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女工在韩国工人阶级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度主导着韩国的劳工运动。
1987年男性工人（特别是重工业工人）在罢工浪潮中掌握运动的主导权后，女工却逐渐被边缘化。这不仅体现在现实的劳工运动方面，有关妇女劳工斗争的学术话语也在淡化和贬低女工的贡献。
本书重点关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韩国历史的某些关键时刻，包括20世纪30年代早期平壤的胶鞋工人总罢工、20世纪50年代早期韩国纺织工人的斗争、1970年代工厂女工领导的民主工会运动，以及近几十年来女工反对新自由主义重组工厂的激进主义，在这些运动中，妇女是如何吸引社会关注的，如今又为何被社会遗忘。
通过女工斗争的视角重述历史，帮助广大读者了解性别、阶级和民族主义政治的变化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韩国社会，并理解为什么倾听女工的声音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节选自Hwasook Nam（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和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的名誉教授，关注现代韩国的劳动、性别和思想史）的Women in the Sky: Gender and Labo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Korea.
翻译＆校对：新晴、索修里斯特
1931年5月30日，朝鲜一家全国性的主流报纸发布了一则报道：“一名‘天空中的女人’突然出现”。次日，该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主人公的黑白照片，一名女性橡胶工人蹲坐在平壤历史悠久的乙密台屋顶上。
低分辨率的报纸照片使人很难看清这个女人的面貌，她蹲在屋顶边缘，但双手交叉的样子显示出坚定的决心（见下图）。传统发型和普通工人阶级的韩式服装（白色上衣和深色/黑色裙子），使她与照片底部的两名男子形成鲜明对比。其中一名男子站在左下角，面向屋顶，戴着一顶浅色的圆边软呢帽，这是当时受人尊敬的资产阶级公民的标志。站在他旁边的另一个人则戴着一顶深色军帽，正看着相反的方向，似乎是在看围观群众。他或许就是被派往现场的四十名警察和消防员中的一员。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并置，似乎捕捉到了平壤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历史性交锋，身处朝鲜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本警察和其他殖民当局也密切关注着这一事件。
这张标志性照片下的新闻报道，高度称赞了这位工人阶级女性的演说技巧。报道描述了面对聚集在下面的七十多位平壤市民的她，如何激昂地谴责工厂管理层的虐待行为，并讲述工厂生活的悲惨状况。《东亚日报》记者详细叙述了她是如何阐明她和她的工友们不能接受管理层宣布削减工厂（平壤橡胶厂）工资的原因，她说这将导致全市整个行业的灾难性减薪，并危及“两千多名橡胶工人的生命”。她的“令人难忘的大演讲”(ilchang yŏnsŏl)是如此感人，以至于一位在场的新教教会长者林先生听到她的演讲后，也泪流满面。平壤的知识分子惊叹于这位工人阶级妇女在为罢工工人辩护时的“口才”（talbyŏn），并强调她的演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位知识分子称赞她的演讲具有高度的阶级意识，一位诗人写了一篇感情充沛的作品，赞美她是一位勇敢和意志坚强的“女斗士”。这就是“天空中的女人”姜秋容（Kang Churyong）的最初亮相。
这张照片展现出一名聪明而自信的工厂女工形象，她居高临下地发表了雄辩而有力的演讲，这与当时和现在韩国社会中无助、被动、受害的工厂女工的传统形象相矛盾，因此令人倍感震撼。工厂女工可能会尖叫和哭泣，也可能只是默默承受。有时候，习惯性的说法是，这些所谓温顺的工人可能会被颠覆势力怂恿，她们的天真和无知被利用以使她们采取激进行动。在20世纪，韩国社会已经习惯了这种对工厂妇女的看法，尽管事实上，不管有没有工会支持，女工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高度战斗性，反对压制性的劳动控制制度。偶尔也会有一些女工的声音，如橡胶工人姜秋容（Kang Churyong），突破媒体的掩饰而传到公众耳中，使得一些有识之士感到惊讶和困惑。但总的来说，这种令人不安的时刻不会持续多久。
尽管在历史记录中存在着大量(虽然是零散的)清晰而激进的女性罢工的证据，但大多数韩国人想到工厂女工（通常被称为yŏgong）时，脑海中浮现的形象与姜秋容所代表的有机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完全不同。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政策下，工厂女工的数量显著增加，这时候的女工形象实际上已经恶化了，一个贬义词kongsuni[普通女性名字 (Kongdori) 和工厂 (Kong Jang) 的组合]（我在第五章讨论这个词）成为对工厂女工的普遍称呼。过去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变革进一步贬低了妇女工作和女工的价值（第六章中分析了这一发展）。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女工积极参加了民主劳工运动和反独裁民主运动，但还是发生了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主流社会否定工厂女工作为受人尊敬的国家成员的价值，否认她们对经济发展和民主抵抗的成功作出的重要贡献，与韩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性质有关。近几十年来，从好的方面看，女工们自己也越来越多地通过口述历史证词表达她们对主流叙事的失望。在韩国劳工史的研究中，突出妇女在劳工运动中的成就的“修正主义”作品也在慢慢出现。姜秋容乙密台静坐的记忆直到最近才被唤醒，如今在韩国的大众报道中，她作为一名女权主义阶级战士重新出现。
本书旨在理解二十世纪朝鲜/韩国女性产业工人在现代化进程和劳工运动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与她们在传统社会和历史叙事中作为关键角色的持续隐形之间巨大而持久的差距。档案材料匮乏本身并不能解释强加给她们的不可见性。诚然，女工很少有机会把她们的言论记录下来，但档案中存在大量她们行动的记录，尽管这些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媒体或警察的视角记录下来的。无论如何，女工通过行动发声，在罢工诉求和当代媒体支离破碎的话语中留下了思想的痕迹。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解读她们的行动是如何嵌入特定地点和时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中的，也可以看到她们的行动如何反过来推进了民主变革。如果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就能更清楚地、以一种更具历史意义的方式听到她们的声音。本书重点关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韩国历史的某些关键时刻，工厂妇女是如何吸引社会关注的，并试图解释导致社会遗忘她们故事的条件。
我之所以有兴趣探讨工厂女工社会观念的转变，以及她们中间出现的新意识形式，是因为我对韩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顽固的社会保守主义的关注。在当今韩国超现代和国际化的生活方式之下，尽管在整个20世纪充满活力的激进政治和社会运动中表现出强烈的进步冲动，但韩国仍然是一个拥有强烈阶级和性别意识的社会。
不幸的是，20世纪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级和性别意识的演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正如书中不同地方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在前现代时期，植根于千年世袭奴隶制和父权制的等级社会体系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秩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非农业体力劳动带有奴隶劳动的意味，被视为底层阶级的标志而受到鄙视。此外，男尊女卑是社会组织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在20世纪之交，帝国主义争霸的时代给朝鲜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迫使朝鲜精英阶层接受工人阶级，甚至是女性，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旧的思维习惯仍然存在，但新时代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使底层人民和妇女渴望社会承认他们的尊严和平等的社会成员身份。朝鲜/韩国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过程并非是线性和明确的。20世纪上半叶，数十年的殖民统治和激烈的反殖民抵抗使阶级和性别政治复杂化。1945年，日本帝国的崩溃以及在美国霸权和冷战背景下韩国建国的后殖民条件，又为围绕阶级和性别关系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谈判增添了更多的变动。在这样意识形态和政治前景动荡多变的环境中，如何界定劳动者和妇女在社会和经济中的地位，在整个世纪都是一个棘手和沉重的问题。
本书对女性产业劳工的关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因为工厂女工作为底层女性和体力劳动者，与家政服务、性工一样，在历史上一直处于韩国社会的最底层，受到阶级和性别的双重歧视。立足女工视角和她们的斗争来思考20世纪韩国建国历史中不断演变的阶级和性别动态，对理解这段历史大有帮助。我对女工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一名女权主义研究人员和前学生活动家，我遭遇了民主运动中一种即将成为主流的叙述。当时，一种深刻的不公平感震撼了我。女工们为民主劳工运动英勇战斗、贡献良多，但在这套论述中女工却居于次要位置。在1987年“六月斗争”（June Struggle）和随后的“伟大的工人斗争”（Great Workers’ Struggle）之后，韩国人开始摧毁军事独裁统治，重新获得基本的劳工权利：组织工会的权利，集体谈判的权利，以及进行集体行动的权利。通过1987年7月至9月的工人大斗争，男性工人，特别是重工业工人，终于在大规模的罢工浪潮中站了起来。他们掌握了劳工运动的主导权，结束了男性工人长期的沉寂。当他们庆祝重新获得权力的工会运动时，活动家和进步的学术界都把批判的目光投向了之前女性主导的劳工斗争。他们没有像许多参与斗争的女工所期望的那样，承认并解决车间和劳工运动中猖獗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而是批评并贬低了妇女的贡献。然而，正是由妇女主导的劳工运动为“伟大的工人斗争”提供了前提条件。批评者无视早期专制统治下女性主导行业中女工的斗争条件，毫不留情地强调1970年代女性领导的民主劳工运动的局限性。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女工们以经济斗争为导向而忽略了政治斗争，并且缺乏有效对抗警察和公司暴力的力量。因此，女工的牺牲和成就往往被归入“真正的”、由男性领导的劳工运动的史前史。
由于我无法找到一种语言或一个参考框架来有效地反驳这种对韩国劳工史的不公正描述，我决定开始进行韩国劳工史的研究，而不再把研究重点放在我硕士时期关注的殖民时期韩国妇女运动上。我想了解韩国社会运动中的性别关系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我很幸运地在釜山的一个造船厂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但内容丰富的工会档案，并据此写了一本关于造船工会工人的书，书名为《造船，建设国家：朴正熙时期的韩国民主工会主义》。这些男性工人的故事让我意识到，把工人的故事放在现代化的更大历史背景中是多么重要，在这个背景下，劳动力、资本、国家和社会以复杂而动态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我还认识到，把劳工纳入韩国的经济建国史中，才能更好地讲述这段历史。在那本关于男性造船工人的书中，性别成为理解经济发展和劳工抵抗的关键分析范畴。我发现，由发展型独裁政权培育的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劳工关系，允许男性工人围绕他们养家糊口的角色来构建他们的主体性和公民身份。这一角色培养了他们作为公民被认可的男子自豪感。对失去这种地位的恐惧，以及对获得这种地位的渴望，常常促使男性造船工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基于那项研究中的一些见解，在这本书中，我专注于女工的劳工运动，并且历史跨度更长，包括殖民时期(1910-1945)和后殖民时期。我尝试理解，为什么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女工们就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和顽强的斗争，但在引起社会广泛和持久的共鸣方面表现不佳。我尝试思考，为什么女性一直被排挤到有组织劳工运动的边缘，为什么即使是在其他方面较为进步的韩国活动家和学术报道中，关于女工运动的记忆总体上也被淡化或抹杀了。我探讨了在后殖民时期早期，国家、企业和男性工人构建新韩国劳资关系体系的具体方式是如何产生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在这种条件下，有关女工的某些性别叙事及其斗争牢固地植根于社会。我还将追问，当女工的斗争经常被低估和遗忘时，她们努力去建设理想的现代社会和民族国家又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在跟随女工脚步的这段旅程中，我们会赞赏她们塑造的崇高梦想，也将见证那些似乎指向更民主结果的时刻。我们会了解到女工是如何发挥她们的能力和主体性的，她们经常突破既定性别规范的界限，并像姜秋容那样震动社会。如果不同类型的性别和阶级关系在20世纪的韩国得以实现和盛行，那么我们就可以问，今天韩国民主和韩国现代性的本质及内容是什么。如果女工的斗争为争取更美好社会的持续斗争增加了动力，如果她们的牺牲——尽管没有被纪念——加强了韩国社会民主化的暗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那些否定她们贡献及历史意义的历史写作呢？我们目睹了社会对工厂女工和工人阶级妇女持续存在的偏见，同时我们发现，尽管不是在主流媒体上，女工中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劳工女权主义潮流，这些情况又告诉了我们关于韩国社会的什么呢？
自从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这个领域以来，关于韩国劳工史的文献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本书中，我并不打算对韩国劳工运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妇女在其中的参与情况进行全面公正的评价。然而，我的确试图指出相关的文献，并建议读者进一步阅读，同时避免涉及历史问题，除非它们与我讲述的故事直接相关。另外，有许多用韩语写就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史，以及个人行动者和组织的研究，然而这些成果在韩国的专家圈子之外并不广为人知，所以我也试图让读者了解这些文献。不过，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顺利地阅读故事，而不是被学术文献拒之门外，我把对故事主线不重要的细节放到了尾注中。对特定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那里找到更多的讨论和具体参考资料。
本书重点关注了女工斗争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刻，并通过一些比大多数人留下更多历史痕迹及文献资料的女工来探讨这一内容。在殖民时期，我关注20世纪30年代初北方平壤的橡胶工业（第1、2、3章）。在那里，像姜秋容这样的工人生产被称为Komusin的橡胶鞋。对于后殖民时期的韩国历史，我把目光转向南方，涉及1950年代早期韩国第二大城市、战时首都釜山的纺织业罢工（第4章），然后探讨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在首尔和周边地区蓬勃发展的由女性领导的民主工会运动 (第5章)。在最后一章（第6章）中，鞋业工人再次成为主角，讲述了为耐克和锐步等全球知名企业生产运动鞋的釜山鞋业工人的命运。
除了这些女工之外，最后一章中还介绍了女焊工金真淑（Kim Chinsuk）这一关键人物，我在韩国造船工程公司（KSEC，现在的韩进重工）研究造船工人时第一次遇到她。金真淑是1980年代造船厂工人争取工会民主化斗争的关键领导人。到1990年代，韩进重工工会成为该国最强大和最激进的工会之一，而金真淑是该工会斗争的核心。我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她在1986年被韩进公司解雇后继续代表韩进工人开展活动的情况。我着重指出，随着她投身于临时工（其中大多数是女性）的事业，她所关心的问题也在扩大。2011年，金真淑在釜山一家造船厂的起重机上进行了长达309天的高空静坐，震惊了整个社会。这一壮举轰动了全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
看到金真淑从1月初到11月一直在距离地面35米的起重机上，我就想到80年代在首尔大学学习殖民史时注意到的姜秋容，她在屋顶上的形象至今让我记忆尤深。金真淑重新点燃了我对姜秋容的兴趣，我开始调查现有的档案资料，寻找她的历史痕迹。金真淑与姜秋容有许多共同的品质，从高超的演说技巧和口才，到创造性地战术部署，再到愿意为工人同伴牺牲自己。与姜秋容一样，金真淑的行动和演讲让观察家们感到困惑，因为她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受人尊敬的、有魅力的领导人，也是一位罕见的女性金属工人，她向社会展示了一个与传统女工截然相反的形象。作为当代“天空中的女人”，她在起重机顶的静坐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激发了我和其他熟悉殖民劳工运动历史的观察者对多年前姜秋容乙密台屋顶静坐的浓厚兴趣。因此，正如本书最后一章中所述，在经历了长期的遗忘之后，今天的韩国社会开始出现了对姜秋容的新的记忆和赞赏。
然而，姜秋容最近获得的知名度是由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的政治利益和诉求所决定的。2018年8月15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光复节纪念仪式上的演讲中提到了姜秋容的名字，这让包括我在内的劳工历史学者都感到惊讶。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强调了女性独立斗士以及国家发现和纪念她们的责任。文在寅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呼吁中，通过积极纪念被遗忘的活动家来“完成解放”，他把姜秋容描绘成站在乙密台屋顶上为“妇女解放和工人解放”事业呐喊的民族主义战士。在审视由金真淑的起重机静坐所开启的记忆建构路径时，本书以思考记忆和历史写作的政治性结束。
现在让我们简单看看书中所探讨的一些更广泛的主题和问题。第一章介绍了姜秋容和平壤橡胶厂罢工，她是这次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并将平壤的橡胶工业及其工人置于殖民工业化和殖民劳工运动的大背景中。本书还介绍了平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轮廓，以及罢工的焦点，即女工的适当工资水平问题是如何与平壤民族主义精英中出现的分裂交织在一起的。第二章探讨了姜秋容与该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当时共产主义运动正集中资源帮助产业工人组成革命工会。妇女运动活动家赵英玉（Cho Yŏngok）充当了姜秋容与共产主义组织者之间的纽带。这一章探讨了当代妇女运动如何将自己定位于女性产业工人和劳工问题，并考察了新一代受过教育的“新女性”的崛起，如赵英玉等参与地下活动，组织橡胶和纺织厂女工。女性工人斗争的高涨不仅引起了共产主义活动家的强烈兴趣，也引起了激进作家的强烈兴趣，他们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女工活动家角色。这些故事尤其描绘了橡胶工人，本章就以对其中一些作品的讨论结束。第三章回顾了民族主义新闻媒体谈论女工的方式。这些证据暗示了社会对女工看法的改变，也凸显了一些在女工中出现的新意识和主体性。然后，本章调查了平壤橡胶厂罢工的后果，特别是建立一个工人所有的工厂的迷人实验。最后讨论了姜秋容是如何被铭记的问题。
从第四章开始，本书进入了后殖民时期与韩国历史。在殖民统治的最后十年里，随着日本帝国迅速将殖民地朝鲜变成了其战争的军事供应基地，经济和社会随之发生彻底的转变，劳工活动变得几乎不可能。这一时期形成的现代化和抵抗经验，包括社会运动经验，继续对后殖民时期的国家建设产生着重要影响。殖民政府在战时推行的为民族/帝国而进行劳资合作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是由某些民族主义运动力量提出的，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解放后几十年韩国工人自己的期望和反共劳工运动的方向。第四章以1951年至1952年釜山发生的“朝鲜（Chosŏn）纺织”（朝纺，Chobang）冲突为中心，考察了动荡的20世纪50年代。朝纺冲突为1953年国会通过的一套相对进步的劳动法创造了动力。与1930年代初的平壤橡胶厂罢工一样，女工在纺织纠纷中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的作用在50年代的韩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和尊重——这与随后几十年的情况不同。然而，朝纺劳资纠纷的过程和效果与殖民时期的橡胶厂罢工也有很大不同。后殖民时期的国家建设催生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劳动-资本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由男性控制的劳工组织试图巩固男性工人的权利和利益，这一过程是以牺牲女性工人为代价发展起来的。
第五章研究了韩国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发展。本章着重于20世纪50和60年代巩固起来的劳资关系系统（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的影响，特别是60年代开始的劳工运动中男性养家糊口模式和家庭生活工资话语的制度化，使女工的地位持续受到忽视。然后，本章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工厂女工如何建立她们的基层组织力量，并就她们在工作中面临的性别歧视发展出批判意识和实践。这里的背景是首尔和京畿道周围的出口工业，包括纺织品、假发和电子工厂，尽管我们偶尔也会提及全罗南道的光州。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就像殖民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认识到女工的革命潜力。另一代学生变成了劳工组织者，形成了所谓的工人-学生联盟的紧张关系，并使围绕20世纪70年代劳工运动的政治记忆进一步复杂化。
最后一章，即第6章，进入1987年后，韩国开启民主化和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后发展时期，本章思考了造成女工隐没于大众视野的条件，以及在当前有组织劳工运动和更大社会中，为何她们的贡献被低估。本章以20世纪90年代釜山女鞋业工人对资本外流的抵抗为背景，分析了1987年工人大斗争前后工会运动中性别政治的变化。在21世纪动荡的新自由主义环境中，女焊工金真淑的案例使性别问题并未解决的本质赤裸裸地显露出来。在此期间，工人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规模罢工浪潮中取得的进步受到了新的管理战略的严重侵蚀，这些战略旨在削弱工会的力量，以削减成本并重新获得对车间的控制。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劳动力的非正规化进程加速了，并波及到有工会组织的大公司、重工业的男性正规化工人，造成了激烈而持久的劳资纠纷。同时，对劳工斗争的冷漠在社会上变得普遍，因为许多韩国人已经失去了将产业工人视为国家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兴趣。新自由主义原则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使女工不成比例地沦为临时工和不稳定劳工，但有组织劳工运动的注意力却一直集中在男性在新自由主义转型中失去的东西上。
韩国的工会运动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解决日益严重的临时工问题，而且结构调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或者劳动市场根深蒂固的性别隔离历史，始终没有得到运动的严肃对待。同时，处于有组织劳工运动外围的女性临时工已经成为抵抗运动的领导力量，她们的坚持和能力产生了广泛的团结行动和创造性的文化活动，并开始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同情。本章以金真淑的故事为中心，梳理了这一重要的新发展。金真淑是一个罕见的案例，她是全国知名的重工业女性劳工组织者，她越来越转向女权主义立场，对有组织劳工运动中的性别权力关系提出批评。
本书最后评估了当今韩国社会对过去一百年来女工运动不断演变的记忆工作。近年来，为了抗议人们普遍缺乏对女工在韩国劳工和民主斗争中所作贡献的认识，民主劳工运动的资深女工活动家开始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如果当时[女工]不在那里[战斗]，会怎么样？”本书讲述了不同的女工运动团体的故事，从1930年代的姜秋容和橡胶工人，到今天的金真淑和罢工女工，这些皆受到这个切中要害的问题启发。我们希望通过女工斗争的视角重述历史，帮助广大读者了解性别、阶级和民族主义政治的变化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韩国社会，并理解为什么倾听女工的声音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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