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曾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人类的希望,第三世界国家的样板。那个时候,没人敢说中国不民主,没有人权。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却是非常孤立的。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访问日本,庆祝美日安全协定的签署。日本的工人学生举行全国性的大罢工,抗议反对艾森豪威尔的访问。为艾森豪威尔访问进行准备的美国先行官,被日本工人和学生打的头破血流。最后艾森豪威尔只好宣布放弃对日本的访问。日本首相岸信介也只好辞职。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南美,处处遭到南美民众扔鸡蛋石块,最后不得不半途结束访问。
曾几何时,中国失去了道义上的制高点。甚至2020年中国政府抗疫表现如此出色,方方的日记依然在国外畅销,还得到各高校各学者的声援,我非食肉者,亦知意识形态教育缺失真是不能忍了。
中国很多读过一点书的人,一提到意识形态就反感,将之与洗脑相提并论。很多人不知道,崇尚自由民主的英美等国家,就其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并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偏向保守主义的。美国总统上台,是先要圣经宣誓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功利的、个人的、瓦解性的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西方国家的主流。当然,他们倒是很乐意把各种自由主义私货贩卖到发展中国家。
方方之流常常论及改制,即制度改革、体制改革。我觉得要先明了,制度有国家的根本体制跟具体的法律制度。到了现在,已经需要作政治理论的基础研究。首先,要有制度自信,要明了我们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是王道。土壤不改良,则有生南生北之问题。根除腐败更是妄想。民主制度下亦有腐败。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多元分权体制更有利于腐败集团。要之,一字记之:心。不忘初心。心迷失了,走什么路都是死路。
意识形态是一种公共意识,一种集体认知,公众信仰、群体意识。一亇组织,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离不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从精神上维系一个组织。意识形态提供一种集体认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形成社会的精神力量。意识形态通过舆论左右社会。意识形态制造出社会的精神偶像,集体信仰。一个礼崩乐坏,没有信仰的社会,是不可能形成社会共识,也不可能凝结社会信用的。
意识形态体现了一个制度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摧毁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推翻一个制度。在列宁《哲学笔记》中摘录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当今的制度。 拿破仑所谓摧毁封建制度的大炮,是指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黑格尔曾指出,这个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墨水”的力量。革命前夜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及“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批判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天主教意识形态与君主制度,摧毁了革命前的意识形态,为血流成河的1789大革命的爆发作了舆论和精神的准备。相反地,美国中央情报局把偷到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纽约时报发表后,造成百分之九十的美国共产党人退党,造成百分之九十五的欧洲共产党人退党。真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苏联一九九一年解体,原因之一正是苏联共产党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放弃意识形态武器(用主席的话说是“丢了列宁这把刀子”),并丧失道德上的制高点的苦果。
意识形态的作用近似宗教。只有宗教才能让人超越世俗,超越当下。宗教是鸦片。这是很多知识精英的共识。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也因此,有很多知识精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鸦片。很多人不知道,资本主义起源于信用的发明,而最早发明信用工具的就是教会。
毛泽东的老三篇,可作为宗教教义的范本。之所以大费周章发动文革,目的决不仅限于人事调整,更在于灌输新的价值规范。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文化革命。后人所非议的,是这种文化实在不入知识分子法眼。不讲主义,没有信任,就无所谓是非曲直,就没有理想,没有了正确的人生追求。上述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苏联之所以腐败横行,这也是执政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所致。
不管对毛有多少非议,终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很多人看来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的、体现社会公共的终极社会形态。实际上它并不是一种理想。也谈不上终极。毛就说过,共产主义还有矛盾。当然,资本主义更不是终极的社会形态。我们对自己所居住的星球还所知甚少,更外星更是一无所知。就大谈终极社会形态,不觉得太过分吗。
共产主义不单纯是书斋中的一种学者学说。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是:“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世界,而问题在于必须改变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有相似点,它既具有天国理想的彼岸性,又具有实践救世的现世性。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实践性,现世性,使之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教义。要知道,只有宗教精神才能使人鄙弃尘俗,现世和自我,而承受自我牺牲以至有代价或无代价的献身(所以西方自由主义永远不可能在中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革命性意识形态,因为它是现实的、功利的并且是个人主义的。它只是一种瓦解性的精神工具,而不可能是一种组织化的工具)。有些人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在国际上不占有道义上的优势。什么叫信仰?信仰是只要自己是对的,“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这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这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将一盘散沙般的中国劳苦大众,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将17世纪以来西方开拓东方谋求建立的“全球化新秩序”冲了个粉碎!有识者怎么会怕那么几个小丑叽叽喳喳!
毛之后的治国理念,虽然冠以“理论”之名,其实并没有什么自成体系的理论——如果硬要说有,一个是“猫论”,一个是“摸论”,或者是自觉不登大雅之堂,后来再“发明”了一个“不争论”--这下没话说了吧?这么说决无贬低的意思。有些书斋左派看不起这个没有理论设计的“总设计师”,你在人家手上栽了这么个大跟头,还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人?平心而论,相比起清谈误国的极左派,邓这个实用主义者超出了一个马头还不止。
不过,实用主义,二代生前成于此,继任者却不能形成路径依赖。文革否定一切,正是致败之由,此后却全面否定继续革命理论,否定了阶级斗争,否定了平等与公正的目标……党的威信不能不受到致命打击。例如藏人,这个信神的民族本来把毛视为神,现在汉人自己把这尊神打倒,结果他们自己到外面找了个神。
二代在1987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说:“今后讲四个坚持,着重讲党的领导就行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可以少讲或不讲。”1989年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三卷290页)作为党的领袖,当知事有可为而不可言。难怪右派要说: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搞清楚,你干什么革命?
一旦放弃以平等公正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只能把刺激和纵容个人欲望当成改革的核心。不能以义动之,只能以利诱之。收买老干部,甚至一度准许军队经商,换取军队的支持,却不管对军队风气造成多坏的影响。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嘛。只知道“发展是硬道理”,却不知礼崩乐坏,也一样要人命,观伊朗白色革命可知。
而中国较之漂在石油上的伊朗而言,人口多资源少。在传统社会里,十分之九以上的人民勒紧肚皮,消耗最少的资源才能供养一个穷奢极欲的上层。邓完全不理解毛的深意。社会主义培养起了全民平等的意识,改革开放又把社会主义的平等贫困变成了商品社会对平等暴发的追求,每人对资源的需求顿时要乘上一个巨大的倍数。十多亿穷怕了的中国人一旦瞄准了美国式生活,中国的资源体系就不可避免地敲起了丧钟。最多的人口与最贪婪的欲望之乘积怎么用最少的资源满足?人无法用劳动向自然资源索取满足,就会转向抢夺别人的资源份额。这种动物式的生存规律在最低下的道德状态中将使人际斗争分外残酷。
经过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以及众所周知的事件,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邓把几份万言书压了下来,强调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味讲发展,却不讲为谁发展、为什么而发展,难道还要国人继续“摸”下去?“摸”了三十年,人心不乱才怪。
树欲静而风不止。人心乱了,队伍就不好带。一个社会可以没有学术没有科学,但是绝对不能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公共意识形态的社会必定崩溃。毛时代发动批红楼学术、批海瑞罢官等学术和艺术作品,把学术分歧通过意识形态斗争转变为国家政治斗争,实际是泛意识形态化。但后毛时代走了另一极端,国家一度放弃制作意识形态,放弃意识形态管理,非意识形态化也使国家陷入困境。二代在意识形态上缺乏建树,既然不能成功地将那种意识形态解构,一旦形成相应的社会条件,就不能避免群众用同样的意识形态自下而上地进行运动。
这种意识形态危机还来自另一极。从重新编写上海历史教科书,到近年来频频发生诸如方方季子越之流和取消中医等事件,都不是偶然的。人家打的是组合拳,而我们可不能把自己的刀子扔掉了。
凡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最终都难免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当代中国由于处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动中,所以也发生了意识形态的分裂,以及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分离。这也是物之常情。的确,今天中国面临着很多问题和困难。但是,就中国的总体情况看,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局面,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是最坏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在一天天好起来,而敌人在一天天坏下去。只要我们能够跳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制造的意识形态陷阱,明了我们的初心,那么,重回主导地位,建立王道世界,并非不可想象的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北宋思想家张载为后世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今天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道义也有责任面对和正视这种信仰危机。我们相信劳动者的联合体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奴役制度,我们要有勇气追求一个没有下岗工人,没有娼妓,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假药劣药,没有毒酒假酒假烟,没有毒大米毒牛奶,没有黑社会,没有失业,没有人因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而自杀。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社会,不管它叫作共产主义还是天国王朝!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必须创造能够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尊严与自信心的新精神价值,这是每一个爱中国的学者当仁不让的精神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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