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民社会”
“个人主义是公民社会的基础”。董健如是说。
自从个人主义在清末传入中国，虽然屡屡遭不同人的诟病，在民国之后，“新文化运动”中也曾经迎来它的高光时刻。就是在那时，著名的口号也就是“德先生”、“赛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也说不上是个人主义的，挂在个人主义的帐下，并不确实。所谓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列入人们的视野。
在新一波宣扬个人主义，为个人主义“正名”的这些年中，“公民社会”被那些宣扬个人主义的人们摆到了明面上，吹的挺邪乎。董健就是其中比较卖力的一个。
算起来，老朽可以大言不惭的说，也是一个“资深”的拥护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至今对“个人主义”持反对立场。不过，对于“个人主义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一说，还是感到很新鲜。一时不知那是什么意思。只能说是孤陋寡闻了。
据董健教授说：“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不是什么新词。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便提出过这一概念，到了近代，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人也使用过这个词。但各人的理解不尽相同也是事实。因此，根据不同的语境他们才译为‘市民社会’、‘文明社会’等等”。
这样看来，“公民社会”不但对中国，即使对法国、对德国，也属于“舶来品”。
“civilsociety”这个外国词儿到底是什么？据说这是个英文词语。但知，亚里士多德用的应该是古希腊语。英语词汇“civilsociety”是从古希腊语中那个词语中翻译的？即使是英语“civilsociety”，是不是只有这些年来的某些个人主义者“认识”，知道翻译成中文念“公民社会”？其他人翻译的都不算数？为什么卢梭、黑格尔、马克思他们曾经把它翻译成“市民社会”、“文明社会”，而没有翻译成“公民社会”？是他们理解错了，还是翻译能力不行，翻译错了？如此种种，都是疑问。
论“学问”，论“能力”，包括翻译能力，董健教授或许属于上
乘。不过，还没有听说他是翻译方面的权威，在其上者应该不乏其人。难道他们都翻译错了？惟独董健自己得道，得了什么高人的真传，奉献给国人一个“神圣”的、大多数人不知为何物的“公民社会”？
唯一的解释是，无论是在当时的古希腊，还是卢梭那个时代，关于“公民”一说还没有被广泛应用，或者说，还没有确切的内涵。
公民，与市民相比，应该覆盖更广泛的人群。公民与市民，作为两个“观念”，具有“交叉关系”，一般也不能并列使用，也不能“互通”。
如果说“公民”与“臣民”相对，那么，在古希腊这个奴隶制社会，谁被称为“公民”，谁被称为“臣民”？它到底是“臣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当时的“公民社会”在哪儿？有什么组织形式，存在的经济基础是什么？职能是什么？与当时的奴隶主统治者的关系是什么？出了哪些著名的，史上留名的领导？它总不能只是作为一个“概念”而单独存在吧？
众所周知，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自有城市就有“市民”。而在一座城内，居住的也决不只是“市民”。“市民”之外，还有“官吏”，甚至国王、贵族。至于是不是还有奴隶，应该是有的吧？否则，国王、贵族使唤谁？
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上说，“公民”与“平民”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作为思想家的卢梭、黑格尔、马克思还不至于分不清，把它们混淆吧？
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不会早于中国的孔子。当时的中国，民就是民，与“公”扯不上丝毫关系，没有“公民”。而在国人的意识中，臣与民也不一样。臣，是离统治者比较近的人群，一般也称为“官吏”，可以认为属于统治者的奴才，等级在民之上。
在中国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还不曾“创造”出“公民社
会”这个词及其概念。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皇权被废除，“皇民”、“子民”，转化为“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宪法中也使用“公民”这一用语。指具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的人。
“公民”一语在西方，应该是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产物。“公民”，是一个法律用语，指具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人。
关于“公民社会”，最近看到一些文章，原来早在“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产生之后，或者说传入中国之后，就有不少人质疑、反对。
如王绍光先生就认为：“‘公民社会’是新自由主义编造的粗糙神话”。（2013年08月08日09:03，人民网-人民论坛）
有人面对“问题”，黔驴技穷，就是想通过弄一些莫名其妙的、非常容易产生歧义的新“概念”，赋予它自以为是的内容，高谈阔论，以忽悠老百姓。这“公民社会”应该算是近年来冒出的一个。
任何一个社会，都建立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什么社会的基础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迄今为止，没有看到那本教科书上说过。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连它都是需要“基础”的。所谓“个人主义是公民社会的基”一说，是颠倒了社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按照这种说法，不信仰个人主义的人们，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们，就不配进入“公民社会”。如果不能进入“公民社会”，他们应该去什么社会？
对于“公民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公民社会”中的公民，到底是什么人的社会？
董健教授把鲁迅搬出来，于事无补。在鲁迅的语汇中，就没有“公民社会”一语。他提出的“人国”，本来也不存在，帮不上“公民社会”的忙。
按照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的认识：中国公民社会的的确确存在，而且具有一般的特征：它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府；它的主体是非政府和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物，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它有自己既不同于政府系统又不同于市场系统的运行规律；它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有着重大影响。（2009年1月19日《中国青年报》《中国已迈进公民社会——首部公民社会蓝皮书发布》）这与《人民日报》主任编辑雷达先生关于“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的解释，差不多。
这样的解释大可值得商榷。在逻辑上，很难说得通。
毋庸置疑，那些团体或者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而不是由全体“公民”组成的。为什么偏偏把那种群众的或者民间的组织叫做“公民社会”？没有参与、参加那些群众的、民间的组织的“公民”们，他们参加的组织、团体，该叫做什么社会？说得清楚么？
再说，“公民社会”里的人们都有什么“共同利益”？“公民社会”之外的组织、团体，难道就没有“共同利益”么？这显然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事实，更是无视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的“公民”们组织起来成立的组织。
这样看来，他们所谓的“公民社会”的存在，就是十分荒谬的事。像卢梭、黑格尔、马克思那样的大思想家、理论家，无论是在翻译时，还是在自己的理论中阐述问题时，怎么可能犯那样低级的逻辑错误？
俞可平、雷达、董健等人关于“公民社会”的认识，充其量是一家之言。其他人没有必要顺着他们竖起来的杆杆继续爬，随声附和。
现在看来“公民社会”完全是某些人，出于自己的政治、理论的需要“创造”出来的连他们也不能自圆其说的一个新概念。并借口“翻译”问题而突出出来说事，以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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