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和“右”，这是一对多义的、经常被搞得混乱的概念。比如，著名作家丁玲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到了晚年却又被人封为左派。据丁玲身边工作人员王增如说，丁玲晚年一直苦于连封她左派的人都找不到。后来，她似乎有所领悟地说了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这人是谁呢？毛泽东早在丁玲被封为“左派”之前若干年就去世了，即使有心给丁玲封个左派，也没有作案的基本条件。既然丁玲的左派不是毛泽东封的，那么当年丁玲的右派也就不是毛泽东打的。
在当今主流和官方的回忆录文学中，毛泽东所特有的对“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党变修、国变色”危险的强调，对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强调，是谓“左”，同样，在政治运动中，采取简单粗暴、暴力体罚的办法对待干部群众的作法，也谓“左”；但问题在于：毛泽东强调前者，却从未提倡后者，是政治运动的各级推行者，把“阶级斗争”的主题庸俗化、歪曲化为对干部群众的残暴迫害，在这些推行者之中，就包括毛泽东要打倒的“走资派”。而恰恰是毛泽东，才纠正了四清中的第二种“左”：即简单粗暴地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群众。
只要政治存在，左和右的概念就是普遍适用的。但本文试图说明：主流和流行文献中“左”和“右”的通俗用法，其实充满矛盾和歧义，因而是不稳定的，也是现象的、不触及本质的。
党内的许多官僚主义者，善于将毛泽东对矛盾、斗争的强调，直接翻译成、解释成一套具体的政策操作，这就是一系列极端的、过火的简单粗暴的搞运动的方法，对打击对象实行分类、贴标签、残酷迫害，然后将这套暴行解释成是来自毛泽东的部署。（很可能，毛泽东在四清后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后来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然而，实际上，毛泽东在具体操作层次上，从来没有主张过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简单粗暴的政治运动，在具体操作层次上，毛泽东倒是反复强调反对武斗和体罚，主张让人讲话，主张批评辩论和言论表达。
从文化大革命来看，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他们是同意的，贯彻是积极的。不同的是各人要搞的对象不同。毛泽东要整走资派，这在《5．16通知》里说得很清楚。刘少奇是要整群众，这是在文革初期大家都能感受到的。六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主张“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反党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和斗争，也可以戴帽。”批示说：“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对师大附中的工作组指示：“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是一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右派，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你们要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把他们的后台挖出来。”六月二十一日，王光美以工作组的名义到清华大学，亲自发动反对蒯大富的斗争，把近八百多学生和教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六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再次指示师大附中的工作组：“你们要敢于碰硬，要追查反工作组的后台，对那些反动言论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他们？他们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从七月八日到七月十二日，刘少奇几次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听取汇报，他反复强调：“对一切极右派，只有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有出路。不管他是学生还是教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这是毫无疑义的。”（见师东兵著《秦城冷月》第423至424页）如果文化大革命按刘少奇这种搞法，更不得了。
毛泽东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高全党马列主义主义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吗？官僚主义者就来他一个大抓“右派”，枪打出头鸟，将大批真心实意给党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打下去，既叫你整风搞不下去，无功而返，又一劳永逸地钳制人口。看你还敢不敢再整党整风，整党员、整干部？看谁还敢对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特权提意见？
毛泽东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吗？官僚主义者就大刮“五风”，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证明的我“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是正确的，你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让全党和全国人民跟我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要通过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官僚主义者就大办试点，大搞扎根串连，秘密调查，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大整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的运动。
毛泽东要自上而上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官僚主义者就来一个故伎重演，像1957年反右一样，把敢于带头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的普通群众全部打成右派、反革命，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政治、精神和人身迫害。当50多天的白色恐怖被粉碎后，又组织保守势力，用武力对抗人民群众的造反，拼死一搏也要把文革打下去。
毛泽东要农业学大寨，加速改变农村面目，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打好基础，官僚主义者就又来一个故伎重演，像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刮“五风”一样，搞穷过渡，任意拔高生产关系；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劳民伤财；搞浮夸，围绕粮棉“跨纲要”编造政绩，收过头粮，让一些地方温饱难继。当农民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时，就开始搞心仪已久的分田单。
可以说，以上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党内左右派斗争的一个基本脉落。
由此可知，左、右派的帽子乱扣一气，有历史的原因，也是因为部分人故意搅混水之故。其实，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是一条藤结出的两个瓜。在文革前的官僚制度下，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官僚集团，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就好像一个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这是那门子的自由主义！这跟自由主义完全不沾边，我看他们不能叫极左或者极右，就应该叫官僚派。由此可以理解反右、大跃进时官僚集团表面极左，而在大跃进进失败后转向极右。以及在文革中以专制手段对付群众，文革后却转向极右，阶级利益及力量对比使然。
所以我向来反对以左右定性，不理左派右派等各种名目，只看你是否为了人民，为了人民民主。非如此，不能打破话语封锁。（百韬网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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