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事美国三位经济学家戴维·卡德(DavidCard)、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JoshuaD.Angrist)和吉多·W.因本斯(GuidoW.Imbens)，他们因提出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新见解,通过自然实验得出了因果关系的结论,并将其方法扩展到其他领域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卡德获奖是因为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做出了贡献,而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则因为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方法论的贡献而获奖。本文通过分析卡德的学术贡献,将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比较,并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天然的缺陷。
一、202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戴维·卡德的学术贡献
戴维·卡德1956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8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长期劳动合同的指数化》。毕业后,于1982年至1983年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商业经济学助理教授,1983年至1997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8年至1992年任《劳动经济期刊》助理编辑,1993年至1997年任《计量经济学》合作编辑,2002年至2005年任《美国经济评论》合作编辑。2012年至2017年,他担任国家经济研究局劳工研究项目主任。卡德的研究兴趣包括工资决定、教育、不平等、移民和性别相关问题。他与人合著了1995年的《神话与衡量:最低工资的新经济学》,还与人合编了8本书,并发表了100多篇期刊文章和书籍章节。1995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这个奖项只授予40岁以下的杰出经济学家。他获得这个奖项是因为他在该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21年,卡德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卡德以20世纪90年代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他的研究对移民对美国本土工人的影响以及提高最低工资对国内就业增长的影响提出了质疑,并提供了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新见解,彻底改变了经济学中的实证研究。卡德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主要集中在劳动市场和公共政策研究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多个方面,例如“瞬时生命周期模型”“集体谈判中工资指数化条款”、“收入效应对学校资源的影响”以及“最低工资条件下劳动者就业率”的研究。
(一)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卡德与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阿伦·克鲁格(AlanB.Krueger)利用双重差分法,发现新泽西州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对该州快餐业总体就业状况产生系统性影响,由此打破经济学者的普遍认知,备受学界关注。
1992年4月,美国新泽西州将最低工资从4.25美元提高至5.05美元,与此同时,与其毗邻的宾夕法尼亚州保持最低工资标准不变。Card和Krueger敏锐地意识到上述这一变动可以帮助他们识别最低工资和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的想法是,若是在两个极为类似的劳动力市场中出现最低工资差异,就可以通过比较二者的就业水平变化的差异,孤立地分析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而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两个相邻的州,劳动力市场的演变很可能是相似的。(1) Card和Krueger调查了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那里的最低工资保持在每小时4.25美元)的410家快餐店在新泽西州引入更高的最低工资之前和之后的就业人数,开始了他们的研究。
表1 最低工资与就业: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快餐业的案例研究
Card和Krueger对代表性BLS快餐店样品进行了以下分析。
表中的平均值可以明显得出几个结论:第一,BLS的数据表明,在卡德和克鲁格研究的这段时间里,新泽西快餐店的就业人数略有上升,而在同一时期,宾夕法尼亚的餐馆就业人数略有下降。电话调查数据显示,相对于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每家餐馆净增加2.4名员工;而BLS第二行的数据显示,在1992年2月至11月间,新泽西每家餐馆净增加0.57名员工。第二,在1992年3月至1993年3月期间,BLS的数据表明,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平均就业率都下降了,宾夕法尼亚的下降幅度更大。第三,BLS数据中的平均就业水平略高于我们数据中的平均水平,这可能是因为BLS数据中的一些观察结果涉及多个企业。第四,卡德和克鲁格的数据和BLS的数据都表明,宾夕法尼亚的平均餐馆规模最初比新泽西大。相比之下,BNW的数据表明,新泽西的“全职等效就业”最初比宾夕法尼亚高。第五,BLS的数据表明,卡德和克鲁格在初始样本中使用的7个宾夕法尼亚州县和更广泛的14个县的结果大体相似。
有人提出疑问,卡德和克鲁格的数据集中全职就业变化的离差大于BNW数据中总工作时间变化的离差。卡德和克鲁格认为,BLS的工资单数据显示了与他们原始样本中发现的大致相同的就业变化标准偏差。例如,在新泽西,BLS数据中1992年2月至11月间所有报告单位的就业变化的标准偏差为10.12,略微超过了他们在大约相同月份的调查数据中计算出的标准偏差9.82。这种比较的一个问题是,一些BLS报告单位合并了两家或两家以上的餐馆,而卡德和克鲁格最初调查的观察单位是单个餐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卡德和克鲁格将BLS样本限制在最初拥有不到40名员工的报告单位:这些较小的报告单位几乎肯定是个体餐馆。这个截断的BLS样本的就业变化的标准偏差在新泽西是9.0,在宾夕法尼亚是6.8;如果卡德和克鲁格同样截断他们的调查数据,这些数字分别为8.0和8.8。
在分析了BNW的数据、卡德和克鲁格的原始调查数据、公开的BLS数据,以及最重要的BLSES-202快餐店的数据后,卡德和克鲁格得出以下结论:新泽西州最低工资的增加可能对新泽西州快餐店的总就业人数没有影响,在食品工业可能产生较小的积极影响。
对于卡德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理解为,企业可以在需求没有显著下降的情况下,以更高的价格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主导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公司可以保持低工资;提高最低工资意味着更多的人想要工作,从而增加了就业。
(二)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在许多国家,移民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政策问题。大量移民的流入可能会降低工资从而影响就业前景,减少本地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然而,一些随之而来的劳动力需求侧的变化、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变化也可能会缓和这种担忧。因此,移民如何影响居住在某个地区的本地工人的就业前景,特别是低技能居民,尚未有确切结论。从经验上回答这个问题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很难判断一个地区如果没有移民的涌入会发生什么。(1)通过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迈阿密劳动市场(短期内大量古巴移民涌入),卡德发现:尽管迈阿密地区的劳动力供应显著增加,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当地居民并未经历负面影响。
卡德将1980年5月到9月的古巴难民事件作为一次拟自然实验。当时在四个月期间,大量的古巴难民因为马列尔事件涌进了迈阿密,让当地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了7%。这就是一个天赐良机———马列尔事件是纯政治事件。迈阿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完全不可能对此有任何的预判,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到了美国之后从事的也恰恰是低技能的体力劳动。
那么这个外生的冲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通过这次自然事件的案例,戴维·卡德教授将所获得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即便是瞬间增加7%这么大的劳动力冲击,对当地的非移民的失业率和薪酬并没有任何显著影响。这一点从根本上削弱了对移民的敌视政策的合理性。卡德还分析说,因为迈阿密长期以来都有古巴移民的传统,这也是它的短期劳动力市场如此有弹性的原因。沿着这个观点,卡德注意到移民倾向于与以前的移民一起定居,因而使用以前的定居模式作为移民流入的工具变量,对1970—1980年美国120个城市对移民流入的长期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的工具变量估计表明,移民对当地工资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然而,就业则没有受到影响。
事实证明,移民增加对许多出生在美国的群体的收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较早移民的人则受到负面影响。对此的一种解释是,当地人转向需要良好母语技能的工作,这使得他们不必与移民竞争工作。
(三)教育投资的影响
瞬时时间劳动供给理论(IntertemporalLaborSupply)是研究个人在生命周期中如何分配时间以应对金钱激励的行为模式。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卡德的这一理论对某些劳动供给现象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不同部门或人群在不同年龄段的劳动时间变化,劳动时间在长期内趋于减少,以及生命周期中的劳动时间变化。
卡德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对先前研究的改进和总结基础之上,着重于深入剖析生命周期模型中的经验细节。他采用“检验理论”来检验其理论假设的现实解释能力,并关注这些资料与理论观点之间的关系。卡德的研究方法与先辈们的“定型事实”研究不同,他更加注重细节和复杂性的探索。
卡德对部门之间劳动时间的研究表明,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工资曲线在30到50岁之间上升,而未受教育的劳动者没有这种趋势。即使假定教育偏好参数相同,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劳动时间并没有相应上升,而是与未受教育者的劳动时间曲线大致相同。这一发现引发了卡德对生命周期劳动供给模型的进一步研究和拓展。
在教育产出方面,学校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控制学生背景差异后也依然存在。在当前的资源水平下,很难确定是哪些教育投入对学生表现的差异起到决定性作用。一些研究发现,每个学生的支出增加,往往会导致缩小班级规模以提高学生成绩。
二、卡德的研究推动实证方法论的“革命”
在卡德的研究中,“倍差法”回答了一些社会科学领域难以解答的因果关系问题,例如移民对工资和就业水平的影响,长期教育对未来收入的影响等。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假设一些事件没有发生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但这些假设通常是无法验证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卡德使用自然实验,利用政策或事件的偶然性,导致不同人群受到不同待遇,从而回答这些问题,就像医学临床试验一样。然而,卡德的验证结果,却是颠覆了人们传统的认知。
在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这个问题上,传统观点认为,最低工资的上涨会导致裁员,尤其是低技能工人更容易被裁掉,因为增加了成本。卡德和克鲁格进行了一项研究,选取了加州快餐店作为提高最低工资的实验组,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新墨西哥州和达拉斯市则被选为控制组。他们使用倍差法模型比较工资和就业水平,发现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率的负面影响较小。这颠覆了此前的认知,对学术界冲击极大。
在移民对劳动力市场影响这个问题上,传统观点认为,新移民会对当地经济带来冲击。卡德的研究表明,增加移民数量并不一定导致本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减少或工资水平下降。1989年,卡德对“马列尔偷渡事件”开展研究,分析了1980—1985年期间美国迈阿密突然增加12.5万名古巴移民对当地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影响。当时许多观察家认为,古巴移民的大量涌入(使迈阿密劳动力人口增加了7%)将对迈阿密市本地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前景产生不利影响。不过卡德发现,“马列尔偷渡事件”实际上并未对本地的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失业率造成影响,甚至那些早期移居美国的古巴移民的工资和就业率也未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教育投资这个问题上,针对多年来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我们付出那么多努力和金钱上学,真的会在以后的生活中获得“投资回报”吗?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1991)通过自然实验,研究教育时长和未来收入的因果关系。研究显示,接受12年教育的人比接受11年教育的人的收入增加12%,人们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其收入水平也相应地提高了65%。卡德在教育回报领域的研究再次质疑了之前的经济学观点:学校资源对于学生教育回报很重要,教育回报随着教师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传统观点认为学校资源与教育回报相关性较弱)。实证研究表明,教育投资对学生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对那些来自弱势教育背景的学生。
卡德推动实证方法论的“革命”,表现之一在于推动经济学从理论研究向实证性研究转移。卡德通过引入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验证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道理,取得了贡献。他们的努力推动了因果推断方法的广泛应用,其中包括“倍差法”,这些方法现已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研究方法。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从理论研究向实证性研究转移。
卡德推动实证方法论的“革命”,表现之二在于西方经济学并没有能力解决西方经济增长的困境,对西方经济陷入低迷、经济增长乏力等突出问题未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西方经济学家只能运用实证方法验证以前的经济学观点,说明西方经济学者只能“走回头路”,难以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做出有效的研判,更难以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卡德推动实证方法论的“革命”,表现之三在于西方经济学进行了“自我革命”的阶段,即用实证性研究否定以往“流行”的观点,这从侧面说明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体系。以卡德为例,他先后推翻了最低工资的上涨会导致裁员、新移民会对当地经济带来冲击、教育时长与未来收入关系不大等传统的观点,表明以往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假设并不是严谨的。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是一门实证性的科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是一门实证性的科学。赵磊教授以《资本论》为例做了说明。赵磊教授认为,《资本论》的实证性质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之中。在谈到《资本论》的研究过程时,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也就是说,对人类社会生活形式的研究和分析必须采用与实际发展相反的方法,即从完成的结果出发进行事后的分析。他所说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指的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的探讨,以及对社会形态的变化和演进的思考。在《资本论》的研究过程中:研究的起点是“既成事实”(即“是从事后开始的”);研究的依据是大量的实际证据(即“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研究的路径是“从个别到一般”或者“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即“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样的研究过程,其实就是“归纳”的过程,或“抽象”的过程。马克思把这个过程所使用的方法称之为“抽象法”,并且用“抽象力”来定义实证分析的能力。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不是通过显微镜和化学试剂这些物质工具实现的,而是通过抽象思维和概念工具实现的。因此,要研究经济形式,需要运用抽象的分析方法和概念工具,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总之,在《资本论》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运用的方法就是实证方法(如前所述,归纳法或演绎法是鉴别实证方法与非实证方法的基本标准)。
事实上,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证方法,也得出了西方经济学者的相似的甚至是更合理的结论。
在对待最低工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认为,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不仅是保障劳动者再生产的基本措施,也是调节劳资力量关系和积累制度环境的重要手段。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仅仅是外部保护政策的干预,而是劳动力供求条件、经济增长体制改革和劳动者生存环境内生作用的结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意味着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可能通过正向的生产率和需求效应来推动就业和工资同向增长。
在对待移民问题上,一些学者研究了移民多样性与城镇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城市移民多样性指数的增加对城镇劳动者年收入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本地户口劳动者和低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收入方面。实际上,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是现代大生产的必然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生产技术基础的变革,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不断地改变工人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因此,劳动力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在对待教育投资问题上,卢盛丰等(2022)基于1989—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在县市、年份和出生队列三个维度构建了三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实施对居民收入的长期影响效应,并检验了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实施的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对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居民的工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九年义务教育对个体长期收入提升具有促进作用;(2)异质性分析发现,女性群体、政策受益时间长、农村及中西部地区居民从该政策中受益更多,与此同时,该政策早期和中期实施效果较好,而政策实施后期未达到预期效果;(3)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显著增加了个体受教育年限,并提高了初中及后续教育的毕业率,最终增加了个体的长期收入。
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实也可以解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解决的实证问题。换句话说,“诺贝尔奖”能够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早就解决了。
四、从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非科学性
经济学家卡德运用所谓的“倍差法”对一些社会科学领域难以回答的问题进行了回答,而这些回答却颠覆了传统经济学观点的认知,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非科学性得到了充分的阐述。马克思早已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科学性,而这种非科学性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仍然存在。这种非科学性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表面性(即庸俗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纠结于提高最低工资是否影响就业水平、增加移民是否降低当地人的工资水平、增加教育投入是否会有更高的回报这样的问题上,看不到影响这些问题的实质是阶级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分析阶段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所有制理论的应用和延伸。阶段关系的分析是正确认识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方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会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态,所有制和分配方式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内容。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要素的分配决定产品的分配,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产品分配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决定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西方经济学家囿于立场的局限,是看不到这些实质问题的。
第二,主观性。卡德的研究推动了实证研究方法的“革命”,而实证研究方法注重得分和匹配估计、断点回归设计、双重差分法和机器学习等方面的运用。这些方法大多是为了更严谨、更精确地分析经济运行中的具体因果关系,提供基于因果推断的实证分析和经验数据,以更可靠、可信的方式解决社会上广泛的复杂问题。虽然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创新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更强大的“工具”,但实证研究中容易存在投机取巧的现象,实证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文章更容易发表。比如,在提高最低工资是否影响就业水平问题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位保守主义的古巴裔美国教授乔治·布加斯曾在2017年写道,1990年到2010年间移民很可能“短期内使美国劳动者的年均收入降低了1396美元……影响随劳动专业而不同,高中辍学生是受负面影响最严重的群体”。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乔万尼·佩里在2010年指出,从1990年到2007年,全部移民对美国的贡献“以2005年的美元为常量来计算的话,可以使美国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增长大约5100美元”。因此,经济学研究的可复制性和稳健性检验也应受到重视。中国经济学研究很容易受到传统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影响,中国学者如何摆脱固有思维的束缚,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开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研究,为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提供实证帮助,将是未来学者们的努力方向。
第三,片面性。西方主流经济学过于依赖“自私经济人”假设来解释和推导微观和宏观经济的复杂运动,忽略了经济活动中的其他参与者和因素。因而得到的许多观点是片面的,经不起实证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总体性和具体性的双重特点。总体性表现在其研究社会经济生活的整体性质,即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具体性则表现在其广泛的研究范围,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多个方面,构成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这种双重特点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全面反映经济生活的基本规律,同时也能独立说明各个经济现象的特点。而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是不可能认识到的。
第四,虚伪性和辩护性。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充斥着价值判断,其目的都是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而这些规范判断难以经得起实证方法的推敲和历史发展的检验。他们认为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好的,而只需要改进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就可以应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基本矛盾,同时推崇私有产权、市场经济和批判社会主义,称其为通向奴役的道路。新古典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种重要结晶,其两大基本定理都隐含着对“资本主义不能被打败”这一论点的支持。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就已经有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天然合理、应该永存的价值判断在起作用了,它的实证是资本主义实证。在这个规范判断之下,无论是把经济学理解为对这一制度下的财富生产和资源配置进行实证研究,还是把它理解为对这一制度的宏观结构进行实证研究,都包含着巨大的规范判断。因此,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并不是如它所宣称的那样是纯粹的实证主义。
综上所述,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德教授虽然运用“倍差法”等实证方法验证了社会科学领域难以回答的问题,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天然的缺陷,他们仅从表面分析分配关系而认识不到其背后隐藏的阶级关系及生产关系,他们运用主观经验作出规范判断进而随机找一些数据进行分析,而看不到现实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实证研究的随机性;他们片面地解释和演绎复杂的经济运动,而看不到既要总体的经济研究又要具体的经济研究;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而看不到资本主义将会被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历史发展大趋势。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这些具有天然缺陷的经济学理论,只能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具有天然缺陷的一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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