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小姑娘”、“她一个女生”、“和人家一个女孩子较真有意思吗”，这类的说法，在网络上经常可见，有些人很善于使用，并沾沾自喜，因为说了这些话之后，自己的责任往往就会减轻，原本该处理的也就不处理了，从重处理的要变得从轻。这在基层实践中是一个常见现象。
但这是“暗暗标记了价格”的，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和三岁孩子计较”，因为三岁孩子是没有民事责任能力的，一个大人和三岁孩子计较，赢了你也不光彩啊，还显得自己无能。所以“三岁孩子”可以被免除很多责任和义务（还会获得一些个人特权），但与此同时，他也不会被赋予超过“三岁孩子”的期望，他的社会权利也是被限制在“三岁孩子”这个程度上的。
如果这种事多了，一遍又一遍地冲击社会心理，那社会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年轻女性是“限制行为能力”的，所以犯错可以轻轻放下。犯了错之后“人家女孩子都哭了”是会得到同情的，犯了错之后“人家小伙子都哭了”则是会得到嘲笑和蔑视的。
一旦形成这种刻板印象，那么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女性不能被赋予重要工作。因为她们搞坏了是有理由的，我还没办法。不光男性领导和老板会这样想，女性领导和老板也会这样想。毕竟人家女老板开公司不是为了搞姐妹联欢的，人家是为了挣钱的。你都是“限制行为能力”了，我怎么敢把重要工作、重要岗位交给你呢？不重要的岗位也不行啊。
那么这个过程中，谁得到收益了呢？只有最开始那些打拳的，她们依仗现有的社会契约和共识，抢先把这块“共有就是谁抢到算谁的”无主土地据为己有，获得了“豁免”甚至额外的利益，然后把被糟蹋过的残缺社会共识丢给剩余的全体女性，让群体为自己买单。
有的人脑子不灵活，觉得“激进派”打拳，我们女性都跟着也沾光啊！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这种可能，因为那时候社会共识还比较厚，先打拳的，先出拳的，都会收割到额外的收益。但这并不是在做大蛋糕，甚至都不仅仅是在男性手里抢蛋糕，更是在女性群体里抢蛋糕，先抢到的，举着一大块蛋糕：“姐妹们你们看，打拳真的有用！”，然后就可以在众星捧月中成为女权KOL，享受教众们的供奉了。或者是一锤子买卖，收割完成之后走人。
底下一群韭菜激动万分：我觉醒啦！姐姐好飒！
归根到底，当下社会的性别现状是由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因素可以影响其上下波动），因此女拳的所谓口号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又要向信徒们展示“神迹”，让自己上位为众多教主之一，就必须要不断操纵舆论和情绪，抓住一切性别有关的敏感点去搞撕裂，做出“我打拳，你们受益”的寅吃卯粮行为。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七十年是中国女性权利提升最快的时期，但女拳对阿共则普遍带有敌意的原因。阿共做的一直是“釜底抽薪”的工作，通过提升生产力水平（也会小步跟着调整上层建筑去适应）去改善全体公民的生活——女性作为一部分也自然受益，并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社会性别结构上的优化红利。但这些女拳做不到，也不可能去做，因为这些人本质上就是极端利己主义者，而女权口号实际上是宏大叙事，要靠个体牺牲去推动的。这是极端利己主义者本身就反对的事情，所以永远也只是用来招揽教众的口号而已。
所以，最现实的，还是在“女权”旗号下瓜分过去七十年里阿共留下的丰厚“公有资源”，谁先抢到是谁的，我先打拳我能豁免能拿到利益，后来的倒霉蛋那就没办法了，你们去分剩下的那点越来越少的蛋糕吧。
川大的硕士张同学“哭了一下午”，换来了地铁大叔及家属的心软：“她是大学生，我们是农民工，她的文化水平比我们高，犯了错我们应该给她一次机会。她（考上大学）不容易，希望学校不要开除她。”
如果是个小伙子，他哭一下午，能获得相同的待遇吗？恐怕不能。
而这种差异，正是过去七十年里积累下的社会共识——在现有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性别现状前提下，通过上层建筑层面的“社会文化”人为给女性一定的宽容优待，但如果少数人发现了这块“无主之地”的奥秘，决心要搞“私有化变现”去过度利用的话，那么共识早晚有一天是会被消耗殆尽的。届时男性当然也会吃亏，提升个人成本，但毕竟男性原本就强势一些，如果共识耗尽大家回归丛林，更大的吃亏是剩余的女性。
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是真正的“雌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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