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的重建与演化
事物的静止或不变是相对的，运动和变化是绝对的。
阴阳互动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是推动事物不断变化的内因。一般情况下，变化是由基本矛盾的必然性主导着，但在变化临界点或历史关键处，则是偶然性起决定性作用，且由于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和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事物的发展往不是线性的、简单的，而存在深刻的复杂性。
现代复杂性系统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世界自发生成的一种复杂的耗散结构系统，是一种偏离、远离自然平衡的非平衡态，只有周围环境中或系统外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不断输入，才能维持一定社会结构状态的存在，并在内在矛盾相互作用推动下不断演化。但物质、能量或信息的输入不足或超过一定阈值，就会打破原耗散结构系统导致原结构瓦解和社会混乱，最终或社会崩溃解体，或通过内在的自组织机制自发重建，形成新的社会结构。
如西域楼兰古国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无法获得社会生产的物质资源而消亡，南美印加文明由于西方基督教等文化信息的输入，远远超过其社会文明水平而导致社会崩溃、文明解体。如中国历史上不断的改朝换代、治乱循环中，并伴有少数民族入侵、佛教传入等巨大的物质、信息等输入的冲击，但社会却在内在的文化思想力量作用下，在不断自发重建中继续演化，中华文明得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社会系统。
在系统演化与重建的复杂影响因素中，有慢(序)参量和快变量之分，其中作用持久的慢参量决定着演化方向，而短时发生作用的快变量，有时却直接影响着具体重建特点。在旧社会秩序解体形成的混乱中，内在矛盾会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种种微小涨落(各种各样偶然事件)，其中某一微涨落引发的变化适合历史条件，会通过长程作用而被放大形成巨涨落，自发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状态，并会出现历史分岔现象，即面对多个多样的同等涨落，个体偶然选择会决定具体的历史特点。
在近代史中，资本主义冲击下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思潮和实践中，共产主义思想不过是外来的种种主义或思想之一，所引发的社会微涨落，直到1921年也不过是在嘉兴南湖红船上12位参会者代表的全国50多名党员而已。
但在旧社会结构瓦解的混乱中，共产主义却顺应了历史潮流，异军突起，在雄才大略、千古奇才毛泽东的领导下，正确的把握了各种历史机会，动员起社会底层的力量，28年后形成了社会变革的巨涨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根本上改造了传统封建社会结构，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构建起全新的社会新秩序，开创了民族历史新篇章，同时也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深深打上了毛泽东的性格和个体思想印记。
可其中不可忽视的是，自清末民国百余年以来，中国传统独立发展的社会文明体系中，全方位输入了大量的、完全异质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先进工业技术、生产方式等，包括马克思主义、苏俄十月革命、基督教思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等，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对中国社会经构变化和重建发生了根本性影响，中国社会实现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否则革命可能不过又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历史发展也是一种自发、自然的历史过程，变化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内在多种因素和力量复杂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人的选择只有在历史分岔时才产生作用，英雄创造历史，只有顺应时代需要才行，而这种选择的不确定(偶然)性，正是社会的存在方式。
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中成功将历史引入物理世界的演化，进一步深刻指出，复杂性是世界的本质，简单、理想化才是幻觉，概率所表示的不确定(偶然)性，才是世界的本原，并不是无知。
在此意义上讲，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系统在基本矛盾推动下不断演化的过程，而历史的偶然性是社会作为自然存在的本原，是社会复杂性本质的体现，而简单的对与错之分，只是一种理想化，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文革”的历史存在，有其社会必然性，而不只是毛泽东个人凭空创造的历史，文化革命是其核心和主线。改革也不只是邓小平的主观愿望，最终实现生产方式质变，是一场深刻的经济革命。
但二者与创造新中国的大革命相比而言，却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千年传统社会在外来文化冲击下，整体崩溃后完全远离社会平衡态，通过自组织机制实现的完整、全新重建。“文革”、改革都只是一定社会边界条件下，新建的社会系统在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不确性定因素引发的涨落，不断偏离与回复一定的稳定态，而不断演化的特定历史过程。
尤其是改革开放，虽然三十余年中同样引发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可总体来讲，并没有象前苏联一样崩溃倒退，没有突破或完成政治上的彻底变革，仍然是社会主义。只是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社会系统随着历史条件变化演化到新阶段，出现了许多不确定性、全新的因素，如面临四大考验、四大挑战的危险等，一定程度上严重偏离，但并未脱离新建社会结构的基本发展轨道或演化方向。
一个基本判断是，当代中国社会演化仍沿着新中国开创的历史必然之路，只是生产方式质变、权力运行失控、信息技术冲击、高等教育普及等变化引发的种种社会涨落，正导致社会传统的深层文化社会结构，和现代政治所建立社会秩序的不断解体或崩溃，在试图继续借鉴或引入西方欧美现代社会思想和文化，尝试进行重组与重构的努力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经济发展成就，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却出现严重的私有化、殖民化、两极分化的倾向，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凸显，国家经济和金融风险在不断加大，不只在“四万亿”推动下，货币投放量(M2)短短几年就突破百万亿大关，积累了远超出正常需求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主动随着美元政策外升内贬，人民币主权受到严重侵蚀，而且许多地区出现严重的土地财政，在城镇化大跃进战略推动下，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共同将房价推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高房价成了超级地租、成为社会再分配重要工具，加剧了社分贫富分化、甚至出现中断工业化进程的危险。
如多年来数以亿计劳动者分配不足40%，不只低于发达国家70%水平，也远低于改开前50%左右水平，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只能扩大出口和采取超强度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却形成庞大的地方债务、生产严重过剩等，酝酿着前所未见的社会经济危机。
实际上，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在苏联解体、“历史终结”以来，同样遭遇了前所未有、表现为金融危机的新型经济危机的挑战和考验，当初改革开放的理想彼岸，正在崩塌之中。
十八大以来，强力反腐暴露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尖锐性，尤其是山西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塌方式的省委班子腐败，反映出这已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生态已严重恶化，是在资本力量的冲击下公共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已失控，国内外资产阶级正在寻求操控更大的社会政治权力，深刻反映出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已失去平衡，社会内在矛盾正在尖锐化、复杂化，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如每年高达百万判刑入狱人员，无处不在的安保措施、监控等，甚至出现在校园、广场等公共场所，社会维稳成本急剧上升，成为最直接、最直白的注脚!
改革，已然到了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亡党之危、经济不可持续等成为社会共识，而“此”改革早已非当初的“彼”改革。
当然，混乱中也孕育着新的希望，“八规”、“依宪执政”“三个自信”等吹来的清新风气和正能量，让大众重新燃起中国梦的希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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