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什医生是英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在经历过几次失败的手术后,他开始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在那些艰险无比的手术中,天堂和地狱曾近在咫尺”。而早已成为知名神经外科医生的他,对自己那次使脑瘤患者最终成了植物人的手术失误,始终无法释怀。
类似的失误,马什医生还有过几次,但幸运的是每次患者家属都原谅了他。于是越接近职业终点,忏悔和反思就越是啃噬着他。而“他心中有一块永久的墓地,安放着那些从未苏醒过来的灵魂。”他感触到:“一个外科医生,不管他多优秀,一生中也总要经历几次绝望,除了医生的术手之外,还有一只无法掌控的上帝之手,在主宰着病人的命运......” 读罢马什医生的执业感触我在想啊,马什医生的经历,也不过是许许多多西医外科医生共同经历的缩影。马什医生很优秀,可是由于他的手术失误,虽然患者割去了脑瘤,却最终成了植物人,生不如死。尽管他“每次绝望”后,都有“忏悔和反思”,但是那些鲜活的生命,却被一次次的手术失误送入坟墓。 我不是说马什医生的医术不够精湛,作为手术风险极高的神外医生,他已经很优秀了。我只是质疑,他把手术失误的原因,归结于“一只无法掌控的上帝之手”。同样作为医生,我并不认同“死亡绝对不可选择”。我认为除了个别濒危重证之外,在一个专业的执业医生面前,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退缩让路的,或者说是可以选择的。关键在于医者的定力和操守,医者愿不愿意用身价和无我去做这种选择。 比如,患者脑瘤摘除手术,很多人就下不了手术台,家属悲痛欲绝,医生通常都会对家属教科书式的说上一句:“我们已经尽力了”!此刻如果换位思考,家属会怎么想?“您是尽力了,可是我们的人没了,您的尽力对我们又有多大意义”?不难想像:一个术前患者,他求生的欲望有多强烈,他和他的家属一定会配合医嘱,去做各种必要或不必要的术前化验和检查。医生通常也都会有一个手术前的最后评估,患者适不适合做这台手术,主治医生心里应该十分清楚。
二十年前,我的一个师兄在一台神外手术中出现了一次意外失误。实话讲,这类手术他已经做过不下万例,本该万无一失,但这一次却偏偏做成了医疗事故,名专家遭遇"滑铁卢"。结果,师兄主任牌子被摘掉,还被扣罚全年的奖金。多年以后旧事重提,他才跟我说:“那几日母亲刚过世,心里头很乱。 十几年前,我在为一个大货司机做拇长伸肌卡压松解时,由于瞬间一个不集中,尽管已经感觉到手下针刀的一点异样,但为时已晚,刀刃还是伤到了腓总神经,造成患者术后足拇背伸的无力,在驾驶中踩刹车时,右足趾向下施力不均衡的后果。直到两年后,他才逐渐恢复。这次失误始终让我铭记心头,难以释怀。 可见临床上一些手术的失败或不圆满,除了与病情客观状态有关,还与医生施术时的主观精神状态有关,甚至后者的关联更大。如果一台成功率在50%的手术失败了,有良知的医生多应从主观上来检讨自己,到底出了哪些疏漏?存在着哪些问题?而不应该把失误统统归于“上帝之手”。 现在的医院里普遍存在一种现象:手术一旦失败,医生那句经典的“我们已经尽力”,便成了留给家属的终极告白。于是患者只能接受现实,而医生转身又去忙他下一台的手术。 曾有心理专家做过实验,世界上两种心理压力最大的职业: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足球守门员。应当承认,医疗行为本身有着极大变数,谁都不能在术前就准确做出成功与否的预判或假设。作为患者,你不能强求医生的手术就100%成功,因为病因错综,生命复杂,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
但是作为医生,必须要敬畏生命,力争每次治疗都要最大限度减少失误。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冷漠麻木,不要玩忽职守,更不要为那只“上帝之手”去辩解,让它成为自己失败的借口或托辞。 党中央十分重视医疗系统的治理与整顿,前段时间的医疗反腐风暴,更可谓触目惊心。但是我们也看到医疗生态环境的许多方面,仍有待改善。比如:从首都到地方的一些三甲医院科室,特别是重点科室,医生红包照收,而且水涨船高,越收越大。
试想:当一名医生在手术临近之时,脑子里还在考虑金钱与生命孰轻孰重?又怎能确保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去完成一台复杂手术而不出差错?况且一系列的术前风险“告知书”——如同医生的一道道免死金牌,太容易让医生掉以轻心,太容易让医生心中那只挥之不去的“上帝之手”翻云覆雨,迷乱方寸... ... 不是说医生在治病之前,要给患者许下任何的承诺。因为医生不是神,很多时候医生“治得了病,却治不了命”。但至少为医者的人格应当完整,不被红尘所浸,不为江湖所扼。很多时候,医生的操守有多坚,术中的精准就有多大,正所谓“无欲则刚”。 很欣赏现代名医陈存仁在他《医家座右铭》中的那段话:“聆病者之呻吟,常如己饥己溺;操大权于掌握,时凛我杀我生。”所以,医生是医生,商人是商人。如果医生也成了商人,那么患者在他眼里,差不多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可以是好价钱,也可以是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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