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一些媒体、自媒体、文章和影视剧中，出现许多宣传以国民党官兵为主体的所谓“抗战老兵”英勇抗日事迹的文章和视频，薛岳、孙立仁、张灵甫等所谓“抗战名将”被肆意吹嘘，以证明国民党才是抗战中流砥柱，进而否定我党我军的抗战功绩和历史地位。
实际上，整个抗战中，国民党军仅牵制约50万日军，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却牵制日军超100万，东北抗联牵制关东军70万，共产党才是抗战主力；真实的国军在抗战中屡战屡败、鲜有胜绩，甚至在日本帝国主义日薄西山的1944年，还被日军打得满地找牙，演绎出豫湘桂大溃败的荒唐闹剧，即便被媒体和影视剧吹上天的“台儿庄大捷”，也仅仅迟滞了日军进攻，最后日军仍然实现了战役目标。那么，国军在抗战中为何如此“拉胯”？
一是心存幻想。蒋介石曾在1934年7月31日庐山军官团讲话中说：“如果中国抗日，三日就会亡国”。由于对国家和国军实力估计不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抗战结束，他一直对日本和国际社会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梦想依靠所谓“国际公理”及美英等“国际社会”结束“中日争端”，以所谓“公理战胜强权”搞精神麻痹。
因此，蒋介石对抗战多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脚踏两只船，一边在日军侵略上海、南京等“民国政府统治核心区”时被迫抗战，一边与日本秘密“和谈”；1932年6月9日，竟匪夷所思地对上海各影片公司发出了禁拍抗日题材电影的“通令”，宣称：“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当此战事结束之际，政府正谋对外和平，且停战协定，业经签定，不日将开圆桌会议，国际间充满和平空气，如一旦发现此项挑拨刺激之影片，将影响和平进行，大背政府初衷。”《上海战史》、《上海之战》、《上海抗日血战史》等抗日新闻片和纪录片被禁。即便在日本通过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后，民国政府也未对日断交宣战，甚至在日军攻陷南京后，民国驻日使馆仍在日本正常办公。直到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己成定局时，才在美国压力下才悄悄停止“和谈”。
尽管这段历史少有人知，但国民党高层都很清楚。因此，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宁可将牢底坐穿，也不承认自己卖国，因为在她看来，蒋介石比她更卖国，他才是最大的汉奸。
二是极度腐败。民国政府大小官员横征暴敛、作威作福，搞得官逼民反，一些国统区群众被迫跑到日军一侧，无意中成为日本帮凶。如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其《蒋介石传》中说：“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虽然美国人的书未必值得全信，但据老一辈回忆，河南群众确实把蒋介石亲信汤恩伯，比作“水旱蝗汤”的“四害”之一，说明国民党在河南已民心尽失，也说明多数吹捧汤恩伯在河南抗日的文章、视频都是胡编乱造。
国军的腐败更严重，里面普遍存在虚报编造伤亡数字、吃空饷、克扣军饷等现象，虐待、殴打、鸡奸、赌博、淫乱、吸毒、走私、掳掠等各种事件层出不穷，有的军官还变卖军需和作战物资，导致很多士兵骨瘦如柴、面有饥色，因营养不良引发各种疾病；所穿军服也破烂不堪，毯子、雨衣更是少数人才有的奢侈品，其形象与当下“抗日神剧”中的国军形象有天壤之别。
总之，当下存在的任何腐败现象都能在国军中找到影子，而战前造假吃空饷，战后编造死亡数字骗取抚恤金，是军官常用且高效的致富手段。一个典型案例是，国军一个账面上有1万多人的师，实际人数仅1000多人。这样的军队如果参加抗战，即便日军人数不多、战斗不激烈，也会在“英勇作战”后“牺牲”9000多人，甚至全军覆没，因此，许多人信誓旦旦所谓“国军在抗战中牺牲X万”，其数据很可能有吃空饷的水分。蒋介石等高层对此心知肚明，无奈比较普遍、法不责众，多数情况不了了之，只得偶尔处决几个倒霉蛋以儆效尤。
腐败造成国军部队离心离德，作战意志、战斗力无法与日军相提并论，许多时候，数万人的国军很难抵挡几千日军的进攻，典型案例是南昌战役，日军2个连吓退国军10个师30万人，未守半天就溃不成军，这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都很罕见。
因此，虽然民国政府掌控全国大部分政治、经济、军事、矿产等资源，拥有400多万军队，又得到美、德等国的军事援助，也取得一些战绩，但由于腐败透顶，这些战绩与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无法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游击队相提并论。
三是内耗严重。蒋介石为实现独裁统治，抗战中不惜利用“借刀杀人”卑鄙伎俩排除异己的案例，比比皆是、妇孺皆知，导致国军内相互猜疑、帮派林立、军心涣散、内耗严重，很容易被日军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也是国军大量投靠日本做“伪军”的原因。
如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蒋介石为达到消灭第十九路军的目的，私下与日军媾和，导致日本宣布只打十九路军，不与南京政府和其他中国军队为敌，何应钦也命令各部队不得援助十九路军，更可笑的是，为维护所谓“中日友好”，在前方激战正酣的情况下，日本军舰居然可以随意经过淞沪要塞，“中国海军”每天向日舰供应蔬菜、鱼肉和淡水。蒋介石和民国政府如此抗日，十九路军焉能不败？
再如因怯战而被蒋介石处决的原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他为保存实力，在日军面前望风而逃，连弃济南、泰安、济宁等地的做法，着实令人不齿，但蒋介石在临战之际，将许诺给他的中央军重炮旅调到汤恩伯部的做法，也确实令人心寒，这让原本就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韩复渠更加愤怒，一怒之下才有了不战而退的骚操作。
四是战术错误。由于害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在抗战中发展壮大，因此，民国政府和国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多采取僵化的阵地防御战术，把大量兵力暴露在强敌火力之下，加上各自为战、不愿配合，虽然许多官兵作战勇敢，但几乎每战都造成重大伤亡。当然，国军也曾很想效仿共产党在日战区搞游击，任免了许多“游击司令”“抗日救国军司令”，但由于缺乏民众支持，多数难有作为。
五是积极反共。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和民国政府因为日军侵占上海、南京、武汉等军事、政治、经济等“核心统治区”，损害蒋系统治和“四大家族”、美蒋资本家的利益，确实曾积极抗战，但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尽管遭到苏联和美国等国的反对，国民党依然实施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搞反共摩擦，直至发展成1941年的“皖南事变”。此外，蒋介石还曾杀害共产党员吉鸿昌、黄显生等抗日名将。
而据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记载，蒋介石为拉拢伪军为其反共所用，至少到1942年10月仍在给伪军发饷，曾有伪军将领告诉岗村宁次：“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这才有了伪军“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的奇特现象，甚至出现国军、伪军联合进攻共产党部队的现象。
总之，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战绩平平，根本担负不起抗战重任。鉴于很多谣言已不攻自破，有些文章、视频、影视剧，便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以子虚乌有的所谓“抗战老兵”群体为素材，通过造假、煽情等方式炮制“英雄”假象，甚至靠杜撰所谓被共产党“迫害”经历营造悲情氛围，借机否定和抹黑共产党，抬高国军抗战地位，为国民党反动派翻案。由此可见，“抗战老兵”已沦为反共宣传的政治工具。（20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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