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后再看毛泽东论官僚主义者阶级
在学校的研究生图书馆我读过德热拉斯五十年代的名著《新阶级》以及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这两本书都于60年代在中国作为灰皮书出版，在高级干部中流传。这两本书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僚主义现象有深刻分析，当时给许多阅读过这两本书的人以深刻的印象。研究历史者会意识到，毛的文化革命在根本上是一场针对“走资派”、“当权派”即官僚阶层的革命。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注意到，他亲手设计和缔造的国家制度中正在发生新的阶层分化。
1965年1月，毛泽东对农机部长陈正人社教蹲点报告的批示中，讲了这么一段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陈正人报告中指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毛的上述话是针对此文而发的。“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段话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经济学读书谈话》中曾提出过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九评”中提出过“特权阶级”。这个新概念显然是上述概念的发展。毛讲的这些话，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领导层无疑是一种深刻的震撼，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官员们强烈的反对和抵制。
毛泽东深刻地观察和注意着六十年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他显然认为，无论是从他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原则的立场，还是从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这些正在露头的经济不公正的社会分化现象都是一种危险的不谐和音。自五十年代以来，毛泽东不断从事对共产主义理想制度和模式的探求和试验。他认为，为此理想所付出的社会牺牲和一切代价，乃是必要和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对其他领导成员出于经济政治现实主义考虑所作的合理化政策，毛泽东认为是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让步和退却，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当这些领导人拒绝他的批评告诫而继续坚持这条现实主义的路线时，毛认为这表明这些领导人已成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代表人。
1962年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阶级矛盾和斗争的问题，这是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已无阶级矛盾这一正统理论的正面冲击。但是，对毛的这一提法可以从左与右两方面作出不同的解释。右的解释是把阶级斗争引向社会下层，即针对当时已处在被剥夺和无权利的贱民地位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左的解释是把斗争方向引向社会上层，引向掌权的官僚阶层本身，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后来的实践看，毛提出阶级问题的本义显然是针对于后者。所以毛泽东 1967年1月8日 谈到上海夺权时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百韬网络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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