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名著《巴黎圣母院》里的男主角——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弗罗洛，性情狠毒、心如蛇蝎，然而却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据书中的描述，这位主教大人宣称：冰埋在地下一千年就变成水晶；铅是各种金属的鼻祖，铅只需经过每期为二百年的四个周期，便相继从铅态变为红砷态，从红砷态变为锡态，再从锡态变为白银。看了副主教大人的这套理论，一个理性的现代人一定会哑然失笑，因为依据我们现代的科学知识，这些显属胡说八道、无稽之谈，但克罗德却因为此类的“学识”攫得了巴黎圣母院“副主教”这个显赫的神职。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人类为什么要求知？说到底，自然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了人类的福祉；退一步讲，即使你主观并不以此为目的，只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你的“学识”客观上也必须对社会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如果你的“学识”对社会没有一点点积极作用，却只能给自己带来名利，那你就像《巴黎圣母院》中的那位克罗德主教一样，是在欺世盗名、欺世盗利。
在当今，利用所谓的“学识”欺世盗名或欺世盗利的现象比比皆是，人们早已见怪不怪；其实何止“见怪不怪”，大家简直认为本该如此、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据说，美国的饮料可口可乐的配方是一个商业机密，虽然大家都知道配制可口可乐的原料是哪几种，却不知道其比例构成和制作流程，所以都制不出那种口味。可口可乐的配方和制作工艺都不复杂，也许一点就破，但可口可乐公司就是凭借这“一点就破”的配方专利赚得盆满钵满。
也许你会说，可乐的配方是人家发现的，人家凭什么把它无偿奉献给社会？如果每项发明都要无偿地贡献出来，科学家还有搞科研的动力吗？没有“利益的燃料”，“天才之火”还有意义吗？对于这两个问题，也许人们会不假思索地给出否定的回答。可是，“名利”真的是科学家、艺术家们献身科研、投身艺术的主要动机吗？我看恐怕未必。中国的“诗圣”杜甫一生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他的诗记录了他所处时代的许多大事件，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呼号，因而被称为“诗史”。然而，如此一位诗界天才，却并未因其诗作而获利分毫，最后竟在落魄飘零中离世。显然，“获利”并不是杜甫创作的源动力；如果杜甫真的为个人的功名而写诗，那他的眼光只会聚焦那些王侯权贵，因而也就看不到民间的疾苦，只能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无聊文字，他就绝不会成为“诗圣”，他的诗作也不会被称为“诗史”了。
可见，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们从事发明创作未必都是为的个人的功名富贵；因而所谓“发明专利权”之类的制度设计未必就是完全合理的。我当然不是说艺术家、科学家们就应该过穷愁潦倒的生活，我只是认为这些杰出人物的境界和情怀恐怕与那些所谓的“发明专利”之类的制度设计并不相容。推而广之，一个社会人人都盯着自己眼前的一点私利，那么公共的事业由谁来管？即使有政府去管，然而政府中那些满脑子升官发财的官僚们真的能管理好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委托的公共事业吗？和平时期，各种矛盾还未激化且被掩盖，尚可维持表面的虚假繁荣；一旦这些社会矛盾激化，这些自私的官僚真的具有“扶大厦于将倾”的“格局”？恐怕更容易出现的落局是：食尽鸟投林，落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中国所谓的“王朝周期律”大概也是源自于此吧！
也许，在私有制度下，整个社会都在欺世盗名、欺世盗利，只有被鲁迅称为“中国脊梁”的极少数拼命苦干、拼命硬干的人不在乎名利；只有他们视国仇为己仇，视国家的耻辱为不可忍受的个人的耻辱，只有他们在国破家难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喷洒自己的一腔热血，从而换得这个国家的新生！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之处，却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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