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西安到北京
西安火车站拥挤的人流把我和陈家姐弟挤散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陈存琇，直到第二年四月初为陈存瑄移墓时，我见到她拉着弟弟僵硬的枯手，泪水潸然滚下。在行走的人群里她拽拽神情黯然的我的衣服，算是打过招呼。一两年后，在学校操场上，存琇大姐和几个女生聊天，远远的和我打招呼，哪知我那时已开始长青春痘，发誓不和女生说话，居然和她没有交谈，虽然早已见过她和周总理对话的记录，对她无比敬佩。
印象里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也不知彼此音信，直到在《我的＂串联＂日子（一）》十多年前发出后，惊见她在博客留言，按IP地址得知她在湖北咸宁。掐指一算也是七旬老人了。
当拼命拥挤狂奔进西安火车站后，我前后已无熟人，东西行李全在，唯独丢了红领巾，在站台找了一圈也未找到，本来没有红袖章就已很失落，现在连红领巾也丢了，岂能不懊丧？找到我们的车次时，只见人山人海，车门车窗紧闭，直走到车尾，一群红卫兵满满当当扒在车尾。我在沮丧无比中漫步走下一座天桥时，惊喜发现郝宏升坐在台阶上。他告诉我一个令人高兴的信息，等会儿还有一列始发车！
怎样挤上车的已经记不清了，车上严重超载的镜头却非常清晰，行李架躺着人成了卧铺，过道和椅间水泄不通，人贴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大个男生脚踩着座位靠背上，手扶行李架，跨过坐者头顶在车厢中挪动。车厢里根本挤不动，有和我年纪差不多嚷着上厕所小便的，距厕所几米远就是怎么也挤不动。
我和郝宏升从西安人贴人站到了北京，在严重晚点的途中饥渴熬煎，一些站常有打着红旗的群众从窗户送水——车上各地赴京的革命师生是毛主席的客人。在邢台，我有幸分到几口水，一口咽下了却满嘴灰渣味，许多年后才理解，邢台地震以后，那水其实很珍贵。
深夜，到了北京永定门车站，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们随着巨大的人流走去，印象里不知拐了多少弯，路边有不少人横七竖八地在严寒中睡觉，尘土落在被子上。
终于走进了永定门体育场，我兴奋异常：这一定是北京最大的体育场！场内人山人海摩肩擦踵，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的广播：“凡是没有介绍信的革命师生，请自行组织，每100人选一个代表，到接待处领取序号，凭序号召集排队，等待去接待站的汽车........”
场内有办法的召集人，用竹竿或旗杆挑起写上了4位数序号的破纸箱板，号召本队，多数领队赤手空拳，声嘶力竭的召集本队人马，吆喝声此起彼伏。仔细听去，高音喇叭叫到我们队的序号将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以后，我们两人向高处的水泥阶梯上走去，向下观望等待。虽已深夜，场内一派熙熙攘攘，人声鼎沸。
不久我们被寒风逼入场内的人群中，和旁边的人搭讪，碰到一个即将轮到的队，他们正在为人员跑散还差好几十而发愁，于是我们高兴的被允许乘虚而入，大个子们围护着我们两个小个儿向出口挤去，一位大哥关切的把我的眼镜拿了过去，防止挤掉了，还是郝宏升提醒我：挤散了怎么办？于是赶紧把眼镜要回重新戴上。按照队伍两边解放军的引导，又是经过没命的奔跑，我们爬上了敞篷大卡车，挤在最前面，心中兴奋外加后悔：早知上车这么容易，也不用在体育场内冻了几个小时........。在刺骨的寒风中掠过一盏盏街灯，当面部被刺骨寒风吹僵的时候，我们被送到北新华街的水电总局接待站。
（四）初到北京
北新华街西边的水电总局，进了大门是一座办公楼。2018年6月，趁在北京有点时间，我独自专门到北新华街寻找儿时的记忆。音乐厅还在那里，50多年前记忆里的水果店、饭馆早已不见了，水电总局的大门原来印象里依稀好像是四合院大门，也不见了。
当天晚上我们就被安置在楼道里。接待站的人领着大伙抱来一大包麦草，铺在过道上，有暖气，倒也不冷。连夜，解放军代表和总局的人把我们随机十人分为一个班。我们班六名男生，四名女生。可能是我个子最小，活泼一些，班里的同学推举我当班长，女生推举一名副班长。女生都是苏杭一带来的，吴侬软语，说话听不懂。在过道里住了两天，很快就挪进了房间。
男生中除了我和郝宏升，还记得一位天津来的大个子，身着黑衣，天天哼着一句“第三个五年计划到农村……”，他哼的调子至今还记得。彼此友好团结，却也不乏调皮捣蛋，和他摔跤摔不过，就咬住他的肩膀，事后埋怨我把他咬青了。在北京，已无人约束，去了一趟西郊动物园。
第2天，接待站给每一个人发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指甲盖大小，每个人视若珍宝。还发了一张毛主席照片，两张北京公交线路图，七彩的路线图印刷精致，还有一张纸质公交卡，免费乘公共汽车。在北京接待站吃饭，只交粮票不用交钱。北京的接待人员热情的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客人，就是我们的客人。
热气腾腾的食堂里，总放着女高音独唱：“革命熔炉火最红，毛泽东思想育英雄，王杰同志好榜样，一颗红心为人民……”，后来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在北京的串联。
水电总局除了大门后的两三层大楼，后面就是好几重的四合院，住着居民，带着好奇新鲜，我们曾穿过几重，没找到后门，庭院深深，不知过去是谁家大户人家，想必象我们这样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师生，一定扰乱了杂居其中百姓人家的生活。在北新华街音乐厅附近的公交站，我还记得，一个京腔吆喝声传来：后面排队去！
其实我是仰望站牌，盘算行程。
“——看看站牌还不行？”还一白眼，立马离开。
那时北京人很讲秩序，倒是各地的师生成群结队，扰乱了习惯。
再到北新华街，细细寻找过去的回忆，除了街道名称和不远处有个音乐厅。一点儿也想不到过去的场景了。
（五）心飞向嗓子眼的感觉
在水电总局接待站的楼上，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的一角。在接待站住定，就要去广场，从北新华街走向前门西大街，在我印象里，至少那时北京的城墙还多少有一些。我们是沿着城墙走的，只记得走到城墙的一个断头，留下断壁残垣的感觉，绕过去视野开阔，即见到远远的一抹红墙建筑。
顿时，我的心猛的被挤压向胸腔的顶部，“——天安门！”我大喊一声，没命地跑去，不睬郝宏升在后面追喊……
这种心飞向嗓子眼儿的喜悦感觉，作为一种生理感受之强烈，包括青年对恋人的心悸，转为老年早搏的心悸，垂垂老矣，很少遇到过。它不是一个人的生理感受，它有喜悦，有肃穆，有神圣，有传承，是生理与心理的交织，可能也回荡在如今熬夜看升国旗的青年人心中。
1966年11月下旬的北京，比现在寒冷得多。到北京不久，发现身上起了很多小红疙瘩，医生问了很多情况断定，你生虱子啦。按照医嘱，脱下衬衣放到开水房的台子上，用开水反复冲淋。
衬衣一洗，毛背心就穿不成了，窝在麦草铺上的被子中间，光肚皮穿着棉衣外出，晚上收回衬衣，却发现卷在被子中的毛背心不见了。那时，买毛线是要工业券的，甚是懊丧。
还是在西安的时候，在大差市附近，路遇一同学主动和我搭讪，说话极婉转，有很强的说服力，应该来自南方，“……特别特别羡慕您的人造革军腰带，和您光荣的父亲……”然后介绍其衣内珍藏的一枚徽章，愿以其极为珍贵的心爱之物换我腰带，我被说动。
回家后被母亲抱怨，那是父亲的装备——在西部军营长大，在父亲铁马冰河豪爽的濡染下，最受不起委婉。四年后，我在青藏线当汽车兵，系上当时战士装备的厚帆布武装带，过去的人造革腰带就成了往事。
在北京，离开了陈家姐弟，不知要做什么，我想，若仍和他们一起，肯定会设法去北京的名校开阔眼界，或去被毛主席称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北大一览风采。当然那时不会想到事物的两极转化，也不知道两年后被“第一张”的桂冠膨胀了头脑的聂元梓等造反派，被毛主席几次怒批“不知羞耻”（谢静怡《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183）。
在北京的日子主要是等待毛主席接见，这是接待站的主要任务。我记得负责我们班的，是位解放军代表和一位女辅导员，辅导员小矮个，戴眼镜剪发头，他们布置我们学习，他们分析，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间隔最多半个月，11月下旬肯定会接见。
果然，11月25日，我们被通知不要离开接待站，分班集中传达、讨论接受毛主席第八次第二天的接见，反复强调加强纪律和安全事项。
11月26日，早上三、四点起床，早饭后领了两个糖三角作中餐，就整队出发了，出了北新华街，向西沿着西长安街，浩浩荡荡走了十里路。我们的受阅位置，是军事博物馆附近的一座桥上，我们走到时，天已大亮，中午饭的两个糖三角，嫌拿在手上麻烦，已经被我吃下肚子。只见这座桥实际由复兴路干线的两座简陋桥构成，南北并行两桥之间有个一两米的间隙，均有桥栏。
我们走到后被安排在南桥，沿中线席地而坐，被告知毛主席的车队将从北桥通过。当时的印象是，在桥两端河两岸并无树木，南北干线之间有一道铁丝网，特别是铁丝网紧靠桥栏。和我们一块儿来的一队解放军为了大家安全，坐在最前面。负责的干部反复打量，最后下决心，指挥战士们，快速把铁丝网连桩一起拆掉。
果然，当欢呼声从东面掀起时，坐在地上的同学们完全忘记军代表的反复交代，一骨碌爬起来向前冲去。我凭借个头小身手敏捷，一把抱住前方桥栏，争取到了最佳、最近的位置。
我的印象里前面的车上是江青，接着是林彪周总理，后面才是毛主席高高的站立在北京吉普上……北京那时比现在冷得多，毛主席73岁了，顶着凌冽的寒风向我们招手。总感觉车开得好快呀！
实际上，当往前冲的时候，血涌向大脑，手摇《毛主席语录》，不停的欢呼着毛主席万岁，前面车上是谁看得不是很清，目光紧紧盯着后面的毛主席。车队很快过去，大家开始幸福的回忆起细节，争论起其他领导的位置。
那位部队干部则大声总结，幸好铁丝网刚被拆，否则后果难以设想，我也感到后怕，如果没拆，我们前排首先遭殃。
1966年11月26日，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革命师生，我有幸得以参加。今天屈指一算，已过了57年，我也接近老人家当年接见我们时的年龄，越来越体验到老人家的旷世魄力。
恩格斯在去世前五年总结，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提出著名的“合力论”，“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7卷，460-462）
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他去世前一年，在谈到巩固合作社公有制时宣告，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列宁选集》4卷,773）
毛主席去世后，有些理论工为了证明他的错误，不惜抹去列宁思想的锋芒，把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论述解释为单纯的经济建设过渡，以批评毛主席不重视生产，他们宁愿充当恩格斯批判的倾向，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即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引者注）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7卷，460-462）
按照这种“荒诞无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都是早产儿，社会主义应该发生在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按照这种“荒诞无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永远被凝固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上，应该资本主义“补课”，容不得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和列宁的“文化主义”，更容不得毛主席。
于是背离马克思，在全面引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GDP时，并不懂自己在做什么，但可以另起炉灶，贬低毛时代，拔高毛以后。
几天前，我在重庆见到1971年在青藏线汽车三团的战友，大家回忆起，在我们拉的给养中有一种一米高的陶罐，里面散装的是四川白菜腐乳，道路颠簸瓦罐破裂时，腐乳四散，是萝卜咸菜般的普通东西。回想起来，用竹编外壳保护的瓦罐一罐4-50斤，按当时工农业剪刀差，也就值几元钱，而现在精包装二百克一盒，卖到10元。同样的东西，远没有过去的风味，现在市场价值和GDP比以前多了一俩千倍。
左起：邓全美、王万尧、张明（笔者）、余大泉、张发君
我们一群七旬上下老战友，对世事看法并不统一，大家距国人人均寿命预期，已经来日无多，见一面少一面，但我们共同的认识是，伟人去世后，无论这样伟大那样伟大的人物，都将随历史远去，成为阶段性政治家，唯有毛主席将永垂青史。
我们有幸，经历了和毛主席的同一时代，接受了毛主席伟大思想的哺育，这是我们一代生命的殊荣。
今年是130周年，借六一儿童节之际，我把对12岁时“串联”的回忆重新整理发出，经过对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否定之否定，我发现，我还是那个少年。
老汉我不禁放歌：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播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
202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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