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2》中章北海谋杀老航天的情节一直为三体爱好者们所津津乐道。在小说背景中，为了应对未来三体人入侵危机而进行的恒星际飞船研发陷入了推进动力的路线分歧之争。一派主张核动力工质路线，属于化学航天发动机时代的传统主流路线，另一派主张核动力无工质路线，以辐射驱动飞船。
由于应对三体危机的投入，核聚变技术和其他学科技术都获得很大突破，主张无工质路线的力量已经与传统路线势均力敌，但处于打破平均的关键位置的几人，仍然是主张传统路线的“老航天”，他们的意见会决定最终方案。已经预见到人类对三体战争必然失败，需要依靠恒星际飞船逃离太阳系的章北海在精心策划下谋杀了这几位老航天，使无工质路线最终胜出。
老航天在哪？
《三体》作为一部塞入了众多科幻硬点子和社会思想实验的硬核作品，对作为实验背景的人类社会处境往往需要经过简化和极端化处理。现实中，确实会有一些科研领域只要少数几人的退场就能解决发展瓶颈，尤其在科学发展的早期，“科学随着每一次的葬礼进步一点。”
随着学科分类和产业分工越来越复杂，技术方向往往与产业链深度绑定，技术分歧往往也就不止是理念之争，而是牵涉庞大的利益，就像燃油车不会因为电车的飞速发展就轻易放弃新的技术研发，日本人面对市场的否定，也不愿意轻易放弃投入到等离子，氢能源等技术中的沉没成本。多种路线并进是一个选择，但需要极高资本与技术密度的项目，如芯片和AI等，多种路线并进也并不容易实现。三体世界中，人类面临生死存亡，被迫利出一孔的情况下，才能只用解决几个人的代价就搞定路线发展。
当然，当下人类社会面对的“老航天”问题主要并不在科研领域，虽然学科分化越来越细，科研体系也面临着分工固化，很多领域也充斥着学阀问题，少数人把持话语权的现象，虽然“生化环材”之类的天坑学科越来越不受学生待见，但20世纪以来确立的科研学术体系范式，仍然是推动人类科学得以不断向前，社会技术持续进步的基石。阻碍这套体系发展的“老航天”，反而是在现实政治秩序与思想认知。
如过去几十年所见，在信息革命开启后，大部分国家已经无法凭自身科研能力实现技术进步，进入互联网时代和AI时代之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也已经沦为外部技术的附庸。硬件，航天，新能源等领域也显示一国单打独斗式的研发并不是费效比优选。美国那些垄断性的科技公司与其说属于美国，不如说是汇集全球资本与人才的跨国生态物种。
只不过这种全球化的内核是极不平等的，它让人类科学进步的希望最终绑定到一个国家上。而且这套秩序，还在极力打压世界上除了西方之外唯一还有独立全面研发体系的中国。指望人类的科技进步绑定在美国一国的持续繁荣与霸权永垂所造就的科研力量极端失衡的现实，这便是所有为这套秩序辩白的人反历史而动之所在。
于中国而言，在面对种种技术路线分歧前，首先面对的是技术有无，技术独立与依赖的问题。基于历史和现实的选择，新中国的军工和重工业一开始就被迫走上独立自主道路，也为其他科研领域奠定了自主的基因。新中国的科研体系因着军事和工业的需求，一开始就是个在根本上与国家社会利出一孔的体系。虽然随着对全球化分工的深度融入，在不少领域也产生了技工贸和贸工技的分歧，但从汽车、高铁、航天到芯片，现实需求与国际秩序的冲突也一再教育我们，根子上还是要保持独立自主的能力。
中国当代的“老航天”问题，显然也是主要集中在人文思想，社科经济等领域中。有些领域，“老航天”退场或者能解决问题，比如当你看到老谋子在接受采访时如何眉飞色舞的讲述自己决定使用一镜到底的方式拍摄《满江红》结果又以滑稽的理由放弃，并最终端出了这么个成品时，你数数目前还有多少已经德不配位的第X代在位置上，再看看正在成长的新一代导演们，你会觉得等老一代彻底交出行业主导权就好了。
但经济学领域就不行，前段时间，“厉股份”去世，但这不妨碍邹恒甫，许小年之类长期霸在“国内顶尖经济学家”位置上的人继续闭眼念经胡说八道，而他们在国内的徒子徒孙又何其多呢？
当你再看到人文社科领域中，那庞大的占据时代红利后多年盘踞其位而没多少真实学术贡献的群体，充斥在公共生活中，变成了只会告诉学生读书是为了和外国人杂交，读书是为了和外国人杂交的毒专家，毒教授，你就会明白这不是哪几个人的问题，需要的是整体更新换代。
老航天，知识分子与士大夫
当然，还是要加以区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叫“老航天”，三体中的老航天是为航天发展做过重大贡献的人，他们只是守旧，并不是去帮三体人打压人类科技发展的ETO。而正如我们以前在很多文章中说到的，中国的现代人文社科一开始就具有无法斩断的外部依赖性，这导致人文社科领域里不仅有很多老航天，更有很多ETO。
我们前段时间的文章《站不起来的知识分子，何时才能退出讲台？》下的评论里，有两种常见的反对观点，一种是这些专家教授的言论属于“言论自由”，不应该抨击。显然，这属于偷换概念胡搅蛮缠。另外一种反对观点看似直指“本质”，认为抨击这些言论没用，这些专家既然可以一直混迹于学术系统内并有社会地位，说明这是社会体制的问题。基本上，但凡每每有抨击专家学者公众人物言行的文章，下面就会有这种看似我独醒，本质上是替人洗地的和稀泥言论。
“知识分子”阶层为什么会始终高人一等？因为直至当代，知识始终都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在人文社科开始产生学科分野，并不同程度的引入学术规范化体系以前，很多人文思想，实际上从目的性来看，最终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统治术”。从目的倾向上，可以简单分成“我承认现实应该被你的方法统治”，“现实需要按我的方法统治”，“现实需要被其他主体来统治”和“现实不需要任何统治”。
这就不难理解，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概念为什么老是跟人文社科从事者绑定在一起，而且从传统知识分子到公知，总有一种“我说的话就是真理就是良心，我的药方能拯救这个社会，不听我的话国家民族就没有前途”的自我定位。因为这些“知识分子”，从前叫“智识阶层”，叫“劳心者”，更叫“士大夫”，在士大夫看来，天下当然是要与士大夫共治的。
在现代学科分野产生开始后，学术体系越规范化的学科，越会实现“祛魅”，要么该抛下统治术的外衣，做好本学科该做的研究，要么该以逻辑条件，定性定量的方式讲清楚该学科对人类社会秩序构建维持，对社会统治的作用条件与边界。而那些仍然罩着光环，认为自己讲的东西就是这个社会的基石，是万能良药，又没有历史与现实实践论证的理论，往往就会变成当代神学。
典型的就如国内那些死硬的原教旨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只要一私有化，市场也灵了，国家也有活力了，社会也讲契约了，人民素质也提高了。本质上这类言论仍然是“士大夫”阶层在兜售神秘化的“统治术”。这种对“统治术”的话语权和解释权的占有，也是维持“士大夫”阶层可以不事生产而高居人上的基础。
老航天的历史舞台
虽然阶层平等的社会是我们的目标，但在知识稀缺性彻底解决之前，掌握知识的阶层确实在社会分工上仍要高于普通人，所以社会上也总是必须给他们留出位置，哪怕是那些已经神棍化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现实需要，在政治上要留任上百万国民党政府的中低层公务员，要通过民主协商和十七级工资，高额稿酬等方式团结知识分子。在学科建设上，虽然要以马列主义为根本，但现代社科的很多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属于空白，仍然是需要采取拿来外部体系的方法，并尝试与马列体系融合与改造。在我们去年的文章《殖人，精英与媒体权力》就以传媒学的发展轨迹说明了这点。
对于想以统治术来获取社会地位的群体来说，如果现实统治并不接纳他们，那他们很容易就走到依靠统治的反对面来维持社会定位的境地，从“现实需要按我的方法统治”走向“现实需要被其他主体来统治”。苏联后期在舆论上的困境，与其内部反叛的知识阶层有着相当关系。欧美则是在五月革命以后，彻底通过高校与学术系统的独立性包装，将各种立场的学者统一吸纳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知识生产体系中。
新中国建立后，曾经试图靠扫盲和工农大学的形式缓解知识稀缺带来的阶层差异问题，但以当时的现实物质和信息水平并不可能让这种稀缺得到多少缓解。采用社会运动形式，让社会从根本观念上将知识占有与阶层身份解绑也并不可行，这之后，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在与西方和解后，注定要全面发展人文社科各领域，而社会主义国家整体在人文社科独立性探索上仍处在起步阶段的情况下，如何既发展人文社科，又要安置越来越庞大的“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
按前面提到的一些评论的思维，只要在这个过程中，社科领域存在乱象，就等于现实认同这种乱象，就是体制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能要么是不发展人文社科，要么是将所有与主流思想不符的人都排除在社科系统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前面说到，本质上属于兜售统治术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走向社会的反对面。我们要承认任何社会都会有反对者，不存在于内部就会存在于外部。但中国不是西方，不可能像西方一样把宣传和媒体机器交给很多主体来进行左右互搏互相制衡。在社会运动型的尝试失败后，接下来的选择就必然是实用主义的——把“知识分子”分都吸纳进体制内，即使很多人在根子上反对社会主义形态的中国。
对于社会发展作用不大的，进行小圈子式供养，比如体制内文坛中的很多“遗老”。对于社会发展有用的，在收编后表面的约束认同下，以功利性的任务目标为导向使其为国家服务，并让“反对者”们尽量在内部而不是外部来扮演反对的角色。
之前网络上有个疑问，即国内人文社科领域这么多的河殇派，为什么没有对中国产生像苏联那样严重的冲击？原因可能很复杂，但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这些殇派大多处于官僚系统的意志和体制惯性和约束之下，功利性的配合完成各种学科建设和任务，只取其用，不采其体。当然，这个过程中必然也被掺杂了太多的渣滓。
就比如国内法学界学术根源上属于西方，认同西方理念的学者有多少？像某圣人这样的法学从业者有多少？在之前的几十年可以无视现实把这些人都抛开另起炉灶吗？可以想像一下，国内的学术体制如果不能收编这么多人，那在国外的余杰之流又会多出多少呢。
当然，这种实用主义式的过渡形态不可能一直维持。过渡形态总有存在的原因，也总有其问题。直到今天，社与资，公与私，自主与依附，人类共同体与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分歧仍然充斥在我们的舆论和价值讨论中。真正使人文社科“老航天”们需要退场的原因，是在这个极速变革的大时代下，我们需要真正属于我们的探索与建设，需要找到和那些妥协产物的历史负担平稳切割的路径。然而这些人的价值观与知识结构早已固化落伍，却仍然站在那个位置上，傲慢固执的想以人上人的身份继续指导社会与大众。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批评之前毒专家毒教授言论的原因。基于种种历史现实，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他们在时代的发展中获得了相应的地位，不论他们根本上的价值观如何，他们的知识技能对社会建设起到了或多或少的贡献，但这不是他们可以凭借他们手中的话语权力来宣扬错误价值观的理由，他们的身份也不能成为阻止大众质疑他们的依据，因为社会需要的是他们的技能，而不是那错误的价值观。在当代社会，尤其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知识分子不应该再觉得自身见识高人一等，需要有边界感。
那么，如何解决人文社科领域的“老航天”甚至是“ETO”的问题？限于篇幅问题不做太长的展开，留到后面几篇文章讨论，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说自己的想法。这里给文章收个尾。
一个老生常谈的方向是去西方依附的人文学科建设，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如果讨论这个话题，问题的各种定义和边界首先就要被明晰。比如在以往相关文章下面也有人会杠，马克思主义也是从西方来的，你们还提什么发展不依附于西方的体系呢？这是一个明知道是抬杠，但解释起来确实也不是一两句话的事情。后面我们会继续不断的讨论。
承认知识的稀缺会带来阶层的分化是我们的前提。普及教育确实是现实中最有用的手段，但它的作用也已经到达边界——正如大学毕业如果不能带来分工差异，就会被认为失去价值一样，社会分工需求决定了我们离更普及的高等教育还有不短的距离。
具体到文中讨论的具有“士大夫”心态的知识分子阶层，我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阶层的社会地位一定会被不断消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导致许多占据学术位置和公共话语权的人知识结构迅速过时，尤其对那些还以现代神学和“统治术”的心态来做学问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如果只是掌握这些“话术”大于学问的东西就可以成为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那我相信以后的人工智能会比他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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