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这是个中性的解读，问题是，“本国固有”的就意味着一定值得传承吗?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历经千年沉淀积存了不少垃圾，如女子裹小脚，今天看非常荒谬，曾经是非常流行的，不想裹也得裹。对今天重新开始走向流行的国学做一做鉴定很有必要。
《三字经》开头：“人之初，性本善。”人性这东西究竟是本善还是本恶在先秦哲学史上是存在争议的，是百家争鸣的核心议题之一，到了明代王阳明还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应当提倡的学习态度是先对各方观点论据都做一下了解。这么一个开放式问题(相对于一些算术题)为什么要一下子就灌输给孩子一个“标准答案”呢?原因很简单，这是儒家学者所著的蒙学教材，就如基督教的《圣经》开篇就向人们灌输一点：世界是上帝耶和华创造的。儒家包含在国学里，连续千年地位崇高，“儒学衰落时期的几个朝代，统治者和学者多多少少也在试图重构儒家意识形态”(汪晖语)，成了和道教、佛教平行的“儒教”，孔夫子被当做神供了起来，无论谁提国学都得花很大的篇幅说孔说儒，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绝不能再允许搞儒家的一言堂。
另一部近来被热捧的“蒙学经典”《弟子规》中出现了不少针对少年儿童、扼杀人性的要求，非常明显，正是属于鲁迅先生笔下的封建礼教：“歪歪斜斜的每叶(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如果抛开“吃人”不说，还可以和前面鉴定《三字经》一样翻到开头看一看：“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是说要先把各方面品德修炼到位，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再去学习文化知识。这跟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大环境明显是相抵触的。所以现在家长即使让孩子把《弟子规》倒背如流也只能是隔靴搔痒，仅此而已。有高海拔的体制在，没有条件购置高压锅(近年来出现少数有条件的家长选择带孩子离开体制在家学习，取得了预期成效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4952)却想把饭煮熟可不得属于文学上的魔幻现实主义?
其实今天的“国学热”可以理解为“儒学热”，相较于夫子庙一如封建时期的喧闹，老庄等等依然处于一种边缘化地位。国人提到国学第一反应大都是四书五经，均出自儒家。“国学”二字从字面上看，我想应该是指能够有资格代表一个国家最先进、最优秀文化的学说。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正确眼光，儒家学说的很大一部分不符这一标准。确如汪晖所言“儒学是一种政治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文化”，往往成为追求秩序的统治者的工具，任志刚《为什么是毛泽东》中很明确地指出：“人类思想的最高点是平等，知道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孔子不可能再次成为中国的圣人。”可惜当下中国是个《武训传》都已“重见天日”的时代，今天的官方自然也不会再制止儒学的复兴。上一次尊孔复古逆流起于袁世凯时期，反倒催生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爆发打下了思想基础。今天儒学得以卷土重来、市场良好，明明白白是改开以来大众精神空虚的一种体现，饥不择食嘛。上世纪末邪教大肆蔓延正是这个道理，但那也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复兴的时期——认识能力高的总是有的。我今年2月写的那篇泛谈(//m.drhuete.com/Article/qingnian/2015/02/338484.html)提到《论语》中的一句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治手段引导、用刑罚约束，民众就只求免于犯罪，而不会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用礼教约束，民众就会知廉耻且人心归顺。建立社会主义新政权后，毛泽东正是大力推行新的道德观、新的“礼教”取代已经被使用得腐烂生蛆的封建价值体系(这是孔子和武训遭到批判的原因)，大大净化了社会风气，让新中国愈发显得朝气蓬勃——“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今天提到文革，很多年轻人只知道“破四旧”而不知有对应的“立四新”。改开以来中国所呈现的是前一种情况，很多人想着只要不违法犯罪就行，不都说好了“法无禁止即可为”嘛，廉耻之心早就被扔到九霄云外了，再一不小心就成了法律制裁对象。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他曾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隔着太平洋阴阳怪气地评述大跃进和文革)批评中国长期习惯于用道德代替法律，其实德治不搞偏、不搞过头并不是弊病，“德主刑辅”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对贺卫方们高举的“法治”万万不可过分迷信。现在应该旧瓶装新酒，而不是扔了德治的“瓶子”统统改用法治的“勺子”(尤其贺卫方们叫卖的“法治”仔细一看是完全舀不起水的“叉子”)，去年四中全会对此也是有所强调的。所以没有必要对儒家学说一棍子打死。其中有一些应该继承的好东西如“因材施教”今天其实并未得到充分继承，我们很多学校的教师在像工厂流水线一般致力于打造出一模一样的学生，这种现象的出现给美化西方者留下了市场，使得李开复等人在中国学子面前救世主般宣传美国教育的卓越，以此为切入点骗取信任，继而美化包装美国社会的其他方面，极具迷惑性。
全面地看，“国学热”是有正面意义的。在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国学可以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我就不说“核心”了)的帮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共同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疯狂渗透的积极作用，如果我们的后辈只知卢梭而不知喊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孟子，中华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和仰慕华盛顿而不了解毛泽东一样可悲。从2012年5月美国国务院刁难孔子学院意图“驱逐”中国教师的风波(所幸被我们及时出手化解http://news.qq.com/a/20120612/000897.htm)可以看出，热衷于反向推行西方文明东进战略的美帝决策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仅仅是命名为孔子学院，不叫毛泽东学院、没有打算传播马列主义，就让山姆大叔忌惮成这样!当然，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我们必须做到坚守底线，坚持用社会主义整合、过滤中国传统文化。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的评注中写道：“我国自鸦片战后，国人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乃至复兴中华，再度领袖天下所发动的大大小小的运动，也不下数十个了。就大体说来，这些运动的远大目标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为达到这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则大有出入，甚或相互水火。然吾人细思他们不同之间的症结所在，实不外乎‘中’‘西’两字。大家都主张去自己之糟粕，采西方之精华。如此两相配合，便是中国‘新文化’的远景了。殊不知近百年来，西方百货店橱窗内的精华太多了，我们在何择何从之间，早已自己打得头破血流。至于我们自己这个汉家老店里的货色，究竟哪些是糟粕，哪些是传家之宝，这个标准也难以确定。”做为毛主席那代人的晚辈，我们应该感到庆幸，现在已经不存在“标准难以界定”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了社会主义。
2015年5月1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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