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莫大的渊源，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最多能够产生曾国藩、梁启超，绝对产生不出毛泽东。毛主席的思想自成一家，他为了人民耗尽心血，就像是带着上天赋予的使命来到群众中间。
从先秦开始，中国这个农业文明形成的宗法社会里，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就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力量。统治者们不得不重视这个摆明了的问题，形成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并且一直延续到清末。
《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把老百姓看作国家的根基，百姓能活命天下才安稳。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强大的殷商自认为“有命在天”，却被小小的周邦所灭，不得不让人产生出“天命靡常”的感叹。等周朝衰落，战国争斗，孟子终于总结出“民贵君轻”的民本说。
荀子认为国君是船，老百姓是水，民是君的载体。这个观点启发了汉唐时期的君主们，成为启动强汉盛唐的思想根基。后来，在异族极端的统治下，民众主体思想有所抬头，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
但传统的民，只是“黎民”，这个脱胎于奴隶的词汇，后来虽泛指平民百姓，却始终无法改变民众“治于人”、为人服务、给人当垫脚石的地位。统治者重视黎民，不外乎让他们好好干活、不要闹事，只让他们吃饱穿暖，不让他们有思想、有权利。民的主体性地位仿佛洋葱的心子，被一层又一层的尊卑等级的外壳包裹着。
毛主席试图改变黎民的宿命，他把“治人”“治于人”变为“自治”，又将“为人服务”打个颠倒，变成“为人民服务”。他费尽苦心，用了各种手段，目的却只有一个：变“黎民”为“人民”。
原来的“民”源自于“氓”，在字义上是愚陋无知的象征，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而且与代表着尊贵的“君、官”截然对立，贱如草芥。毛主席却认为，人民是有着最大力量的阶级集合，其实践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人民应该而且必须主动掌握自身的命运。
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从事和促进生产实践活动的主导力量，人民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历史不是由神仙皇帝推动的，英雄豪杰的作用是在人民实践的基础上“临门一脚”，仅此而已，况且，英雄豪杰本身只能从人民当中起来。
他看到了人民被压迫的社会现实和反抗现状的潜在动力，提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革命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所要依靠和动员的力量。他断言：“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在他的话语中，官与民不是“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关系，更不是主与仆、主体与工具的关系，而是亲密的“鱼水”关系。在他的努力下，人民从被奴役的状态中被解救出来，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则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以往的黎民、草民、贱民、黔首等等，统统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可毛主席的苦心，又有几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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