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法国底层人民生活的19世纪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著——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体现了雨果通过“以善抗恶”来改造社会的世界观。
在饥荒年月，因饥饿而偷窃面包的冉阿让被残酷的资本主义法律判处五年劳役。后来因为三次越狱行为，在苦役牢里待了整整十九年才出狱。据雨果描述，因十九年非人的牢狱生活的摧残，冉阿让成为了一个性情残暴的危险分子，他满怀对社会的忿恨，预备着出狱后报复社会。然而他路经迪涅城时，主教卞福汝对他的毫无歧视的坦诚相待感化了他，使他立志做一个诚实的人。此后，他做了很多平凡却伟大的事情：为了让一个和他长相相似、被当成是他的无辜的人免遭法律的荼毒，冉阿让主动到法庭投案自首；他冒着生命危险救出压在大车底下的车夫割丰；他毫无私心地拯救为了养活女儿珂赛特而沦为娼妓的芳汀，并且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珂赛特，和她相依为命；1832年巴黎街垒起义失败后，为了救出参加起义的珂赛特男友马吕斯，他背着昏迷的马吕斯从下水道逃走，两人差点淹死在巴黎的下水道里……
虽然1832年巴黎街垒起义的起义者在雨果的笔下都是正面人物，但雨果并不赞成暴力革命。他认为以暴制暴并非改造社会的良方，他主张的是——以善抗恶，用真诚的善良的行动感化敌对势力，从而逐步改良这个充满罪恶的社会。在雨果笔下，沙威是一个无条件服从和维护压迫广大底层人民的社会秩序，对劳动人民毫无怜悯心、冷酷无情的统治阶级的鹰犬；他不问事情的是非曲直，就宣判芳汀有罪，却放过那个调戏芳汀、真正有罪的花花公子，理由是“一个妓女竟敢冒犯一位绅士”；为了履行他警探的“天职”，在冉阿让为拯救无辜的商马第去法庭自首之后，他连冉阿让在芳汀尸体前祷告的时间都不愿给，就迅速、残暴地抓捕了冉阿让；终其一生，他对冉阿让像鬼魅一样如影随形、侦探追捕……这样的一个顽固不化、毫无人性的统治阶级的爪牙，冉阿让对他依然是以德报怨。在沙威到街垒侦查被起义者识破后，起义者决定在街垒被攻破前处决他，冉阿让因为拯救过街垒，向起义的领导人要求由他处决沙威，起义领导人同意了他的要求。就这样，利用这个机会，冉阿让暗中放走了一直与其作对、无时无刻不想把他“捉拿归案”的警探沙威。在冉阿让上帝般以德报怨行为的感召下，沙威人生的信念完全崩塌，最后投河自杀。
如上所述，小说中这些情节的描写是否可信？像沙威这样的人有没有被感化的可能性？被牢狱生活摧残，心灵扭曲的冉阿让有无可能被卞福汝主教感化而立志向善？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回答。然而，我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的真正关键之处在于雨果对社会的改造药方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他把社会结构的罪恶归结为一部分人行为道德上的错误，从而导致雨果对社会开的这个药方是不对症的，他改良社会的这种想法是天真可笑的。因为只要私有制社会的本质没有改变，就总会是少部分人压迫大部分人，总会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总会有像小说中的德那第一样不择手段掠取财富的人，总会有像小说中调戏芳汀的巴马达波之类的人物一样坐食利息、庸俗无聊、无事生非的人，总会有像沙威一样冷酷无情的私有制秩序的维护者……这一切都建立在阶级统治的暴力基础之上，而用善良去感化暴力，就好比让狼对羊施行仁爱慈善一样，实在是幼稚荒唐、迂腐可笑，其结果只能是徒费心力、于事无补。
在资本统治的社会中，只有顺应资本逻辑的人才能混得风生水起，例如小说中芳汀的情夫、珂赛特的父亲多罗米埃之流；像冉阿让、卞福汝那样的逆资本逻辑做事的人，无论占据多高的道德制高点，如小说中的卞福汝主教把自己的薪俸都用来资助穷人，冉阿让改进“墨玉”的制造方法成为资本家后，在当地救助穷苦、造福一方，然而他们这些行为的价值都没有真正被“主流社会”所认可。可见，在人人像狼一样生存的那样的社会里，冉阿让、卞福汝主教这样的人，即便拥有地位和财富，也只能成为跟不上时代、不合时宜、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的异类。另外，即使是在这部情节虚构的小说中，冉阿让也必须是力大无穷、拥有过人的智慧，因为只有具备这些条件，他才能一次次成功地逃脱社会对他的迫害，可见在那个残酷的社会中，像冉阿让这样“立志向善”的底层人民，生存是何其地艰难！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连安稳地生存下去都算是奢望。那么，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下层人民或者被上流社会当成是“异类”的一些人能够拿什么去“感化”在资本社会里如鱼得水，混得“风生水起”的“主流人物”呢？后者需要前者的感化吗？
“以善抗恶”是个美好的愿望；拒绝暴力、“珍惜人类的鲜血”也是善良的期待；然而它们终究只是愿望和期待而已，幻想通过这样的做法改变残酷的现实，永远只能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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