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请问您如何看待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的政治行动？目前这一代中国青年能否经受住考验？
俄共同志的问题，问到了关键处。
正如列宁同志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垄断资本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军工复合体为代表的资本利益集团，他们一天不打仗就不舒服，240多年的美国历史只有16年不打仗，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到处打，在地球村里边撒泼使坏，几乎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战火都和美国有关系。
拿俄乌战争来说，拿巴以战争来说，拿印巴冲突来说，拿最近缅北又发生的战事来说，拿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突然轰击叙利亚来说……世界上处处冒火、到处生烟的地方，后面一定有美国人。
美国人不甘于明火执仗一种方式，他们更善于手摸着圣经，穿着西服，打着领带，道貌岸然地搞什么软实力外交。也就是说，对他们所不喜欢的国家，无论是共产主义的，还是伊斯兰主义的，只要美国不喜欢，美国觉得你不好用，它就要敲打你。而敲打的办法之一，便是实行和平演变，推翻合法政府，使之符合美国人的要求。这种事例在世界上屡见不鲜。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从某一个角度看，中国同志认为是美国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结果；是苏联的某些领导人，例如戈尔巴乔夫被人家洗了脑，而雅科夫列夫这样的一些人则推波助澜，轻信西方的教师爷，盲目进行巨大的社会动员和改造的结果；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的结果，是拉出去、打进来、分化瓦解的结果。这个教训是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最惨痛的教训之一。
中国同志对此抱有极大的警惕！
毛主席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当中，长时间残酷的武装斗争当中打出来的。对于“武力演变”，对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胜世界上最强悍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坚定的自信，打败日本人，打败蒋介石，打败朝鲜战场上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统帅的联合国军，在越南战场上打败细菌战、凝固汽油弹等不断升级的美国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念，美国人也深知这一点。
实话说，当150万苏联红军，自中国东北以全线南进逼迫日寇投降的那个时候，中苏之间的友谊让中国人民非常感动，但苏联同志因此而生出了一种念头，实力最强的日本关东军，在苏联红军的碾压之下灰飞烟灭，或许证明了中国军队啃不动的骨头，对苏联红军来说是小菜一碟。然而当斯大林同志慑于全面的考虑拒绝与美军直接对垒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顽强的表现则使得苏联同志看清了中国同志对于武力斗争的勇气决心和战斗意志。历史的事实表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表现，是中苏走进两党团结、苏联同志给予中国同志无偿援助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1949年12月，我们的毛主席访问苏联。这是毛主席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的重大外交活动。他对斯大林表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斯大林认为：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毛泽东这次访问苏联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92页。）
这对于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障新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说：中苏条约订下来，就有了依靠，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92页。）
若不是后来的朝鲜战争这个拐点，中苏关系的历史、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或许可以重写，中苏关系，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均可进入一个具有伟大进取心的时代。
我们还可以做的假设是，即使没有朝鲜战争，没有中苏之间后来生出的各种嫌隙和芥蒂，两国一帆风顺地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平演变的这个雷区也是躲不过的。正如一个健康的机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生病一样，正如进入老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癌症高发一样，社会主义运动必然要经受其考验，没有经受住和平演变考验的社会主义，无法永葆其青春。
人家要对我们搞和平演变，不仅仅是一个规律问题，也是人家的历史主动精神的体现。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反革命的阶级的和平演变的工作是一个外部条件，而内部的原因则是决定一切的。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当中强调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种人类历史上彻底的革命，那是因为革命的对象不仅是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反动的阶级坏人，更重要的是他要革啥。我们脑子当中的那些以所谓人性乃至基本人性表现出来的丑陋的东西，不是有“两个彻底决裂”之说吗？这个决裂没有那么容易，中间有橡皮筋儿连着，有钢筋拉扯着，要竭力可是不容易呢。各种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极端主义都会冒出来。特别是在取得政权的情况之下，当官做老爷的思想，贪图安逸，不求进步，再也不愿意吃苦受累的情绪，这一切都是人家对我们搞和平演变的最好的培养基、营养液。
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特权意识、特权享受，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大量的腐败现象，用不着人家来对你搞和平演变，你自个儿就开始冒泡繁殖细菌了。在这个时候，加之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腐朽的意识形态和拉出去打进来的策略，一些曾经有过圣洁的激动追求理想、也曾经努力奋斗过的同志，不免被人家拉了下去或自己跌了下去。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不因国情有变，不因年龄有变，不因学历有变，不因过去表现英勇顽强而有变。一俟放弃从严治党，屁股不再坐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想必俄共同志已经注意到了，最近中国反腐败的斗争出现了一个新情况，那就是纪律检查部门内部相当批量的干部落马。本来是监督别人的，结果自己出了问题，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柄，削不了怎么办？那就要在纪检监察部门的内部，用健康的力量来消除掉腐败的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表现在各个方面，1959年11月12日，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毛主席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杜勒斯在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主席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的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此后，他多次讲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正是在国内外纷纭复杂的形势中，毛主席逐渐把防止党和政权变质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推动着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
中国今天所进行的反腐败的斗争，包括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斗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人民之心为新的思想教育工作，是毛主席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具体实践。防止和平演变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最重要的战略方针，舍此无从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毛泽东同志在晚年防修反修努力，就是要防止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被人家和平演变过去。这个动机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具体行动当中的做法，今天中国同志对此有不同的意见，或许再经过一些年的实践，回头看的时候，有助于我们看的更清楚些。
和平演变与防止和平演变是一对矛盾，矛盾的双方依一定的条件在不断演进，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国共产党人目前找到的办法是两条，延安窑洞时期一条，进入新时代之后一条。人民的监督和本党自我革命缺一不可。具体的方法须在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条件下逐步推进之。
坦率说，阻力很大，难度很大！然而这场战役必须胜利，否则前功尽弃、万劫不复。青年一代能不能经受住这个？这个问题不敢打保票，没人敢打保票，君不见，刚刚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没几天的干部，呼啦一下出事儿了，主席台上不见了，现在的青年干部（80后）也时不时有思想上滑坡，行动上贪腐，被揭露出来。故而中国共产党有反腐永远在路上的提法，有永远吹冲锋号的形象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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