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西马是马克思还是鹿克思，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西马的主张者及其拥趸，是学术分析的路子，解释权的逻辑闭环对他们而言是毫无必要。对于尚未掌握政权的在野者而言，他们的使命就是不断提出执政者难以接纳的提议，然后通过被否决来实现自身的神圣性。
在传统的苏马环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为政治服务，两相对比，西马和新马确实在一定程度回归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分析，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但是，随着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西马”更像是普通的社会哲学学术研究，不再提出激进变革社会的方案和嵌入历史风波了。
英国新左派的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提出了“新左派”的概念，这与斯大林上台后西方特色的“西马”是相吻合的概念，或者准确说，这两个概念具有亲缘关系，是相伴而生的姊妹。这是他们对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伯恩斯坦、列宁、卢森堡、葛兰西等先辈的重新发现，乃至对一致的自然主义或人文主义进行了反叛，亦即社会主义不只是建构秩序，更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也非是自然反映论的旁征博引，更是一种创造新世界的趋向。
然而，西马被视为正确的科学社会主义，甚至可能比之苏马更为危险。从“西马”的起源来看，其主张一开始便是用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否定的理论工作上的。就在1955年，那位“知觉现象学”的哲学家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首次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针对“列宁主义”的开创性进行批判，并且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马克思本身做了切割，分化出了辩证的、经过观念论训练的马克思和“自然主义”的马克思。归根结底，梅洛庞蒂是要用现象学的方式去扬弃辩证法（即使他的这种批判也归于一种历史的辩证运动），目的是要摧枯拉朽地打倒马克思主义。
综观看待，西马是一种和“战斗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也是一个整个西方与苏东相对抗的地域象征，属于是不以马克思主义自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造成巨大思想冲击的思潮（苏之砒霜，美之舒爽）。
不过，西马推究到极致，也终归是正治领域的斗争，即使远远那么定睛一瞧，那么慈眉善目。可历史总会告知世人，左良玉也是会慈眉善目地说，“老乡，借你的人头一用”。譬如，葛兰西会讲“向人类的外部去寻找现实和实在，这也是宗教地、形而上学地理解实在。……没有人，宇宙还有什么意义”。这些话在当时的语境里，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可一旦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语录，就难说会不会对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产生不良影响了。毕竟20世纪末期，有位叫做戈尔巴乔夫的“地图头”，他也喜欢说这些人啊、人类文明啊之类的口头禅。于是，历史就出现了极为诡异的一幕——“没有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
1877年，伯恩施坦也是四处宣传这种与上文所述相类似的观念，号称要用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观点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思想。甚至，他还要求放弃阶级斗争，取消革命，鼓吹“全民党”（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可谓是修正主义的面目暴露无遗。西马相对比，更为聪明了一些，他们要利用社会科学和哲学的权威来做事。如果出了差错，那么这口黑锅得甩到教育体系和社会研究方面，西马继续装作无辜的旁观者。
我们常常可以见到，端起碗大快朵颐、放下碗就骂娘的西马叛徒。确切讲，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进过窄门，又谈何变成犹大呢？著名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法兰克福的“大孝子”）哈贝马斯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基础是不明确的。什么是规范性呢？其实没有什么高深的内容，就是讲你应该如何如何做事，这也就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所讲的“应然性”。所以，哈贝马斯的意思是大家都没想抛头颅洒热血，不过就是像生物学家做玻片一样，做做研究，最多妄图青史留名而已。学术混子都能研究马克思，那可不就是缺乏规范性嘛。
可如此表述，也不究竟。因为社会科学是一门涉及方方面面的精细学问，除了要有“规范性”的理论，还要有“实证性”的理论，也就是要对做事的进程进行描述。规范主义与实证主义，是一对互相成就的矛盾，不可能随意地全盘打倒。换言之，西马的理论特性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无论他怎么在“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还是科学的问题”这个“科尔施问题”面前标榜自己，中世纪负责经院哲学的那批人肯定也会说：“这味我熟”。
又譬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虽然提出了许多激进的主张，但当激进的学生找上门来，他人却玩起了奇妙的躲猫猫。至于阿尔都塞学派的阿尔都塞，如果在所谓的大革命到来前不要疯癫，就更为绝妙了。
再看看其他的西马又如何。哲学家萨特把列宁颠倒过来的黑格尔哲学再度颠倒回来（列宁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成唯物主义），也就是再度投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怀抱，“不间断的精神运动”的提法无疑是对“无意识”的浅显分析。他认为辩证运动意味着主体自身一分为二，从自身树立起对立面来认识自己，这无疑是对斗争的曲解。他只是通过自欺，树立了一个永远存在且永远达不到的存在方式。换言之，比起为了人民群众的福祉，萨特更在乎自己的学说如何逻辑闭环。
本雅明对马克思的解释则比萨特更为极端，他几乎将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塑，他那种“人必然在欲望与尘世当中沉沦”的情调贯彻始终，他的“革命”是弥赛亚主义试图创建的一种新型时间，即弥赛亚时间，悖于现代启蒙理性所依赖的线性时间，这是实现与未实现之间的空白区间。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了一个永远的危机时刻，但又绝非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可也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主观能动的），显得只是与基督徒相似地被《保罗书》的起源性真理事件的绑定。
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大学里作为一种学说和思潮而存在着，出版的大都是一些纯理论和文化方面的著作，少有斗争性指向明显的表述。总归不值得迷信这些主张，毕竟，有信无证，虽不落恶果。可也是终不得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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