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二十大报告感想点滴
任中杰
“又红又专”这个词现在几乎没有人提起了,年轻人多不解其意。最近我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教育、科学技术、人才这部分内容时,“又红又专”这个词竟突然从脑海中冒了出来。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改革留在我记忆中的点点滴滴,使我感到党的二十大关于教育、科技和人才培养的战略安排,应是毛泽东时代教改方针的延续和发展。
两个时期的教改都是为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办教育,毫无疑问,只能是为人民的事业、为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人才。“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在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时代的答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二十大报告的提法是:要“立德树人、守正创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是说,两个时期都强调既要“红”又要“专”。要有社会主义觉悟,立志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为劳动人民服务,这是“红”,也就是应当坚守的“正”。当然时代变了,在红的具体要求上还必须创新。要“有文化”要“造就拔尖人才”,这是对“专”的要求。至于怎样培养,当年制定的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相结合”。二十大则提得更加具体:“育人的根本问题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这当然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是与新形势下党的政治任务相一致。“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现在各高校都在争创“双一流” ,不过这个一流的标准不应该是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一流的标准 ,请注意二十大的提法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教改决不能“西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必须培养出的是“又红又专”的人才。
我是个老教育工,八十余年没有离开过学校,而且一直生活、学习、工作在我们党所领导的学校。这几十年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党领导的学校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但改革的路是曲折的,有改得正确值得称道的方面,是为主;也出现过错误,走过弯路,有值得吸取教训的方面,是为次。但不论情形怎样,党办教育的方向则应当是始终如一的,即为人民的事业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新四军在我家乡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我母亲(带着我)到根据地的小学当教师,从此我们就开始了以校为家的生活。抗战期间,我太小,对这一时期教育的改革没有什么印象。不过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的教育,特别是游击区的教育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谓游击区,就是敌方控制“点”、“线”(点:市镇,线:公路),而广大农村则是党领导下的与国民党反动派打游击战的游击区。“游击”环境下搞教育当然不同于所谓正规教育,这就要有适应环境的改革。我觉得至少在这几个方面很有特点。一是一村一所小学,一名教师,六七十名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教室进行复式教学,这样做,教师是累一点,但方便就近入学。特别是能满足贫苦农民子弟在家门口读书识字的要求。而且这样能适应游击区的办学环境。学生都是本村的,一旦有敌情,他们马上可以回家,与家长一起转移。二是教育不脱离劳以动生产,农村孩子从小就有协助家人进行力所能及劳动的习惯,村村有小学,学生不会因上学脱离劳动。三是学校除了教学生学文化知识,还建立了儿童团,参于站岗放哨等对敌斗争的活动,同时学校还是村里文娱活动的中心,组织学生和村里的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唱歌、跳舞、演话剧……配合党的土改、除奸、拥军、慰问军烈属等中心工作。办教育为人民,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优良传统应该早在党领导的根据地就巳经形成了。
党和毛主席正式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并在全国范围加以贯彻,我印象中是在1957年反右期间。因为右派向党进攻,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高校师生中能充分识别的人很有限,很有必要在其中进行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7年我开始上大学,大学四年我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渡过的,有得有失,但“得”是主要方面,所以我从没有因为有“失”埋怨过。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校党委在师生中开展了关于“个人主义有没有积极性”的大讨论。这实际上是“公”和“私”两种对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争论。共产主义者的人生观、价值观,无疑只能是“公”。“私”的观念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显然这个和传统观念决裂的斗争,是需要在全社会进行的,而且首先应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自我革命。毛主席就一直重视革命队伍自身“为公”,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工作。他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号召大家”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可见批判个人主义,破私立公,一直是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核心内容。当然它也应当是党领导教肓革命,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核心内容,更应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这次运动搞臭了个人主义,我的思想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
为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校党委在此后组织了相当多的参加工农业劳动和参加社会实践的活动。我粗略回忆了一下,从1957年我入学到1961年毕业,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参加校内外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足有十四五次之多,而且项目多样。如修建水库、修铁路调车场、炼钢、炼焦、烧砖、造纸、深翻土地、插秧、种菜、水田管理、旱地除草、夏收、秋收、植树造林……;社会实践活动则有宣传贯彻人民公社十二条、六十条,参与整顿社队干部作风,与衣村基层干部一起参与公社体制改革的讨论等。这些活动对我们增强劳动人民感情,培养劳动习惯,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显然劳动安排得太多了,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专业的学习。所好学校十分重视政冶理论课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学,而且改革教学方法,著重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所以我们这批学生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知识还是学得比较扎实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专业知识学得少的缺憾。如果要总结一下这段教改的经验教训,还是如前面所说,收获是主要的。我的自我感觉是无论理论修养还是实践能力,都较以往成熟多了。教训在于有片面强调“红”,而对“专”则有所忽视。所以大约在1960年前后,中央开始纠正。采取的措施是出台“高教六十条”,并在全国范围加以贯彻。中心是强调“又红又专”,不仅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心,而且必须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记得1961年我们毕业时陈毅元帅代表中央和毛主席向毕业生致辞,着重强调的就是要“又红又专”。他说,比如培养飞行员,你只红不专,没有高超的飞行本领,一上天就被人家打下来了,这不是白培养了,当然更不能只专不红,本领很高却思想反动,他一上天就飞到台湾去了(大意)。
此后几年,我觉得教育界的状况还是不错的,坚持了又红又专的正确方向。1961年我毕业留校当教师,边工作边进修,读了不少书,有了较扎实的知识积淀。贯彻高教60条,各高校都采取措施著重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也没有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党委设立了政治部,每个学生班级都配备了政治辅导员。我所在的学校还加强了入学教育。忆苦思甜,对比新旧社会两重天,使学生一入学就明确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记得当时还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入学教育不应使学生的思想 仅仅停留在感恩报恩低层次上 ,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历史必由之路,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是时代赋予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记得彭真同志受中央委托向1962年高校毕业生致辞,中心就是讲要走历史必由之路。同时也很注意教育与社会实践、与生产劳动的结合,组识师生参加工农业劳动、参加农村整风整社“四清”工作。有些高校还学习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搞起了半工半读试点。接下来就是“文革”了。“文革”形成运动最初是从高校拉开帏幕的,不过它不是单纯的教育领域的革命,而是一场全社会几乎人人都卷入其中的巨型群众运动。属于教育领域我觉得值得反思并作出“得”和“失”正确评价的事件和作法有这样一些:停课闹革命、大串联;工、军宣队进校复课闹革命,批极左和清查“5.16”;大学招生制度改革,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开门办学,强调教学与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只可惜随着对“文革”的全面否定,这些事件和作法也就被认为可以不加讨论,无需甄别,统统归入“极左”加以否定了。
我有一种不是十分准确的感觉,就是中国人易走极端,虽然孔老夫子提倡“中庸”,但中国人并不“中庸”,反到是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记得鲁迅先生有一篇杂文《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及中国人非中庸…》,文中说:“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压服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这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中华传统文化有值得继承和发扬的积极的具人民性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消极的、具剥削阶级反人民本性应予摈弃的方面。其实就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和近代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来说,“中庸”和“过激”就是他们巩固其统冶的两种手段而已。在统治阶级内部倡“中庸”,要求被统治的劳动人民,也是要他们对被压迫被剥削不要有过激的反抗,要中庸,要不然则往往是“压服不够,还要‘食肉寝皮’”的。不过“中庸”也好,“过激”也好,虽然只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其影响力却能及于全社会。我们党历史上出现过的或“左”或右的路线错误,都与这种与小生产相关联(在现代可谓之曰小资产阶级)基于一个“私”字的劣根性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也与这种劣根性相关。比如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此后全国出现了“大跃进”的建设高潮,可与此同时却有一些人在不少地方搞起了“大冒进”,括起了一股“浮夸风”、“共产风”,对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破坏作用。“文革”要打倒的,毛主席讲得很清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动学术权威。可是有这么一些人却置毛主席给这两个该打倒对象设置的“走资本主义遒路”和“反动”两个前置条件于不顾,成了凡“当权派”和“学术权威”都该打倒。甚至连那些业务尖子,都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而遭到批斗。这就形成了毛主席指出的“文革”中“全面内战”“打倒一切”两大错误。“文革”中、后期搞批极“左”清查“516”是必要的,可却用的是“极左”的方法,又伤害了一批好同志。“文革”结束,反思“文革”中出现的错误,清算极左的有害影响无疑也是应当的,可是同样有打击面过广,甚至有人利用机会公报私仇的问题,同样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如焦裕禄的好战友张钦礼,深受兰考人民爱戴,却被整得坐牢;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只因林彪、江青表扬过他的作品,竟整了他十年,逼得他跳楼自杀,所幸挂在树技上才捡回一条命。文革后很快出现了右的泛滥。毛主席被认定“晚年错误”,于是社会上括起了一股非毛、反共、否定马列主义义毛泽东思想的歪风。一时间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论、经济方面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旨在歪曲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歪理邪说粉墨登场,被认为是新思想,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倒变成了过时的旧思想,什么是新,什么是旧,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完全颠倒了。反“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右得出奇。这些走极端的人和事,虽然都打着“公”的旗号,其实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一个大大的“私”字。
教育领域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上有什么样的矛盾斗争,教育领域就会有什么样的矛盾和斗争。记得大约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给进修学院干训班的学员讲课时,特别强调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课后竟有好几个学员当场表示不同意我的观点,约我去他们宿舍,要与我辩论。可见右的影响有多恶劣。思想政治教育削弱了,反毛、反共、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愈括愈烈。其引发的突出政治事件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动乱。(事件首先就是从高校闹起来的)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动乱是这些年来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不过没过多久,他南巡讲话后很快唯生产力论就压倒了刚兴起不久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仅“文革”期间的改革遭到否定,而且建国后进行的一切教育改革都或遭否定,或不再进行。再也没有人提“又红又专”,更别提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了。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为谁培养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大大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不再是无产阶纵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某校一位教授提出,应按美国《时代周刊》的标准,培养“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毛主席也强调必须培养受教育者的独立思考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你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独立思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无疑要使受教育者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这位教授为演绎什么叫“独立思考”,他找来了三个博士(他的学生),给学生们做了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反毛反共否定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讲座。原来这就是他要的站在反动阶级立场用唯心史观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独立思考”。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个例,而就是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讲座,竟赢得了不少掌声,而且某校新闻中心竟称这堂反动讲座是“一场精采绝伦的学术盛宴。”我总觉得这样的影晌力效果恐怕不是这样一个“个案”讲座所能达到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如某校校庆庆典上,一位知名教授竟以教师代表的身份提出应取消高校党委领导,说什么这会影响学术自由。这种反共的讲话竟赢得了长时间热烈掌声。又如某校的一位教授以传播西方文明为己任,自称要通过他的努力“改变因长期以耒的传统教育在青年头脑中形成的对西方文明的岐见。”而他说的西方文明却仅限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所以他撰文极力赞颂美国大选,而对马克思主义却持轻蔑态度。就是这样一个洋奴,竟被大学生评选为“最受欢迎的教授”。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普遍都削弱了,西化之风却愈括愈烈,如此教育环境,即使培养的人不反党叛国,也只能是如北大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追求个人成功方面发挥到最大。
在怎样培养问题上,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重视。一个是学校教材、讲台的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一个是是否重视对受教育者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而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的现实实在让人担忧。
先说说第一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师资队伍的问题。其实从前面提到的那些情况就可以看出,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亲美、主张西化的所谓“公知”,虽然在教师队伍中可能人数不算很多,但其能量及其影响力还真不可小看。而更多的教师由于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削弱,他们中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的还真不多。这就不可避免在各类学校(主要是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出现如习近平同志批评的“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不深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水平不高、成果不多”,“马克思主义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讲台上‘失声’”等诸多问题。(参见习近平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些问题不解决,是无法实现二十大在教育问题上战略部署的要求的。但积重难返,这应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再说说第二个问题。能不能提高受教育者的基本素质,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即能不能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是考察教育成果和教育质量的最重要的方面。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盛行的“应试教育”,则不仅严重影响了学生基本素质的提高,而且引发了一系列连带性严重后果。如教育领域不再是一方净土,开始市场化、私有化、功利化;学生负担太重,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有钱的能进各种补习班,升学机率就高,钱少的升学机率就低,从而加剧了受教育权的不平等……。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应与社会上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有关。人们的私有观念、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开始膨胀,读书、升学、拿文凭,目标直指名和利。要想升学、拿文凭,取得高学历,就得有应对考试,拿高分的本领,于是应试教育应运而生。先是正轨学校之间攀比升学率,将精力多花在了如何应对升学考试上;既而家长们为使子女在竞争中“不输在起跑线上”请家庭教师给孩子加码补课;进而是有人看办教育是不错的商机,开始大办补习班、补习学校,形成了一股规模不小的民办教育产业,一批以教育家自居的资本家靠这种方式赚了个盆满钵满。教育开始市场化、资本化、功利化。
很显然,市场化、资本化、功利化的教育不是在为人民的事业培养人才,不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当然不是说整个教育领域都已经市场化、资本化、功利化了,但其影响的深远却是不争的事实。二十大至今才四个多月,教育系统的乱子就出了一起又一起。什么云南教育厅长罗崇敏贪腐事件;浙江余姚教育局长、中国教育报“最受读者喜爱的校长”王胜战贪腐、包养事件;安徽名师、合肥师范学院副教授陈宏友在庐江中学演说因宣扬功利和外国人基因优越等西方价值观被学生轰下台事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毒教材事件的处理刚告一段落,又被网友揭出新出的好几本教材封面存在的“哈日”等严重问题,等等等等……。人们不竟要问,中国教育倒底怎么啦?不过只要看看当今中国社会的状况,我觉得这并不奇怪。虽然我们党自十八大以后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强化反腐败斗争;加强了意识形志领域的马列主义教育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等等,社会面貌换然一新。但是几十年的私有化、西化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能根除的。现在我国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处在高位,存在决定意识,与那些满是铜嗅味的传统观念决裂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事情。教育领域是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存在与社会主义的教育观、共产党人的教育观不相容的旧的腐朽教育思想并不奇怪。这正好说明要在教育领域切实贯彻二十大精神,就必须与这些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以及旧中国封建的腐朽教育思想作斗争。而且这场斗争会是长期的,是十分艰巨的。因此必须发扬二十大提出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所幸自十八大以来,我们的青年一代己开始觉醒,记得前面提到的十多年前“三博士反毛讲座”蠃得的是掌声,虽有一位勇敢的学生当场反驳,但却遭到谴责,竟以“不尊师”逼其道歉。而这次陈宏友在庐江中学遭到的也是雷鸣般的掌声,不过这掌声是对抢话筒同学的支持,是轰陈宏友下台。年轻一代的进步,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一定能在这场与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二十大精神在教育领域的有效贯彻,一定能培养出一大批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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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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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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