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捍东落马，他是2023年落马的第17虎。前16位是：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雪峰，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泽华，山东省青岛市政协主席汲斌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焦小平，湖南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易鹏飞，辽宁省大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郝宏军，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李东，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原副书记郑洪，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银川市委原书记姜志刚，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崔茂虎，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山东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孙述涛，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殷美根，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兆才，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鹏。
细看名单，发现17名落马官员中，人大、政协领导居然有9位，占比53%。众所周知，在地方党、政、人大、政协、纪检等领导班子成员中，人大、政协官员数量不多，权力也不大，然而，落马官员占比却突破50%，既说明退居二线不意味着安全着陆，又说明纪委在打虎、拍蝇时也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位高权重、大权在握的官员暂时按兵不动，这样既有利于减轻办案的压力阻力，又有利于维护官场稳定，等问题官员退居二线或退休后再行查处。可见，“先易后难”可能是各级纪委办案的普遍做法。
其次是“抓小放大”。如县区级纪委，理论上既可以查处乡科级干部，又可以查处正股及以下干部，由于纪委每年都有查案的任务指标，所以，他们为完成任务又少得罪人，一般喜欢“抓小放大”，即抓“小事小干部”，放“大事大干部”。如县区级纪委，每年处理乡科干部寥寥无几，多是正股及以下干部，而且即便乡科级干部案发，一旦纪委出于各种原因不愿处理，便选择向下移交，将烫手山芋交给下任。实际上，县区级纪委处理乡科级干部多属事出有因，如官场权斗、被大领导点名、被媒体曝光、被实名举报等。还有抓“小事”方面，如“干部公务接待，饮用百元白酒被处分”案，估计当地纪委闻讯后非常高兴，因为处理此等小事，搞个处分或诫勉谈话，既能完成任务，又能不得罪人，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呢？省、市纪委大概也是如此。
再次是“减轻罪责”。在许多被新闻曝光的案件中，很多权倾一方、为官多年的官员在被查处后，贪腐金额却少得惊人，如贵州省毕节市司法局原局长张玉梅的涉案金额仅140多万元，原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分局局长储志林仅有955万元等。当然，不是说所有纪检监察部门查处的涉案金额都有问题，也不是说这俩人有更大的问题，但很多人为官十多、二十多年，在当前风气下，仅有那么一点贪腐金额确实令人生疑。坊间倒有很多传言，如某县财政局长刚落马时，据传仅上海就有2套别墅，纪委在别墅中搜到现金2000多万，还养有小三，但最后查证的涉案金额不到800万元；某地级市卫生局长，据传纵横“黑白两道”，做副镇长时就遭举报，后任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镇党委书记、某县级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某地级市卫生局长、卫生局党委书记等职，退休7年后于2021年12月落马，前后长达20多年，但贪腐金额居然不足800万元。当然，坊间传言多是某些人怀着猎奇心理肆意杜撰的，并不可信，我们还是以官方通报为主。
总之，纪委干部多是普通人，他们也要考虑自己的荣辱升迁、家庭安全，甚至有人为生计烦恼。某地级市纪委书记，据传因查处官员太多、得罪人太多，被非法跟踪、窃听、录像，有人将其违纪违法材料寄到省纪委，最后在省纪委干预下才灰头土脸调离该市，并到边缘部门任闲职，仕途就此结束。有时候，“猫怕老鼠”“老鼠欺猫”是个很扎心的现实，理解该案就能理解纪委查案的许多做法。（202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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