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有灵性的。
中国历史的唐代，是诗国的时代。诗人的诗既唱出了一个盛唐，也唱毁了一个晚唐。
一个时代的盛衰，其实就是一个民族“自信力”的盛衰。“自信力”的盛衰，从“文化自信”方面体现得最为透彻，尤其是诗更是如此。故有云：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
本小文不说“盛诗”，只简说一下唱毁晚唐的“衰诗”。
没落、颓废的诗人们霸占着晚唐的诗坛，抛开盛唐时代的民族精神、英雄气概、爱国情怀，以堕落、颓废的卑弱腐朽丑陋之气，熏染着灵性的诗国。他们只知道安乐的享受，风花雪月，抚琴说唱，尽自己之情，竭吾身之性，陶醉在女人的粉脂气里，唧哝着无聊的俏语，根本不顾“藩镇跋扈，宦官窃柄，内乱外患，相逼而至”《美学散步》。哪管家国存亡，人民离散，只顾一己之乐，漠视烝黎之苦。贪恋禄位，攀附权势，得过且过，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有的虽也是怀古赋兴，但看到的唯有悲观消极。对此，笔者试举一二，如：
杜牧的《遣怀》：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饮酒作乐，轻揽细腰，浑浑噩噩，大梦一场，却落得个“青楼薄幸”的负心之名。不管处于何等情思去写此诗，但他混迹于酒色之中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再如杜牧的《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感以三国的“火烧赤壁”之战，借抒自己的悲观情怀。倘东风不助，他首先想到的却是被人夺走的拥怀暖胸的尤物。“春深”二字可知杜牧的重心所在。
温庭筠的《新添声杨柳枝词其一》：
“一尺深红蒙曲尘，天生旧物不如新。
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
“花间”鼻祖温君，艳体婉丽细腻。此诗描写一个被弃女子的哀怨。“终堪恨”，正在深深地怨恨着那个心中已经有了新欢的负心郎。此等诗作，一旦攀附到“上层”，哪有不衰之理。
李商隐的《赠歌妓其一》：
“水精如意玉连环，下蔡城危莫破颜。
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
曽自谓与大唐皇族同宗的李商隐，虽关心时政，多有寄古抨今的悲愤之唱，但仍未脱离晚唐诗人的没落之势。沉浸于粉脂之中，“断肠声里”不能自拔。只有精致的词韵之美，哪有振奋国民的精神豪气。
还有温庭筠的《夜看牡丹》：“希逸近来成懒病，不能容意向春风。”《经五丈原》：“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意不由人。”《赠蜀将》：“今日逢君倍惆怅，灌婴韩信尽封侯。”李商隐的《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韦庄的《台城》：“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等等，等等……
上述几位晚唐诗人，应算是晚唐唱“衰诗”的代表。他们多属“上层精英”，一手握柄，一手掌文。他们唱的却是鸳鸯蝴蝶，留恋的是官场禄位，儿女柔情，家国危亡，民族疾苦似与他们毫不相干。
晚唐诗人也是个个才华横溢，文思句句珠玑，读之琅琅，听之殷殷。但却抛弃天下诗人的社会道义之任，丧失了诗人的人格。“书以道事，诗以达意”（《史记》），他们唱出的是一个大厦将倾的挣扎。文运颓废，国运何兴？他们一直把晚唐唱到不可救药，这不是诗的“灵性”么？！诗是民族魂魄的“发声”，诗能唱出民族的昂扬或衰沉。当诗沉湎于自私享乐、以耻为胜，而无利他、更无家国之衷怀时，所唱催的便是一个时代的没落，甚至衰亡。
不可否认，唐人无论皇族贵戚、达官巨贾，还是草野庶黎，无不浸淫在“诗境”里。要想出人头地，“作诗几乎成了唯一的生活出路”（《唐诗杂论》），这等诗能不充斥着衰败的“灵性”吗？！回观当今，由于那曾被上等公知们推举为有灵性，且曾火爆的《穿遍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屎尿诗》等所谓诗类，以及今日为患已久的“毒教材”，虽非诗，但与诗属同类，更是把黑手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已彰显出“崇洋媚外”跪舔“美西”痼疾日久之害了。
那些被吹捧的具有“灵性”的肮脏“诗”和“毒教材”，会不会也有晚唐诗样的“灵性”，也未可知。且那些上等公知和肮脏“诗”、“毒教材”的，却没有晚唐诗人的风韵文采，只有令人掩鼻的粗陋恶臭之气，甚或有是民族的败类。应该像鲁迅先生所言：“做剜烂苹果的工作”（《准风月谈》）一样彻底剜除。
呜呼！以古为鉴，今之为国者，不可须臾疏忽惕惕之警也。
（朱树松·2022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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