都是对宪法九条的防卫。日本宪法因染上的淋漓鲜血，完成了它的奇异质变，如矿石在烈火中炼成了金。它早已蜕尽了底色，荡涤了美国占领军的涂抹，变成了一种世界的追求。哪怕有一天九条离开宪法，日本已不可能后退到昔日。
本多胜一那驱使庞大知识、排除一切暧昧、直逼问题要害的气概和文笔，拥有一种扫荡的气势。默默读着，我见识了日本的骨气。
何止越南，包括对南京大屠杀，他的鲜明，他的雄辩，那些激烈的句子，那些严肃的考据，在庞大的文章之海之中塑造了。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主动救援苦难的人，从不转向的人。
我读得较细的，除了最早的政论集《被杀戮一侧的论理》之外，只有他的《南京大屠杀》。这是最使他招致恶毒咒骂的一本著作。但对中国读者来说，遭受的咒骂愈恶毒，愈说明他勇敢地冲决了禁锢日本人思想的民族主义，站到了当年被屠戮、今日被歧视的中国人一侧。
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尤其是他，摆脱了暧昧的日本病。他攻击体制豢养下群儒的言动，是由于对日本思想平庸的愤慨——正如他自己所表白，是由于对日本的热爱。
他说：日本历史上没有革命，所以很难期待。日本人的基因，百分之九十是顺从的，不会干革命。这也是让人绝望的原因。日本人的基因，很像羊。
美国人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是在下列条件下写成的：目的是为军方提出日本可能投降与否的战略估计，著者从来没去过日本、只靠对全体被美国拘禁的美籍日本人进行调查获得资料。
她对幕府时代四十七士的叙述，反复使用了一个日本文化概念‘义理’，并以之替代所有‘忠、义、信、仁、行’等浸透日本精神的中国古典思想。她的这一概念，再从英文回译成中文时，几乎又都译成了‘情义’——这样出现了多种简单化。
东京的泉岳寺供养着以军人为主的、据说有二百四十万柱的遗骨亡灵，长野善光寺则祭祀着明治以来日本国家的牺牲者。在中国，虽然语焉不详但凡人尽知靖国神社：而善光寺，或许即便是日本人也未必都清楚它的上述“善行”。若尝试通俗地说明，大概是这样的：亡者在靖国神社成神、在善光寺成佛。两处一佛(教)一神(道)，收留和超度了国家体制内的、日本的亡灵。但这种神佛魂祀，侮辱着苦主的心灵，蔑视着他者的苦难。它们虽然固执于宗教的形式，却与宗教的初衷存在相悖之处。简言之，两者都与“帝国”一语纠缠，缺少宗教的超越国家，甚至反体制的原色。反正，善光寺和靖国神社好似帝国主义的宣传部和民政局，为饱受屠戮侵害的中韩等国所不喜。四十七士不入靖国神社或善光寺的名簿，而选择了泉岳寺安魂。偏踞东京一角的这座寺庙，仿佛埋着一股造反精神，使人们不禁喜爱。
日本的“士”，先是荣誉的名分，二是效忠的武者。他们可以壮烈舍命，但他们并不犯上。明治以来，它渐渐被戴上了“武士道”的帽子，与帝国、右翼、侵略等语结缘。武士道，渐渐与中国古典的士道，分道扬镳。
畅销欧美的、博士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于1899年的《武士道》一书，表面上以日本武士道比较英国的“绅士道”，用心深处，却是为了谋求西方价值体系对自己的接纳，为了脱亚入欧的政治大计。换言之，那位启蒙思想家是在浅说士道，阿谀洋流。
1956年，24岁的大学生石原慎太郎，以他的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得日本最高的文学奖芥川奖。很快，小说拍成的电影也流行一时。用评论家四方田的概括是：这是一部描写“厮混在日本相模湾一带的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们日常生活”的作品。
它再也不是执著于亚细亚主义的旧式日本人。当然它更不是追求自由与快乐的新生一代。它是一个法西斯的遗腹子，发泄着尚未洗净侵略和骄横的污痕，却又为滚滚财富蛊惑的内心欲望。它用夸张的野性描写，貌似冲决传统和道德，为朦胧中新的蠢动作准备。
芥川奖评委之中，发生了罕见的分歧。赞赏它的如川端康成，说我喜欢推赏如石原那样特别的年轻才能。井上靖则云，这是候选作品中出色的一部，那熟练和新鲜使我不能移目。但是否定它的评委更加言辞激烈。宇野浩二指出：此小说即使假定是新奇之作，也是低下的通俗小说，刻意写入新奇的、猎奇的、淫靡的东西。而作家佐藤春夫的尖锐发言，则在文学史上成为事件。
佐藤春夫的评语，如一个宣言：“我并非一味排斥反伦理的《太阳的季节》。只因为此风俗小说即使作为文艺，也是最低级的东西。佯装敏锐的时代感觉，其实未出媒体人及演出商的框子，而绝非文学者之作。又从作品可见对美欠缺节度，尤不知害羞喋喋强词之态度更属卑劣。如此无端可取的《太阳的季节》被多数表决选中，于我而言心感可耻，因而我作为评选者，对其当选不负连带责任。”
两位作家虽就作品而发言，但都表达了对石原慎太郎的人格的蔑视。意犹未尽，佐藤春夫更在报纸上发表他的心情：“不单只识得生命力的蠢动，正因懂得了人尚还有与其他动物稍微不同的羞耻之情和伦理观念，所以才开始能够拥护人性。对那种认定只消破坏良风美俗即是新文学的、简单至极的捣蛋鬼恶作剧文字给予承认送去喝彩——让诸位扫兴，我于文选上了年纪，且良识有之过多……要灭亡的就任其灭亡罢。”
近50年后，日本重新思考那次文学评奖了。1999年4月，石原慎太郎以1662票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市长)，这一结果背后，当然有作家名气的因素。他的恶劣政绩，引起评论界检讨他的言行，若《世界》杂志的专栏《检证石原慎太郎问题》就因此而生。
专栏的最后一期终于追溯文学，因为人们发现：当年错送了大奖，喂养了危险的野心。不意得逞的文人，从此便出言无忌。在核武器、和平宪法、民族歧视等一切政治领域，取代了幼儿期的性冥想——如今的石原放肆于右派言论，尤其对中国朝鲜，极尽挑衅敌视。
为时晚矣——与追究他的文学根子的文章发表的同时，2003年4月他再次当选，其后又于去年(2007年4月)，凶险的政客石原慎太郎第三次当选为东京都知事!我无心更多议论石原。那是一个“连提及都觉得厌恶”的名字(本多胜一语)。
我视佐藤春夫对石原慎太郎的怒斥，为他对自己在旧时代败笔的反省。因为挺身时代的大义，永远高于文人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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