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26日晚，美国大统领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德国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会议联合发表了美国、中国、英国对日本的最后通牒式公告，史称《波茨坦公告》。彼时，代表中国政府的凯申公并未出席，但该公告在发表前征得了其同意，并将其姓名署在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前面。
同年8月8日，苏联加入阵营，对日宣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在广播中宣读了《终战诏书》,表示：“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二战结束以后，国内外许多报刊和史书在提及日本1945年投降时，大多都称其为无条件投降。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裕仁天皇的投降诏书中，竟然找不到任何一处“战败”或“投降”的字样。
回溯历史，可以发现一个细节：
1943年秋，时任美国大统领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前往伊朗德黑兰，与苏联首脑斯大林举行了三国会晤。途中，在埃及特意作短暂停留，与代表中国政府的蒋介石进行了一番详谈，其主要内容便是对日作战，会后三方发表了敦促日本投降的《开罗宣言》。
在《开罗宣言》中，中美英三国明确表示：绝不松驰压力，将“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而长期作战。
由是，《开罗宣言》首次正式提出坚持作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
时任美国大统领罗斯福对于日本的所作所为十分痛恨，他曾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日本军国主义必须象德国军国主义一样被彻底铲除。”
1945年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派出了以威廉·凯特尔元帅为首的代表，出席在柏林近郊卡尔斯霍尔特正式举行的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因此，德国是无条件投降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了。这个时间恰好发生在《波茨坦公告》发表前。
随后，上台的杜鲁门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美苏竞争、本国未来利益、应对中国未来的挑战、日本暗中游说等等）调整了对日策略，《波茨坦公告》虽然继承了《开罗宣言》，但二者却有很大的不同。
杜鲁门去波茨坦时带着陆军部长史汀生拟定的一份备忘录，当时提出了要求日本投降的可能条件。
起草并拟定《波茨坦公告》的是什么人呢？
《波茨坦公告》的起草者，实际是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两个“日本通”官员，一位是时任国务院特别助理杜曼，一位是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和代理国务卿格鲁，此人曾长期担任美国驻日本国大使。
杜曼是出生于日本的美国人，13岁返美，历任美国国务院日本课课长等职。
彼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若不废除天皇制，日本就无法彻底消除军国主义，更谈不上所谓的民主化。但上述二位则坚持认为，保存天皇制符合美国方面的利益，并据此提出了两个理由：
其一，如果坚持废除天皇制（军国主义），日本恐怕会继续顽抗，在日本的拼死抵抗下，介入的美军若要取得胜利，势必付出更大的牺牲;
其二，从战后的世界格局来看，坚持废除天皇制的美国，必然与日本交恶，不利于美国在战后的远东地区继续发挥影响力。
杜鲁门据此认为，保留天皇制符合美国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于是，赞同了杜曼和格鲁的提议，又在格鲁的助力下，排除了反对派的意见，将这个美国起草的、实际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敦促日本投降的宣言书，变成了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只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看了草案，送给代表中国政府的凯申公审阅时，也并未言明其与《开罗宣言》的主要区别，未同中国方面进行过会商，甚至都未同苏联方面进行过任何磋商，便与1945年7月26日匆匆发布。
由于《波茨坦公告》对日本的处理，有别于对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处理，导致日本实质上成为“有条件投降”，其条件就是“不包含变更天皇的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因此，日本天皇的“八一五”《终战诏书》，只是宣布为了日本民族生存和为了“人类文明”而“终战”，没有“投降”、没有“战败”之类的字样。
实际上，《波茨坦公告》只坚持了《开罗宣言》限制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原则，而没有清算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没有清算日本右翼，从而留下了非常大的隐患，导致日后日本错误的历史观甚嚣尘上。
《波茨坦公告》发布前后，日本当时都做了什么？
1945年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举行记者会，记者询问：
“对于三国联合公告，首相的看法是什么?”
铃木贯太郎的回答是：
“我相信三国联合公告仅仅是《开罗宣言》的重复，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并没有发现什么重要价值，没有什么要求助，仅仅是完全忽略它，为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而战。”
表面上看，日本政府似乎并未对此引起重视，但日本的驻外官员却早已行动了起来。
日本驻瑞士公使加濑俊一在详细比较了要求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和要求德国投降的《克里米亚宣言》后发现，这两份宣言在对待日本投降和德国投降的态度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没有触及天皇以及日本国政体，不但继续承认了日本的主权，而且在使用“无条件投降”字眼时只限于——日本的军队等等。
加濑俊一据此认为，美国有自己的私心，为了防止苏联的势力过度扩张，美国想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因此并未提出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条件，试图着眼于战后，早日与日本修好，故此特意放宽条件，争取主动。
可以说，加濑俊一摸准了美国的心思和小算盘。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加濑俊一将自己的意见于当年8月1日以“十万火急”的急电方式报告给了日本外相东乡。同时，这封电报也转发给了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佐藤认真研究后完全同意加濑俊一的看法，并于8月5日发电通知东乡外相。
东京方面在接到上述电报后，认真研读后进行了初步讨论。
8月9日上午，日本外相东乡茂德紧急求见首相铃木贯太郎和海相米内光政，陈述接受公告的理由。与此同时，内大臣木户幸一向裕仁奏陈了结束战争的必要，接着又与首相就具体问题进行商谈。
当日上午10时半，日本内阁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研究接受波茨坦公告问题。
首相铃木贯太郎首先发言：“从周围的形势来看，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并征求与会者发表意见。”
接着，在与会讨论期间，陆相阿南帷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及军令部总长丰田富武等人主张在接受投降时，附加四个条件：
1）保证维护国体；
2）战犯由日本方面自行处理；
3）自动解除武装；
4）避免盟军占领日本本土。如果无法避免，则尽量将东京排除在外。如无法避免东京被占领，则争取少数兵力短期占领。
不过，外相东乡认为，其他条件可能无法获得通过，而他只坚持一点，那就是维护国体，——保留天皇制（军国主义）。
保留天皇制，即意味着保留军国主义，不对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分子进行清算。
双方各抒己见，为此争论了长达三个小时没有任何结果，最后只好宣布休会。
当天下午14时半，在位于永田町的首相官邸继续召开有14人参加的第1次临时内阁会议，在会上仍然围绕着1个条件或是4个条件再次展开激烈争论，不过仍旧没有结论。
次日（即1945年8月10日）凌晨，争执不下的双方只得申请召开御前会议，由裕仁天皇“圣断”定夺。
裕仁经过权衡后，作出最终决定，采纳“只保留政体的东乡案（即甲案）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
8月10日7时15分，日本外务省用加急电报发出请中立国瑞士、瑞典政府转美、英、中、苏四国政府的乞降照会，宣示公告“所举出的条件中不包括改变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之下，帝国政府接受此宣言。”
8月10日上午7点半，美国华盛顿收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
随后，上午9点，美方由时任大统领杜鲁门主持，开会审议对日本的《答复》，并表明美方的立场是“天皇统治国家的权力，要置于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的限制下”。
8月11日，美国任命唯一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并将该消息通报给了苏联。由此，麦克阿瑟成为了日本的太上皇。
8月12日下午，日驻瑞士加漱公使电告中、美、英、苏四国复文。
美国以一己之力代表“中美英苏”四国复文回电，默认了日本天皇和政府的存在，仅用服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命令而加以限制。
8月14日晚23时，日本用紧急电报向瑞土政府发出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通告。
8月15日正午，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投降。
8月19日，派出代理参谋总长河边虎四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马尼拉同盟军磋商有关进驻日本和投降书签字等事项。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副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上与美、中、英、苏等9国代表签署了由日本加漱俊一起草并征得美国同意的投降书。
该投降书规定：
“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在日本控制下驻扎各地的日本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天皇与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将服从盟国最高统帅，盟国最高统帅将采取他认为实行这些投降条款所需要的一切步骤。”
换言之，投降书承认了日本政府管理国家的权限，——接受美国的领导和管辖，因为日本与美国眉来眼去，还提了一个条件，即拒绝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盟国向日本本土派遣和驻扎军队。
其实，《波茨坦公告》发布前夕，在美国对日劝降的声明和广播中，一直都在闪烁其词地表示——要维护“天皇制”。
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除了因为罗斯福去世的因素外，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因为据说斯大林曾对美国特使霍浦金斯和驻苏大使哈里曼做过这样的表态：
“如果日本表示愿意投降，争取较宽大的条件，那么盟国就应当放弃业经宣布的要它无条件投降的政策，而准备接受另一种投降形式。”
正因为如此，《波茨坦公告》第13条的要求就变成了“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是日本的武装部队投降。
其实，早在同年4月5日苏联宣布废除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时，日本就已经穷尽各种心思在想办法了。为了争取举行日苏会谈，日本方面甚至不惜废除《朴茨茅斯条约》和《日苏基本条约》，准备归还库页岛北部，还做好了取消渔业权、开放津轻海峡、出让北满的各条铁路，以及承认内蒙古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准备。
在万不得已之际，日本甚至准备同意让出千岛群岛北部来满足苏联方面的要求。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只要能防止苏联参战，只要能争取苏联保持中立，日本是决定豁出去拼一把的，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只要使苏联中立，在结束战争方面就可能成为对日本相当有利的调停者。
也就是说，日本为了能保留天皇制国体，为了保证军国主义不被清算，已经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了。不过，当日本内阁欲派近卫特使赴苏活动与游说时，却遭到苏联政府的拒绝而未能成行。
然而，如前所述，遗憾的是，《波茨坦公告》在罗斯福去世后恰好避开了苏联，未与苏联方面进行任何磋商。
日本在投降前，为了达到自己保留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目的，曾经一度叫嚣毁灭中国的许多城市。
日本在本土制定了“一亿玉碎”的计划，还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实施类似的计划。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苏联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第39集团军先头部队越过中蒙边界，向侵驻西科前旗（今科尔沁右翼前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闪电般的进攻。当时，伪兴安总省（驻王爷庙街）警务厅长福地家久组织了150多人的“抗苏队”，并于8月11日执行事先制定的“焦土计划”，焚烧主要的军政机关秘密档案、机关文件库，烧毁兴安总省、王爷庙特务机关、蒙民厚生会等多处建筑。在从王爷庙街撤退前，福地家久下令伪兴安医学院院长小康从医学院的细菌库内拿出带细菌的老鼠，放进西科前旗王爷庙街（今乌兰浩特市）所有粮食中，同时在粮食中撒布其他细菌和毒药。
同年8月21日，王爷庙街突发鼠疫，并导致霍乱、斑疹、伤寒、麻疹等大量传染病流行，并迅速蔓延至毗邻的18个旗县乃至整个内蒙古东部地区，从1945年冬至1947年春，累计死亡4万多人。
此外，日本还疯狂叫嚣毁灭日占区以及中国沿海经济发达的各大主要城市，例如，倭寇曾制定了丧心病狂的决战计划——“毁灭上海”、“毁灭宁波”。
按照冈村宁次的设想，日军准备固守每一条街道，布置严密的火力，依靠抓捕的很多中国伪军，形成玉碎主力，与登陆的盟军比拼消耗，直到全部阵亡为止。
这些历史，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刻于心，牢牢记住，并代代传承，永志不忘。
日本投降后，美军进驻日本，麦克阿瑟依据美国政府的指令，只是象征性地撤销了日本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军令部和教育总监部，而保留了天皇和日本国政府。此即所谓“（美国）最高统帅将通过日本政府的大小机构，包括天皇在内，行使其权力直至令人满意地推进美国目标为止”。
为了伺候好麦克阿瑟这个太上皇，日本方面使出“美人计”，专门物色了境内备受欢迎的昭和女神“原节子”，并将其敬献给了这位五星上将。
1945年9月，日本天皇裕仁在皇宫内举办了隆重欢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盛大晚宴，并安排了日本“国民女神”原节子与麦克阿瑟一起翩翩起舞的环节。
在优美的华尔兹乐曲节奏中，两人舞步渐渐加快，接着，老套路的情节发生了，原节子突然脚下不稳，踉跄中差点摔倒。恰在此时，麦克阿瑟那双有力的臂膀将她搂入了怀中。原节子的表现很出色，眼神惊慌而迷离，胸口起伏不定，事业线若隐若现。
毫无意外，麦克阿瑟的魂被勾走了。
如是，“坠入情网”的麦克阿瑟开始处处为日本着想，还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罪责。
1945年9月27日，当中、苏、英等国都极力主张将裕仁列为战争罪犯时，麦克阿瑟却叼着烟斗，轻飘飘地用笔一划，裕仁就从战争罪犯名单中消失了。
当澳大利亚检察官依据东条英机的供证，主张检举裕仁时，麦克阿瑟立即把审判长和国际检察局长叫来盟军总部，对其表态，从东条的供词来看，裕仁完全可以免于起诉。
当然，除此之外，私下里麦克阿瑟还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首脑石井四郎达成了秘密协议，将日本针对中国人的研究资料搬去了迪特里克堡军事实验室。是的，就是那个以泄露病毒闻名于世的剧毒实验室。
另外，日本在中国烧杀掠夺时抢夺了大量财富，其中包括无数珍贵的华夏文化典籍和数不胜数的黄金，以下粗略统计（也是不完全统计）：
1）八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丢失黄金2.1万吨，不包括大清对日赔款白银7.5万吨；
2）民间丢失黄金：1万吨，不包括东南亚华人被日军掠夺的黄金4000吨；
3）开采金矿：1万吨；
4）开采白金：1000吨；
5）文物大约400多万件。其中：书画类：约300多万件。石类，玉类，金属类，木类约100多万件，以青铜类最多，以北京人化石最贵；
6）开采银矿：2万吨；
其他的玉石、银元、铜矿、铝矿、镁矿、煤矿、铁矿等等不胜枚举，难以计数。
1960年5月17日，日本赠予起草《波茨坦公告》的美国人杜曼二等旭日重光勋章。
同年9月29日，日本亦赠予格鲁一等旭日重光勋章，还特意让皇太子夫妇送往美国，美其名曰，纪念美日两国百年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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