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一语，据说是西方人的发明，20世纪初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由于“五四运动”中提出了“赛先生”这个口号，才格外引人注目，迅速在中国传开。如今的社会地位更是今非昔比，居然被抬到人之上。
在古汉语中，没有看到“科学”一语。西方，科学被突出出来，不能不说与一桩历史公案相关。这就是发生在中世纪以教会为代表的“地心说”与天文学家发现的“日心说”之间的较量。被认为是“科学”与“神学”的一次“决斗”，在西方，其影响深远。
提出“日心说”的是波兰的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著有《天体运行论》，他的“日心说”触动了“神学”的“地心说”。哥白尼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巨人。
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被哥白尼的学说所吸引，发展了“宇宙无限说”，对宗教神学发生了怀疑，被誉为是反教会、反经院哲学的无畏战士。1592年被捕入狱，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及哲学家，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年2月15日－1642年1月8日），他因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终身监禁。伽利略被誉为“科学之父”及“现代科学之父”。
科学，到了中世纪，成了“神学”的对立物。像布鲁诺、伽利略这样的为科学而献身的悲壮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未曾与闻。甚至没有一件科学的发现或者“事件”引起过如此的社会震动。
在国人的意识中，科学与蒙昧相对。中国的“启蒙”历史悠久。中国的科技同样历史悠久。西方所谓的“神权”，在中国老百姓的观念中并不存在。科学与神在中国，相处的好像十分和谐。
当基督教诞生，在西方各国出现、蔓延，“神权”还没有存在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汉代，已经经过了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进入了“独尊儒术”的社会。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虽然那时的社会被西方认为是“专制制度”，有的帝王却尊法家，有的拜佛教，有的信道教，却没有对于其余诸家及宗教进行“专制”、“镇压”的记载。即使是背着千古骂名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实际坑的也不是“儒家”弟子，而一帮子披着“士”的外衣的，制造“假药”的“骗子”。不幸的是，“儒家”的后世弟子却把那些“骗子”揽在了自己的门下，以为秦始皇是“坑儒”。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有“神”这个字的存在，却没有“神权”的影子。
神在国人的心目中不同于外国，外国只是“一神论”而中国却是“多神论”。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国人中到底供奉着多少个“神”，一家之中供奉着几尊神。可以说，神在国人的心目中，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人分三六九等，神也各有尊位。如，在国人中，土地爷在众神仙中，实在算不上多么神圣，甚至戏称为“毛神”一类，有的被称为“恶神”等等。“神坛”大概是人们根据“人间”的人事打造出来的。这一点，应该是世界通例。
国人中有“神文化”却没有“神学”。或者说，“神文化”没有发展成“神学”。这就注定了人们没有关于神的统一的、神圣的观念。同西方相比，“信仰”比较“自由”。正是因为国人在“信仰”上有“绝对”的“自由”，可能是没有多少人信仰西方人的基督教的缘故，才被西方的和中国的某些人认为国人没有“信仰”。
国人从来不会因为对神的“信仰”原因而触犯法律，更不要说发生战争。中国历史上，战争频发，却没有一场是宗教战争。
科学的发展与否，包括西方，其实与“神学”没有什么关系。
“地心说”，反映的是西方人在那个特定历史阶段对于地球与太阳的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形成于何时，不得而知，却成为“神学”的基础。到了中世纪，随着人们的观测手段的提高等原因，对地球与太阳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这时，“科学”才与“神学”发生了冲突。中世纪之前的千余年中，它们之间并没有发生矛盾与冲突。现代天文学早已突破了“日心说”。在茫茫宇宙中，太阳不过是一颗“星”。
再说，科学，并不只是“天文学”，学科诸多，其它科学学科与“神学”并没有发生冲突。
虽然，在西方科学对于神权形成了冲击。这或许不是科学家的本意。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信奉神学的“教徒”。如伽利略与教皇甚至还是朋友。他们相处的也曾经很和谐。
科学虽然冲击了“神学”，真正促进科学发展的不是“神学”，而是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是生产力发展一定的阶段，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科学研究才有了新的发现，改变了天文学家对地球与太阳的关系的认识，而不是相反。地球还是那个地球，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发生变化的是人们的认识。
西方的科学，自“文艺复兴”之后，的确较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只是现象。难道是因为西方有“文艺复兴”，有反“神学”？而这恰恰是中国所没有的？
应该说，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天文学”，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才产生了反映他们的诉求、情感及生活状态的文艺。这种文艺的产生，才是“文艺复兴”的标志。
科学的发展，蒸汽机被发明出来，催生了西方的“工业革命”。恩格斯说“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凭借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54页》）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封建土地制度的瓦解，甚至出现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导致大批农民破产，流入城市。
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是由于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资本的介入与投入。而这正是中国的“短板”。
毋庸否认，中国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落后于西方的某些国家。中国的落伍，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至于原因，可以分析，可以探讨。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落后了，它的发展还不足以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科技的发展也就落后了。
中国的历史，有自己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人的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这话应该是不错的。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从社会中人类的需要中去探求原因。
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制度下，属于农耕社会，生产者主要是农民。用于农耕生产的工具都比较简陋、简单，甚至是千年一贯制，没有多少改进。在解放初期，有些边远地区，甚至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因为那些工具足以维持生产和生计。
由于农民的社会需求不高，而且缺乏钱财的投入，得过且过，维持着低水平的农业，过着饥不果腹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就缺乏能力和动力。而历代的统治者，培养知识分子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对于农业、农民，更是万分的鄙视，并非为了发展生产力，怎么可能培养研究农业工具的人才？直至清末，为了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还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西方，特别是欧洲，被认为是“海洋文明”国家。一个个如弹丸小国，面对海洋，背靠高山，不过是一个个独立的“城邦”。一个不大的意大利，就划分为多个国家。
人口集中于城市的城邦国家，发展农业的空间有限。按照中国人的说法，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他们向海外发展成为必然。因此，那里的所谓“国家”，航海、工商贸易成为他们生存、发展的手段，有的甚至靠当海盗为生。这种生存方式与中国具有很大的区别。发展的道路不同，也是必然的。火药在中国用于制鞭炮，西方用于制火器对外掠夺。指南针在中国用于看风水，在外国用于向海外扩张。
中国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中国是一统天下的国家。沿海百姓，靠简陋的捕捞工具，不过是在近海打鱼捞虾。再说，周边国家，多是中国的附属国，国策一样，到那里不是一样？
工商贸易与农业生产相比，本来就属于不同的行业，对于生产力有不同的要求。相比于农业的稳定，工商业却需要“与时俱进”，向工业化、社会化发展是方向，对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有更高的追求。对科学技术及人才的要求更迫切。这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比中国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传统教育，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是为帝王服务。在中国的教育中，“儒术”，或许可以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却没有“自然科学”的位置。中国教育的导向是“做官”而不是“做事”、“做工”。
封建统治者不需要科学、教育家不教授科学。落后的生产工具与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从根本上保证封建制度的延续。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得不到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力的落后。这个对于现在的人说来很简单的问题，当时的统治者和教育者却没有认识。鲁迅曾经质问，“火药除了做鞭爆，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什么用处么”？（《热风.恨恨而死》）
西方的“炮舰政策”打进了中国，国人意识到了危机，提出了“师夷制夷”，开始了“办洋务”，这才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在学校增加了数理化等课程。
事实上，不管人们认识到与否，中国的“洋务运动”对于中国封建统治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它对于中国封建皇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小农生产的冲击人们或许感觉不是那么敏感，但是它对于封建制度下的教育的冲击，打开人们的思路的作用，毋庸否定。正是从新的学堂里，培养了大批的封建制度的掘墓人。同时，“洋务运动”催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仅几十年之后，工人阶级就成为了一支对社会具有影响力的力量，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就诞生了。这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毋庸否认，古今中外，社会的发展，社会方方面面，包括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都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其它的因素或轻或重，都不能同生产力相提并论、相媲美，必然屈居生产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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