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坦率地讲，对于人类的未来，我是比较悲观的。
胡绳先生也是个悲观主义者。他在80年代中期说：我生于动乱中，希望不要死于动乱中。
胡先生是八八年逝世的，他应该庆幸自己死得早，没有看到下一年的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
当时我还在读小学，啥也不懂。上大学后，我开始想：我们这一代人会经历动乱和战争吗？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苏联官僚政治论稿》。结尾写道：俄罗斯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当时很多同学质疑，我就加了一句：十年后见分晓。
转眼十年就过去了。我一度认为自己是杞人忧天。是美国的导弹炸醒了我。2003年，有朋友为新政欢呼雀跃之时，我写了《九问左转派》，提醒他们不要高兴得这么早。
从苏联东欧的历史经验看，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确实是一种过渡形式。官僚资产阶级与必然会谋求党非法和国家解体，否则他们的政治风险无法排遣。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提到，当年他长大懂事之后发现某宫殿里的珍宝古董有不少被人偷盗或偷换，便打算清点一下，找出家贼。不想当晚便宫中失火，一切付之一炬。显然这是家贼故意纵火。
偷来的锣儿敲不得。怎么办呢？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新阶级捞到的油水足够多，政治风险就成为他们第一位担心的事情时。因为他们的财富得来和地位与多数人利益直接矛盾，因此他们不可能敢于发动群众干革命来把政权夺到手里。因此他们只能是寄希望于和平演变，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权夺到手里。
于是知识精英打头炮，用美国人的民主旗号，极力丑化苏联革命历史。横竖他们有钱，控制媒体和舆论是不成问题的。
尽管美国鹦鹉们如此卖力，但苏联在解体之前的全民公决中，仍有76.4％的苏联公民选择保留苏联。但是出于“消灭合格债权人”的需要，苏联的官僚买办们还是决定国家解体了。
炮轰白宫事件表明，尽管新阶级倾向于和平演变，但是真的到了紧要关头，也是不惜动用武力的。
最后，他们宣布共产党非法，停止活动。没有了共产党，没有了苏联，寡头们瓜分的财产，就失去了完整意义上的“原主”了，没有了合格的债权人，偷窃而来的东西就不用担心被追索了。
然后引入选举，实际上是实现了政治市场化，这样那些富人就可以通过自己控制的媒体包装“名牌官僚买办”到前台去执政，从此他们非法得来的财富就合法了，富豪们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新阶级自己清楚地意识到了与多数人利益的矛盾，他们的执政基础在哪里？有多少人会拥护他们，他们又靠什么样的手段去管治多数人的不满？所以，他们没有“逆取顺守”，而是选择了将资产贱卖给西方。
苏联解体为什么没有引发革命？解体前，苏联知识分子平均工资是平均数的120％，比普通劳动者高一些，在解体以后，下降到平均数的78％。就是说，苏联的知识分子在全国绝对平均收入下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后，相对收入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中国人多资源少，跟俄罗斯相比，连发生那种靠“自给自足”种地生存的空间都没有。所以，中国如果发生类似的事，新阶级不会愿意背了这个大包袱，一定会带上自己搜刮来的财富去国外。
现在实际上很多人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在国外开一个空壳公司来持有股份，用各种方式尽量把财富变现汇出中国，把子女先送出去。
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工农业生产将发生混乱，城乡的交流断绝，以前农民是不需要化肥也可以生产出粮食来的，今天不一样了，只要农民两年得不到化肥，那么中国90％以上的人口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实际上要导致中华民族的整体毁灭。
当然，这只是最坏的结果，很可能不会发生。因为一旦中华民族崩溃，将对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强烈的冲击，例如难民潮，环境污染。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保留了数量可观的核武器，所以这种演变结果对西方也是非常不利的。有一本王力雄的书，在国内似乎是没有出版的，但在增外畅销，西方人也认同这本书的观点，他们会在尽可能大的榨取中国利益的条件下，尽量避免这种结果。
在自然界中，细腰蜂在抓到猎物之后，往往不会立刻将之杀死，而是往猎物的中枢神经刺上一针，使之失去知觉，再带回巢中。这些又肥又大的虫子们，从此就这么不死不活的，成为细腰蜂及其子孙可以长期享用的新鲜食品。对西方国家来说，一个不死不活的中国，是最符合它们利益的。
但这也只是资本家的一厢情愿罢了。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现在它们已经为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贫穷、消灭商品生产创造了前提条件。
我确信，现有的资源有可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得到的科学资料表明，担心能源或矿产资源必然会枯竭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有足够的商品和社会服务来满足衣、食、住房、文化、闲暇和公共交通方面的基本需要。取消商品生产，这并不是乌托邦的幻想。
消灭饥荒和贫困，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源和最后产品进行再分配，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降低北半球每一个生产者的生活水平。
世界每年的军费开支总额至少是七千亿美元。在过去十年间，帝国主义国家以及附属的半工业化国家没有充分利用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力年平均是百分之二十。在这方面浪费的总额是军费的两倍。假若我们把这些数字合计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大抵可以看出，我们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潜力是多么大。
社会主义最终将成为一种新型的、巩固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能够自动地再生产它自身而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强制和局限——这其中也包括国家的强制——这个时候，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协作和团结一致将取代获取私有财富的利己主义的欲望和冲动。协作和团结在原始社会中是起主导作用的，而且最终必将成为普遍的人类特点。
然而，社会风气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所要求的心理上的革命。不仅仅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也不仅仅意味着物质财富和福利的纯粹的爆炸。它们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协作和团结成为经济活动发展的动力。这场革命必将反映在日常生活之中，而物质和社会特权的废除必将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假若商品生产以及由商品生产所引起的竞争不消灭的话，这样一些革命和转变就都不可能实现。大时代的结局是未定的。它可能走到革命阶级的胜利。它也可能走到一个社会所有基本的阶级都同时瓦解。
现代资本主义明显的衰老，不会自动通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它通向“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这个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上一个必要的条件，为了让生产力得到新的高涨，符合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可能性。这首先是人的必要，因为这会容许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如下的保证为条件：所有个人和民族的人类潜能都充分发展，而并不破坏生态平衡。但是必要的不一定就是所得到的。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自觉的行动才能够保证社会主义胜利。否则现代科学和技术非常巨大的生产潜力，对于文明、文化、人类、自然以及简直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来说，会变成越来越起破坏作用的力量。
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创造了后来把它包围住的社会结构。通过革命的社会实践，社会结构又可以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性质在于，它断定这些剧变在一定的时代只能采取一定的形式。在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上，不可能重建封建主义，或者重建经济独立的小群生产者——消费者的共产主义。它的决定论性质在于，它强调：只有在旧社会里物质的先决条件和那些容许创造一种更高级社会组织的社会力量已经成熟时，进步的社会革命方可能发生。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宿命论的，因为它决不假定新社会的来到是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成熟的必然产物。这个来到只能由现存的社会力量互相斗争而实现。分析到底，它由于革命行动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效力而实现。如果这要局部地受到社会环境和力量对比决定，反过来革命行动也能够把社会环境和力量对比的发展翻转、压制或者加速。即使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力量对比，也可能由于革命阶级方面主观的弱点而“糟蹋”了。在这意义上，在我们这个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历史的主观因素”（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革命领导）对于决定阶级大战的结果，决定全人类的前途，起一种基础的作用，我们只能像相信原力那样相信劳动者的团结。（百韬网络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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