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复述的文献是William Moskoff于1984年出版的Labour and Leisure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Decision-Making in a Planned Economy，该书的第六章专门讨论了苏联的假期。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带薪休假制度而不是一般的公共假日，这是因为这种制度在海外往往占据讨论的中心。关于公共假日要说的是，在缺乏强制法律保护的带薪假期时，它是重要的公共物品。对于公共假期的冲击本质上是对公共物品的冲击，是一种“私有化”。当然总是会有“好心”的企业提供带薪休假来弥补调休，但是它实际上是依照阶级发放的，也就是说，不均衡的。所以，调休也许会使得一些企业放更长的假，但是它演变成了阶级特权，而不再是普遍权利。
早在1918年6月，尚在内战中风雨飘摇的苏俄政府就通过了法律，规定每个在该年度工作了六个月的工人都享有带薪休假，时长达到了一个月。在内战的背景下很难说这一法律得到了有效的实施，但是带薪休假就此成为苏联法律中的一个部分。在随后的三年里，政府将休假时长缩短为两周。1919年的夏天，由于粮食短缺，政府更是禁止了城市人口外出度假。这里的重点与其说是度假，不如说是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前往（多半是白区）农村交换获取粮食作物。
新经济政策初期，政府确定了带薪休假制度，将可以带薪休假的门槛设定为五个半月，同时休假最低时长为两周，但是小部分工人可以获得一个月的休假。1930年，政府修改了门槛的规定，即时间的计算从进入该企业开始而不是从当年开始，但是另一方面，门槛的时长被定位11个月。这是因为在之前规定的体制下，有工人在完成第一次休假之后跳槽到另一个企业，然后在一年之中就可以享受到两次两周的休假（这都什么时间管理大师）。
二战期间休假制度又产生了巨大的波动。1941年休假全部取消，按照休假的时长给予工人额外的奖金。只有生病的情况下才能休假。1942年4月，直接给予工人的额外工资津贴也取消了，政府将津贴存在工人的银行账户里，直到战争结束才可以取用（类似于小时候爸妈说的“压岁钱帮你保管”）。不过在实操中，政府还是会发放津贴，这实际上减缓了通胀的压力。1945年6月，随着战争基本结束，带薪休假制度得到恢复。战后一段时间里最低休假时间是12天，不过实际上的平均休假时长要高于这个值：1958年是18.5天，1964年是19.3天。到了1968年最低休假时长提高到15天，平均数则进一步上升。1968年是20.1天，1977年是21.6天。年休假必须在当年用完，如果事先和管理层沟通过，那么可以累计到第二年，但是不能更多了。离职时累计下来没有用完的带薪休假可以换成货币补贴支付给工人。
除此之外，苏联带薪休假制度对于不同的工种规定了不同的休假时长。1938年起开始给夜班工人增加时长，这个制度基本在1955年得到确立。更长的休假包括了这样几种情况：条件比较恶劣的工种；时间不规律的工种（例如夜班）；在一个单位里工作的时长资历；在极北地区（Far North）工作。科研人员也获得了更长的休假。具体如下：
（1）工作环境恶劣程度决定额外假期的时长：印刷业工人获得6天额外假期；锻工获得12天额外假期；放射类获得18天额外假期；与汞相关的工作获得36天额外假期；
（2）每日工作时长不固定的（例如工程师和医院医生）获得12天的额外假期；
（3）在同一个企业待了两年以上可以获得3天的额外假期；
（4）偏远地带的工作：签订了至少三年工作合同的人可以享有额外假期，标准工作周的可以获得18天额外假期，而工作时间不规律的则可以获得30天额外假期。工作不满11个月的不享有假期。
下图展示了1964年苏联各经济部门平均带薪休假情况，这是写作时能获得最近的数据。
最后，虽然带薪休假总是需要和单位报告，而且在一个计划经济体制里，休假的情况最好应该平均地分布，但是实际上人们想放就放。根据调查，85%的蓝领工人、92%的知识分子和100%的女性白领工人想什么时候放就什么时候放。这也被认为是苏联企业总是要维持过多工人的原因。一项60年代末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城市人口都在五月到八月的四个月之间放假。人们对于暑假的需求非常强烈。
那么，晋城人早上吃甚饭……不是，苏联人度假去哪儿玩？首先，有极高比例的人哪儿都没去。根据一项1975年的研究，一半的成年人人口放假时哪儿都没去，或者至少留在了自己的城市里。老实说，这个比例的高低其实取决于比较的对象。“极高比例”体现的更多是和欧洲国家对比，欧洲2019年以来外出度假的比例分别是63%、57%、71%和75%。而中国2023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出游比例据认为是24%。除去接下来要讲到的苏联制度原因，这个情况也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西欧世界的旅游传统有关系。《我的叔叔于勒》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虽然苏联人度假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要去修养院和疗养院，就需要单位提供的通行证。这里的问题是，通行证只是发给个人而几乎不发给家庭。因此如果成了家，那么出去旅游也只能是分头出发。单身与否极大地影响了是否出去度假，一项研究表明，53.9的单身人士出门旅行（除了疗养院还包括爬山之类的）。而已婚人士则很不同：41%待在家里，30.8%去亲戚家，只有27.8%出门旅游。这里可能也是因为担心已婚人士单独出去旅游会发展出婚外恋——正如我们在许多关于黑海疗养院的文化产品里所看到的。另外，16岁以下的小孩不被允许带去同行，因为担心他们沾染上大人的不良习气（这里指的是打牌，不是婚外恋）。
（打马列牌）
当然不是所有行为都需要通行证的。苏联的度假游客可以分为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前者是指拿到了通行证的，后者则是自行组织的旅行。1975年预计只有8%的旅客是有组织的。自行组织的旅行条件要差不少，主要困难是找不到宾馆，以至于很多人搭夜车以找个地方睡觉（感觉像当代大学生行为）。战后无组织游客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在战后初期比重是17-18%，1960年则达到62%，到了1968年达到了75%。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在1967年转变为五天工作日制度，从之前的5天7小时1天6小时变为5天8.2小时，另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收入的稳定增长超过了度假设施的建设速度。对于地方来说，旅游经济优先度不高。这就给计划外经济创造了条件。虽然存在着租用局（类似于爱彼迎？政府为私人出租提供担保并收税），但是这占比也只有17%。1966年，200万前往克里米亚的游客给房主支付了大约5000万卢比。25卢比的人均价格不算贵，对比之下休养所（区别于疗养院，后者提供医疗服务和监督，两者常常被人们混着理解）普通级住房12天的价格是30卢比，而1970年苏联工人的人均月收入是120卢比。不过，计划外经济的发展对计划本身产生了破坏，在第比利斯，人们把用来建设集体花园的预算拿去建用于出租的乡间别墅。
前面提到，存在休养所和疗养院两种体制，休养所时间短（12天，最多24天），价格便宜（三个级别是30、40和60，最高消费是一天5卢比，包吃包住），管理也严格。实际上休养所有晚上11点有宵禁，如果晚上不回来还可能被休养所写举报信交给单位，所以也存在过了点爬窗户进来的情况（仍然是当代大学生行为）。另一方面疗养院的度假时间长（通行证允许20、24、26、45、48和56天），价格贵（三个级别的日均价格是4.17-4.5、6.54-7、8.33-8.46）。而且，想要去疗养院必须要医疗方面的许可，这往往是通过贿赂获得的，三个级别的通行证也有自己的价格：90-115、140-170和200-220。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旅行都得到了补贴。20%的疗养院旅行和10%的休养所旅行是免费，剩下的则由苏联社保系统承担30%的开支。1969年一共有383.9万张休养所通行证发出，而其中有283万张由社保系统支付。战后疗养院的扩张更为明显。在1950年，136.2万张休养所通行证发出，而疗养院通行证只有54.3万张。到了20年后，休养所的通行证是原来的三倍，而疗养院的则达到了原来的五倍。
大部分苏联人都想要有组织的度假生活，但是设施不足限制了这点。另外，对于疗养院的情况也有不少的抱怨：餐厅需要排长队（因为没有那么多餐饮服务）；沙滩过度拥挤；设备老旧。据统计有一半的人对于自己的旅行体验不满意，不想再重复一次。度假体制的另一些问题还在于许多从农村招募的临时工人根本无法享有假期。
苏联的带薪休假制度并不是完美的乌托邦，实际上它凸显的是计划经济与劳动力再生产；集体消费形式与个人消费偏好之间的冲突。商品化与非商品化构成了一个冲突的主要轴线。实际上，问题不仅是如何改善旅游行业，还在于为什么战后苏联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采纳了这种截然分离的方式，也就是说，为什么生产领域只能是乏味、困顿、疲劳的，而它的补偿只能发生在外部。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到解决，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只能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资本主义的标准，进行一些似是而非的比较（“虽然你们有床位，但是我们没有宰客呀”）。这当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导向资本主义的。因为“缺乏宰客”的优越性不过是一种更好的资本主义优越性（即“正常的”市场），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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