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区别，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建国前，党内的一个共识。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政治形态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到了建国初，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发展新民主主义，高层中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公子刘源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
“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刘少奇认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政治上的主要敌人，经济建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而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就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见该书124页）“实践结果证明：毛泽东政治上的失足，直接导致一个严重后果是，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断裂。……雄文四卷是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晶，却被他自己抛弃了。作为真理，要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貌，就是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固有地位，肯定刘少奇的理论和实践”。（见该书122页）
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革命胜利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关于在城市斗争中依靠谁的问题，毛尖锐地批评说：“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毛说：“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与之相反，1949年中共中央迁到北平不久，刘少奇在天津，宣布要放手发展私人资本主义，鼓励资本家大胆地剥削工人。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他提出“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青年时代”，“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
一九五一年三月至八月，围绕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十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层展开了一场争论。山西省委提出，“对于私有制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刘先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批评山西省委的办法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接着，在华北局更严厉、更系统地批评山西省委，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山西省委用十个农业合作社丰产增收、吸引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鲜活实事，上报华北局、中央，刘在报告上批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把新中国的富强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薄一波在新税制中提出“公私一律”的主张，实际上是通过税收，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这场争论开始毛不知道。毛发现后，把刘、薄一波、刘澜涛找去，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针对刘“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论调，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取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刘为了贯彻自己的纲领，竟发展到一些中央会议的决议，不经毛的审阅，就以党的名义下发。毛两次书面批评，指出：“这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重申：“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由于当时刘、薄一波受到了毛的严厉批评，高岗就认为毛要倒刘，也觉得到还权于军队功臣的时候了，私下找了彭德怀、朱德、林彪等商量，要重分权力，拉陈云、邓等，结果邓向毛告了状，逼毛表态。高岗是坚定的走集体化的道路，毛开始是支持高岗的，反对薄一波、刘的路线的。高岗真正的错误是违反了组织原则，是宗派主义的错误，同时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但是出发点不是篡夺毛的权，是夺刘、周的权。毛权衡轻重，支持了以刘为首的文官集团，他发意见说有一个公开的司令部是毛，有一个地下搞阴风的司令部，搞地下水的人指高岗，批评他。
当事人回忆：“高岗的事情暴露出来，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的。第一个震惊是我没有想到党内高层斗争会是会是那样一种方式，那样一种惊心动魄。那些平时很受尊敬的领导，相互斗争起来是不得了啊。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戚回忆录》）借毛外出之机，刘抓住高的宗派活动不放，高岗一气之下自杀了。最后，刘给高岗定一个高饶反党集团案。真实的情况，高岗不是反党，更没有反毛。后来毛在文化革命中说，高岗如果当时不自杀，现在就可以使用了。
刘坚持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一纲领性的提法。一九五一年三月，刘在讲话中，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终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从上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思想即一般不破坏私有制的思想是贯穿于他这一时期的文章、报告和批示中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现在我们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通过批判刘的思想，制订了党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尖锐地提出：“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自五十年代中期的合作化运动开始，毛泽东大大加快了转向社会主义的步伐。
我们今天固然可以轻率地批判毛的武断，但对他加快转向社会主义的原因不能不有所了解。当初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几年内转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是搞早了？这实际上也是不断革命。这个问题不解决，批判刘少奇就没有根据。新民主主义，看上去很美，但是，只能实行农、轻、重。这样做，再过一百年，理论上也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似乎只是一个速度问题，但正如托所说，速度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工业发展不起来，就无法向农民提供工业品，农民就会倾向于向外国提供。没有重工业，新生的共和国根本无法站得起来。更不可能有原子弹。国家尚且不能免于核弹的威胁，还谈什么经济建设？所以，开始时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到头来还是不断革命论。看看苏联。有其历史必然性。当然，到了现在，搞新民主主义是可以的。但不能够这个提法，这样提的话人心都散了。
对中国来说，仍同20世纪30年代、50年代、70年代一样，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主义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包括前苏联、新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是很艰难的，这是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完全不能比的。怎么艰难呢？在初始工业化阶段必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优先发展重工业这部分的启动资金，我们称之为原始积累的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主要的不能靠工业本身来解决。当然轻工业的积累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解决主要的部分。即使快速发展的机会仍然敞开着，即使市场是和往常一样有很大的吸收力，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输出的产品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吸收的了的。对于一个只有数百万劳动力的小国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是可行的，但是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劳动力的大国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却是不可行的。中国复制“四小龙”这样的小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合理的。
而且也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去对外掠夺。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要从第一产业，从农村经济、从农业生产取得一部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积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大国，无粮国家是不稳定的，农民不稳定就会起来造反，政权就会不稳定，所以要发展农民经济、改善农民的生活、发展农业。这就是毛面临的一个两难的课题。
毛的办法是“扬长避短”，新中国在资源禀赋上的特点，是人所共知的，就是资本极度短缺、劳动力资源极度丰富，土地资源则是既定的。通过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设法快速积累资本，从而寻求更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由于资本短缺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劳动条件，以吸纳劳动力就业，因此就必须在资本主导力量之外，去寻找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因素，显示社会中间实际上也只有唯一的选择：政治权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个辩证的思维逻辑，他试图把从形式逻辑来看是矛盾的东西，通过辩证逻辑、辩证思维统一起来。他讲道，你要想多搞一点重工业吗？那你就要优先发展轻工业，要优先发展农业，要多往这里投一些资，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呢？投资的目的还是为了从里面取得更高的收益和积累，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他就是这样把一个矛盾的东西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理论统一起来。
从土改结束开始，中国农村就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之下，逐步形成强大的基层政权，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最后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上――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三级基层政权，具有的强大动员和组织能力，覆盖全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资源，所具有的动员能力远远高于资本所能达到的限度，动员能力一度显示出超越了劳动力的存量的趋势，从1958年秋天开始，毛针对这个过剩的动员能力的滥用现象，系统地进行纠偏。在资本和政权两种可选的整合因素中间，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是政权而不是资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实际上，从五十年代引发了激烈党内争论的社会组织改造，即农业的改组（合作化）和经济所有权的重组（公私合营），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都是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一目标。1957年10月毛参加莫斯科会议后，从国际形势中感受到巨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使毛认为有必要加速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毛泽东急切地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一个极其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前现代中国在15年内不仅完成工业化，而且“超英赶美”跻身于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工业强国之列。所谓“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正是反映了这种急切意识。
毛时代的一个重大特点是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这一个方面是由于人地关系紧张、资本不足，所以个人奋斗的成功空间很小，社会上多数人转而寻求一种集体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说到底就是个人努力无效的情况下，集体利益的成长和长远安排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
如果仅仅局限于资本的整合力量而不强化农村基层政权，中国的丰富劳动力就肯定无法得到使用；而且，如果不像陈永贵说的那样“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寨大队的社员就无法肯定今天的“无报酬劳动”是否在未来可以取得适当的报酬，又或者陈永贵要把大寨梯田的增量收益大部分归自己搞“经营者持大股”，显然“大干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毛时代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着眼于充分利用丰富劳动力的，一是强化基层三级政权以增加组织动员能力，二是要在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通过取消精英们的剩余索取权以给劳动者适当的保障。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看来只有陈永贵那样的老粗是清楚的，而且能够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中国的精英们好像永远不明白，所以毛特别愿意提拔陈永贵当副总理。
1965年毛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马社香：《前奏--毛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今天看来，毛或者过于急切，具体政策也有失当之处，但他对事物的预见超过当时的大部分人。分田到户了，农业机械化不搞了，牛没有了，要靠人力拉犁了，还有其它种种事情，农民觉得怎么生产倒退到原始社会里去了。农村教育、医疗、农技推广等行业全面退化，只有官僚组织全面进化了，以前才几个干部，现在则七站八所。农民得到了一小块地却要负起如此沉重的负担，那和地主租土地给农民收取租税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包产到户的问题不在于使农民变成了小农，而是使农民变成了农奴。结果农村就会出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现象，城里生产的工业品则大量积压。然后精英就说国企效益不好，卖的卖了，分的分了。建立社会基本保障，如果没有了集体经济这个前提，只不过是流于空谈。
回顾这段沉重的历史，我感觉到我们确实不能再走旧路，也不能再走歪路。中国走得通的未来道路，既不是市场资本主义、伪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或美式民主主义，但也不是圣化的列斯毛式共产主义，也不是陈旧过时的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通向民族复兴、社会和谐未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重建一种世俗化的新形态的社会主义：公民在法律框架下享有个人自由的宪政民主政治体制，社会计划与竞争性自由市场相结合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公共资源的社会公有和共享，社会产品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的公正分配，有长程科学计划指导下的国民经济生产和消费，对社会公民生老病死的全员安全保障。这正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立党的本初宗旨；也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权主义（宪政民主）、民生主义（新式社会主义）的真谛所在。如果说建国之后严酷的国内国际环境令到我们不得不“弯道超车”，那么现在我们确实已经回到了新型社会主义的正确的轨道上来了。
（百韬网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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