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人类社会中物质和精神的幸福问题进行的定义以及对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总和问题进行的不同制度下的简析，得出结论就是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成分的引入，人们才能获得较大程度的幸福。
人的本质需求或根本需求总而言之就是两大方面：即一方面是物质，另一方面是精神。物质和精神犹如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物质需求是基础的、有限的，只要达到某个阀值即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就是合格的，再多就是贪欲，是不符合地球资源限制要求的，也不符合儒释道等百家圣贤们反复告诫人们的要控制贪欲的要求；而精神需求，对高尚精神品质的追求则是成本最低而获得价值最大的需求，是无限的；譬如通常人们生活在公平道义的环境下，很容易喜悦；生活在恶的环境就很痛苦；当然也有恶人生活在不义的环境下而不自知，并且以作恶为乐；但这类人正是人间或自然需要铲除或改造的对象；他们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所以一个文明、健康的社会最终目标应当是满足人们基本的、小康性质的物质生活，而创造出一个高度文明健康的精神生活社会。如果为了物质而损害精神，譬如创造一个相互恶性竞争的而非协作的社会，最终会形成互害模式，人是很难幸福的。而按照道义的标准、精神幸福的标准去实施物质财富的创造，则是副作用最低、成本最低、效能最优的社会发展模式。前者是资本主义模式，后者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模式。
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同时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两大需求。
人的幸福度应当是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的满足度；我们不妨将物质幸福度定为满分100分，精神幸福度满分也定为100分；衡量一个人幸福度的标准应当是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的得分总和或平均值。
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度、幸福度的标准也应当是全社会个体幸福度的总平均值。
用这种方法就可以衡量国家和地区的真正全体国民的幸福度和社会优劣度；而GDP并不能真正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和文明程度。
譬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实施丛林法则形成竞争社会，通过各种手段使得物质财富总体上显得比较高，但是人们普遍生活在担心炒鱿鱼即失业的紧张状态，在工作中蒙受压榨、羞辱，其精神大多是不安然的、是恐惧的，是不幸福的；可以说一个人的幸福度总得分可能是80分（物质）+40分（精神）=120分。而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其生活状况是温饱无虑，工作中非常喜悦、是主人翁，没有人有权力敢羞辱、威胁他，那么其幸福度可能是40分+90分=130分；那么我们可以说后者的幸福度要高于前者。
当然，不同社会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对物质和精神的打分都是不同的，当少部分人得分高，绝大部分人得分低，总体平均得分也不高，最终这个社会也不是好社会；当少部分人得分低，绝大部分人得分高，最终全社会评分得分高，最终这个社会是好社会。用这种办法评价，可能我们原以为韩国比朝鲜社会好，其实未必；原以为美国社会比古巴社会好，其实也未必；诸如此类，以此类推；用此方法或可修正社会，使之真正回归正道。
如果用数学公式表现这种模式；可以如下：
假设社会总体平均幸福度为G；国家总人数为N（亦即n）；个人幸福度平均得分为H（假设物质幸福度为P,精神幸福度为Q；则H=（P+Q）/2）；Hn即为第N个人的幸福平均评价值；则社会总体平均幸福度公式为：
G=Σ(H1+H2+…+Hn)/N
国家和社会可以用这种模式，建立一个公众网站，每个公民都可以凭借身份证和电话号码进行年度幸福度评价，这样就能获得第一手资料进行年度的工作总结和评价并明确改进方向，不断提升工作。
当没有引入这种真正的幸福度计算模式时，全社会都在单纯物质指标上打转，甚至在指导思想上都树立了“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狭隘模式，不懂得一个社会用无道的方式求财，按照因果法则，是根本得不到财的，根本得不到幸福的；《论语》上讲得很清楚：“掌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也。”意思是管理国家而一心向钱看的人就是小人；其实中国经典上的许多结论本质上都是实践的结果，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大数据证明了的结论。古人前的古人已经不知用多少案例反复证明了，才敢写到经典上；古人认为，一心向钱看乃至掌管国家的人专门求财而不管求财的方法是否合乎道德，这些人就是小人，势必将国家引入危亡；《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就是说当一个国家上面的官员和下面的老百姓全都向钱看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也就是快完蛋了；孔子的孙子子思有一个论断就是“财德不并立”，意思是一个人财富越多，其德必削弱，除非捐赠社会大众；所以真正的大德之人，即使其用合法的手段集聚了大量财富，最终还是回馈社会的；否则，就难以称得上大德之人；春秋时期的范蠡对财富三聚三散就证明了他深明此理；民国的状元张謇先生、当代的庄世平先生可以当之为圣贤名号；张謇先生实业救国，捐助了五百多所学校；晚年不顾辛劳衰弱，辛勤书写书法作品赈灾；庄世平先生将二千多亿资产捐献给国家，而自奉甚薄乃至子女都以普通劳动为生；而有的人用尽各种合法和违法手段，拼命掠夺社会，自我评价却是只让自己的后代子孙满意，不管社会评价；这种人其实就是缺德之人，必然受到社会大众的厌恶和舆论抨击。
西方的文化对于物质享受、物质幸福是比较看重的，譬如《越狱》电视剧中那个囚犯，一旦有了钱，展示给我们的是海滩、美女、美餐、美酒，囚犯也乐不可颠；似乎非常幸福；但真正有生活阅历的人都知道那并不是幸福，为了短暂的物质享受赔上持续的精神压力是不合算的。我们中华民族的圣贤——庄子早就给出了答案：去楚国当宰相，物质是幸福了，但处于危机四伏、肮脏龌龊的政治环境，随时有亡身灭家的危险境地，其幸福感还不如生活在贫困境地而有独立精神的状态，所以庄子给出了自己的选择——宁愿像乌龟一样在泥里爬，也不愿被包上锦绣去作祭物。作家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本书描写了美国人的制衣厂的女工状况：那些令“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美丽女子，因为担心失去工作而心怀忧惧、心情紧张不安，能说这些人幸福吗？
譬如，古代生活在皇宫里的美女，物质生活可说是100分，但精神生活可能自认是20分，并不比一个平民夫妻幸福；所以每当皇帝选妃，许多平民家庭就急忙将女儿嫁出以免灾祸。先秦韩凭妻何氏的《乌鹊歌二首》——“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就表达了自己幸福价值，宁愿抛弃所谓的物质幸福生活去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和精神幸福，甚至为此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在当代那种已经被生存压力压迫到极限的人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譬如，“人生没有幸福不幸福，只有知足不知足；温饱无虑已是幸事，无病无灾就是福泽；至于其它的，有则锦上添花，无则依旧风华。”这段话道出了生活本质。
譬如，在职场的有阅历的人们都有体会，一个人午餐鸡鸭鱼肉与一碗面条在物质上表面看前者似乎较为幸福，但在工作上受压迫、受窝囊气，可能他宁愿吃的是简单的面条而工作上舒心也不愿吃的好而受气；国民党部队的伙食比共产党部队的伙食好，但俘虏兵感到共产党部队的官兵一致的团队氛围好，最后还是喜欢当八路军、解放军；人是有尊严的动物，不是只愿意满足口腹之欲的动物；实际上人只要有一个基本的物质生活，譬如一年三百六十斤粮食、七十斤肉、一百斤菜、一百斤水果、30斤酒、数套四季衣服、一个可以洗澡的有暖气的30-90平方的房子就已经非常幸福了，再多的物质对于人而言实际是“边际收益递减乃至为零”了，没有多大价值，再多都是对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耗；而且他们获得的所谓诸如“炫耀”等价值本质上也是不符合圣贤“正心诚意”的修为要求；而精神生活则要求人生活在没有剥削压迫的令人心情舒畅的环境里，那种幸福才是更可贵的；为什么延安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愿意去延安，延安的物质生活可以说只能管到粗茶淡饭，但他们为什么愿意去，就在于在延安所获得的总幸福价值大于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
旧中国，老百姓生活在乱世，各种灾害导致每年死亡至少5百万以上，人均寿命只有35岁，人口长期徘徊在4亿5千万左右；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口从1949年到1976年就已经达到8亿多，平均每年净增1450万人，人均寿命达到65岁；这是何等的业绩！同时，社会主义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是不受欺负的，没有人有权力随意解雇别人；人人都有一个单位，不管是工厂还是研究所还是生产队，精神是稳定的，按月、按年能分到收入；农村蔬菜旺季几乎每天分菜，冬天分大白菜、萝卜；虽然物质不丰富，但也基本满足温饱，养三四个乃至七八个孩子也能养活；即使遇到洪水、干旱、地震灾难，也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救助；孩子们是快乐的。社会是安全的，放学根本不用接送。总体上的幸福度可以说达到50-60分+80-90分=130-150分。
记得1992年同事的亲戚从台湾回来，当时认为是不是人家会觉得我们很穷啊，没想到人家说我们挺好的；当时以为人家是不是安慰我们，是不是哄我们，后来明白了；如果你生活在恶性竞争的社会，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生活在担心失业危险、破产危险、艰难生存的环境下，是很难获得真正的幸福的。现在一个台湾从事电信诈骗的人据资料说就有十万人以上，还能说那是个多么文明的地方？已经逼得那么多人从事诈骗行业谋生还说什么文明；而那个地方的人口只有二千多万；可以说只要是资本主义制度，大多数人根本得不到真正的幸福，都是生活在惶恐忧惧中；哈耶克也说过：为明天的生计发愁是一种常态；他当时不知道未来的社会主义可以使人根本不用为明天的生计发愁的生活是什么状态。
2001年到美国参观大型企业，同行人的同学在那里工作，谈到裁员危机时脸色苍白、惴惴不安，哪里有什么自由和幸福？原来我们以为他们在美国是多么幸福啊，现实却令人吃惊；在超市与国内去的服务员交流，她们说后悔死了，在国内什么都敢买，下月工资到点就发了；在美国收入不稳定，不敢花；参加培训，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老师讲“美国人没什么钱。”原来将信将疑，后来彻底清楚；美国大多数劳动者一方面生存在担心失业的状态，精神能有多喜乐？另一方面在全部市场化的生活环境，各方面的生活账单很快就吞噬了工资收入，“You have to pay，to pay ，to pay”（你不得不支付、支付、支付）；有一篇文章——“当牛作马的美国白领”描述了其现状；美国被裁人员拿枪打人的现象说明了他们是何等痛苦，并非我们想象的是多么无所谓，多么轻松就能重新就业；一本反腐案例书提到有一个腐败官员谈到美国，说“在美国挣钱太难了”；可悲的是我们一些所谓的“精英”们总是告诉我们西方人生活得多么幸福，我们应向他们的模式学习；1998年曾问英国教授：“你们家是否有游泳池？”我们已经被西方的所谓的离谱的富裕宣传征服到了极点；真正接近就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其实就是地狱社会。
我们生活中能让人幸福的，多是社会主义成分，譬如退休养老制度、稳定就业制度等；让人难受的多是资本主义成分乃至奴隶主义成分譬如裁员、强迫、压制等成分。
现实生活迫使人们学习、研究、思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实生活逼迫人们唱《国际歌》；多读一些老革命家的回忆录，就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参加革命；实在是三座大山的压迫所致。
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就是奴隶制，其社会环境就是丛林，其行为法则就是丛林法则，就是中国先贤们深恶痛绝的“率兽而食人”。近现代人类社会的灾难全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所致；包括殖民杀掠、侵略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害死数亿人；资本主义极少数人通过金融资本等各种手段掠夺大众、压迫大众，行的是损不足而奉有余的所谓“人道”，这种“人道”可不是人道主义的人道，而是人的私欲贪婪之道；而中国古代圣人老子主张的是必须奉行“天道”即损有余以奉不足；而且老子斩钉截铁地说“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就是只有那些有道德的人才能将多余的财富奉献给天下。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个无道的社会。无道的社会就是人类痛苦的社会，正如中国称古代不着调的君主为“无道昏君”，他们会给天下带来灾难。资本主义的无道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人类的灾难、地球的灾难、天下的灾难。
为什么资本主义这么丑恶的制度能糊弄很多人呢？因为有一批不能体悟大道、不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面窄、不通中外历史、心性较为贪婪、偏狭、狠毒、愚痴的所谓知识分子是其卫道士；也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在护卫着它。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的错误、不足，使得他们找到了借口；但是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哲学上、理论上、战略上是远远优于资本主义的，不能因为局部的过失、不足而否定其为人类永恒的追求目标。更不能无视资本主义将人类带到毁灭的道路上的终极灾难且使人类永远陷入痛苦的境地而将错就错！
中国1949年至1976年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已经将人们从地狱中挽救出来；而那些不懂地狱苦难只是觉得资本主义花花世界很美的人仇视社会主义，以为到那花花世界就如何幸福，其实那是何其浅薄和愚蠢！
一个人心中如果没有正念，没有圣贤思想的熏陶，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没有为天下人谋福利的思想，用古今圣贤的思想评论就是容易堕落为贪图私利的小人，而且他们也不能获得高尚的精神幸福；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是一种伟大的创新，因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必须依赖一大批具有无私奉献的圣贤思想的人，毛主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等西方优秀文化汇聚而成的伟大圣人，所以他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并为人类开创了一条真正的文明之路；他重新塑造了中国魂和中国性格；他培养了一大批圣贤，如雷锋、焦裕禄、钱学森等；但是也有一些跟随他的人，并未修炼成圣贤，只是一些具有一些“能力”和“本事”的小人，败坏着他的事业，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因此未来只有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努力培养无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圣贤之才，使人从内心深处生起为人民出力、为人民服务的正心正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才能推进到新的阶段。资本主义本身继承的思想就是人类中的自私自利的小人思想，本身就是魔鬼思想，如果不能澄清，那就会永无终结地祸害人类；否则，受资本主义自私自利思想祸害的人就会成为害人害己、误国误民的败类。譬如，陈东平，是陈再道将军的儿子，在哈工大读书期间被敌台引诱，竟然幻想过花花世界的日子，私通敌特；上世纪八十年代又犯罪，竟然导致被枪毙；还有一位高级干部孩子，也是因贪图利益出卖国家情报被击毙；否则，他们也能有较好的发展；可惜他们死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知认识和错误的人生理念；一些干部子弟堕落成间谍，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成为极大的祸源，令人不寒而栗！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本书叫《乌托邦祭》，这本书就是将社会主义称之为乌托邦，无限夸大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的失误，认为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根本无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帝国主义史；根本不懂那些所谓的乌托邦幻想者本身就是人类的先贤，他们都是愤恨于资本主义现实残酷性而试图为人类探索出一条有尊严的活命之路的伟大人物；虽世智辩聪，文采出众，但不通大道，不通历史，徒然成为将正道牵拉至邪路者。有段时期，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三位社会主义探索者备受嘲笑，可见社会良知的缺乏和无知，人们不去敬仰这些了不起的有良知的人物，可见浅薄。实际上，面对现实的困境，有多少年轻人想找到一片“乌托邦”的净土去安身立命啊；他们物质上困窘，不知道如何延续；精神上迷茫，试图隐居在山岭，但又受到种种制约；有的年轻人找不到出路，无可奈何之下竟然结伴自尽，令人悲哀至极！可以说能拯济他们的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有一本书叫《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文章的确写得好，但是他还是摆脱不了资本主义卫道士的角色；他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罪恶视而不见，却以表面上看起来逻辑严密的的推理论证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如何成为奴隶，他是富裕阶层，他怎么能理解恶性竞争下普通人的生活？他将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到保障的人们称为奴隶，以为在市场上所谓的自由选择能为人带来尊严和价值，根本就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他哪里知道市场丛林可以将人逼成吃人的野兽，他不提帝国主义导致的杀人战争，他用自己编织的一套小范围的逻辑体系去论证自己的结论，表面上看文笔流畅、逻辑严密，其实与现实的本原生活根本不相吻合；这种书就是读起来感觉很有才，写得好像很有道理，但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与现实离题太远；国内还有一些哈耶克的崇拜者，他们不知不觉中会被带到资本主义的路径上，走上与真正的文明背道而驰的邪路上。
有一本书叫《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将苏联的历史贬低到一钱不值，他只看支流不看主流、只看局部不看主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现在看来苏联当年已经将苏联人民带上了稳定的幸福生活。等他晚年看到现实，看到苏联女子沦落风尘、沦为“东欧子宫”，看到苏联财富被西方巨量掠夺方才觉醒。当前的俄乌战争死亡数十万人可都是当年苏联大家庭的老百姓啊，现在国家分裂，相互打得死去活来，难道不是欧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罪恶的又一次写照吗？
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往往在实际生活中不以为意，常常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反而容易在错误思潮的误导下羡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等到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知道真正的现实；“哭也来不及”了。
当然社会主义是一种正在探索的文明，不可避免地出现封建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等问题，需要社会实践和斗争去逐渐完善；但不能因为他的缺陷和不足就否定它巨大的主体价值；许多人都犯这种错误，以次要矛盾否定事物本质。
社会主义中国对作家是何等的仁义，当年只要能写点文章，就给专业作家待遇，按月领到工资；出去采风地方组织都积极协助，社会地位很高；但是有些人见识有限、读书有限，拼命找社会主义的不足之处，对社会主义拯济大多数人生活的功德认识肤浅，等到真到了资本主义环境，才发现几乎没有人把自己当人才知道资本主义的厉害，穷困潦倒后才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民国著名作家张爱玲在美国连个最基本的栖身之处都没有，不停辗转寄居于他人之舍；很有才华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先生那样的高龄还要去面试找工作；诗人顾城在贫困生活等原因逼迫下自尽；那些博士等人才遭遇的困境、绝境数不胜数。为什么资本主义环境总是存在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养士”模式中和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模式中。
社会主义体制下，人们更尊重人才；只要有专长，单位都争着要，各单位都有专职和兼职文艺团队，真正促进人的发展；甚至连所谓的“劳改释放犯”都会安排到原单位工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重视每个人的饭碗；不像资本主义，令人自寻生路，自生自灭；“自生自灭”这个词儿还是在美国的华人同胞们自己形容他们生活的词儿，道出了他们的无奈；本来以为他们特别幸福，真实交流才发现其生活水准的本质；资本主义各单元特别“精明”，但他们这种每个单元的自私的“精明”却导致整体系统的低效、愚蠢以及每个个体生命的痛苦，用裁员的威胁使人活在恐惧当中，使劳动者“上班如上坟”一般痛苦；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评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如钱学森先生所描述的那样：钱学森先生说他可以用全部的不合格的电子元器件组合成一个高可靠性的系统；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表面看社会主义的企业的员工从从容容地工作，甚至可以抽空说个笑话，工作氛围似乎不那么“正规”，不那么“恐怖”；按照资本主义的泰勒制“科学管理”模式看似乎不那么“合格”；但年度计划照样超额完成，该竞赛照样比学赶帮；工人们非常尊重技术优良的八级老工人，工人、技术人员、管理者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自己的目标；诚实的劳动者通过群众评议能当上模范，受到尊重；而资本主义企业设计了非常详尽的考核体系，人人都假装很努力，人人都想将他人踩下去，人心在那种自私的环境下都被异化了、堕落了；阳和平先生对比中美劳动者说，在美国被逼得磨洋工，因为你效率越高，活干完，就可能被裁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企业，不用巴结领导，领导来时，你可以干你的活儿，不用刻意讨好；这种尊严的价值就是精神幸福。资本主义系统是单个组织“最优”，但相互克制导致组成的系统根本达不到最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单个企业的有组织与全社会的无组织之间的矛盾；无数的企业像无头苍蝇一样瞎撞，随时处于破产边缘；而社会主义才是系统最优。
我们可以做个比较，毛泽东时代两个工人养四个孩子，一般生活不宽裕；但如果养一个孩子，那生活品质从物质到精神绝对超越现在同样条件下的生活品质；同时还没考虑科技进步的不同等因素；而且毛泽东时代仅仅用了27年时间，就将旧中国那种孱弱的、黑暗的、贫穷局面改造成为社会安定、社会公平、社会有序的新局面，其成就何其不易，何其伟大；而我们在那个基础上已经发展了47年；同时我们每年还要付出数十万的无法生存的生命代价、数百万数千万人的抑郁代价以及不敢生孩子的代价；大量的人不能有尊严地活着；无数劳动者精神痛苦、心力憔悴、哀叹着“人间太苦”“下辈子再不来人间了”。
常言说，“跟着狼吃肉”、“跟着狗吃屎”；人民群众为什么喜欢跟着毛泽东走，就是喜欢跟着毛主席能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价值和幸福；而什么人不喜欢跟着毛泽东走呢，就是那些所谓“有本事”的、私心过重的、具有无尽贪欲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少数的自私的所谓“精英”。这些“精英”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贤人”；所谓“贤人”指的是德才兼备、能分财与众人的人、是“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君子；而当代一些“精英”则唯利是图，是为了金钱不惜制造歪理邪说、不惜为外国势力当马前卒、不惜为资本家出谋划策掠夺国有资产而分一杯羹的的小人。“一从大地风雷起，便有精生白骨堆”；国家将衰，便有妖孽。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均衡机制；均衡机制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当经济困难时，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虽然穷点，但紧巴紧巴也能过去，人们的精神是安定的；上海刚解放时，有十几万舞女，毛主席就是用这种办法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痛苦，赋予了人民生存的尊严；人民怎么不感恩毛主席；怎么不去崇拜毛主席。而资本主义是五个人的活儿，三个人干，发四个人的钱；让整个组织都生活在一种吃人的环境里，败坏人心，败坏人的幸福和尊严；就像《红楼梦》中形容的“斗得乌鸡白眼”似的；而那些被挤压出的人员不少人则进入黑暗空间讨生活。
私有制还是“伪军”、“间谍”产生的重要根源，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有二百多万的“伪军”、东北为什么轻易被日军占领、当代为什么有那么多间谍，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们大多数都生活在私有制的恶性竞争环境下时，其罪恶的土壤就产生了，国家的境外敌对势力就有办法了；那些“伪军”都是私有制下的为了活命的产物，一般人在活命和道德下，只能选择当“伪军”；东北当年如果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加上正规军二十多万，可以设想，二千多万人口，每个村都有党的坚强领导，都能组织起来，都是一个战斗堡垒，都有一支游击队，累计有近一千万支枪，日寇敢动吗？势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当代的“间谍”诞生的根源之一就是脱离了公有制成分以及引入劣质文化所导致的，譬如一个“间谍”，本来在军工企业工作，但是军工企业引入了劣质的、笨拙的“末位淘汰”机制，就是不管每个人有多努力，哪怕这个部门都是博士，也非要选择一个“倒霉蛋”当作末位进行淘汰，实施的是“恐怖主义”的管理模式；结果这个人很不幸地被“淘汰”了，被开除了；这也是“恨国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凭借原有的资源，为了挣钱生存，顺理成章地就投靠敌对势力了；结果是国家机密被泄露，国家消耗大量资源，人被处决；如果是毛主席时代，他老老实实地上班工作，哪有这种灾难？如果不适应某个岗位，组织上完全会找一个适合他的工作岗位，他一样活得有尊严、有价值；至于媒体上敌对势力宣称的发展了数万间谍，根本缘由就在于私有制模式下，大多数人处于“TO BE OR NOT TO BE”即生或死的边缘下或对财富的无尽贪婪的欲望之下的双重逼迫或驱动的必然选择，“恨国党”很容易产生。
社会主义的文化本质还是贤人文化。即一个组织最终会选择较为有本事的人作一个组织的领导；譬如电影制片厂厂长都是最优秀的导演或最有办法的管理者；歌舞剧团的团长都是艺术水平最高的歌唱家或舞蹈家等；这个领导会实现他（她）的个人价值，但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求他不能“赢家通吃”；他只能拿较高于平均水平以上的收入；实际已经很好了；如果是一个贤者，一个能为大家的谋福利者，就已经实现人生价值了。实际上当他在成长过程中，是组织一步一步为他赋能的，赋予了他施展才华的平台。譬如，一个人刚到一个组织，他一步一步成长为厂长、经理等，但不能因为成为厂长和经理等，就去独占一个厂子或组织的全部利润，不能去剥削、压迫全厂员工。过去我们总以为右派都是冤枉的，受苦了，很可怜，其实，从平反后的实践来看，大多数右派都不喜欢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怨气，总是在抱怨社会主义下的各个方面，总是在看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有一个右派老师，作为私德，自己很尊重他，但他的政治见解，笔者颇不以为然；因为他在1988年的一次演讲中就高喊“以后的社会是谁有本事，谁吃香喝辣；没有本事，就一边歇着。”笔者当时很佩服老师的口才和见解，认为他发现了重大问题，很有才；但通过数十年的观察和学习，现在认为老师当时的学问还达不到对中国圣贤文化的高度认知的水准；他能发现现实的问题，确实发现了那种现象，但他不懂资本主义问题更大；他不懂老子的天道；他认为应当强者通吃；他只看到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对农民是一种剥夺，对农民不公，但不懂得必须在不平衡中抢先工业化的的内在必然；我就不相信在中国革命中总是技高一筹乃至数筹的毛泽东在建设中智力忽然不如他的战友了。他的战友们所有能想到的他一定能想到，但他能想到的他的战友们一定想不到。思维层次和境界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事实证明，在战争年代，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同样在建设中，跟着毛泽东也是胜利，而且无论在战争和建设中，跟着毛泽东所付出的成本也是最低的，伤亡代价也是最低的。就像中学时班上那最优秀的学生，每门功课都是100分或99分，那些成绩在7、80分的同学，总是赶不上；忽然说自己比人家聪明，那真是笑话；就是成绩平均95分的同学，在学习上总是差那么一点，也永远赶不上，那就是先天和后天形成的绝对差距。
资本主义对地球资源的无休止的消耗、对环境的无休止的破坏，使得人类难以可持续发展；本来按照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模式，全体成员都可以减少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只要按照合理的劳动分配和成果分配，人们完全可以过上每周工作三四天、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的和谐生活，乃至像凯恩斯预测的一周只需要工作15小时；但是资本主义的劳动模式却逼着人们做着许多无价值、无意义的、相互损耗的劳动。譬如军工寡头生产的军火如果不发生战争就难以继续生产，为了他们的利益就会挑起战争来争取他们的利益；而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社会主义是调剂余缺，将这个行业的人员等资源予以合理调配，用其他行业的丰裕去补充其生活，这样全社会都稳定了、都有饭吃，虽然表面看有些行业的利益受到减少，但这是必要的，就是这样的机制确保全社会人人都有事情做，都能生存。譬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是“同行是冤家”，非要通过竞争将别人整死，然后自己独享垄断利润，有意思吗？自己通过过度劳动掠夺社会，掠夺大量的利润，合乎道德吗？本来这个行业是安排一百万人就业的，非要十万人吃，导致另外的人无法生存；然后因为其他人没有就业没有收入没有消费又导致全社会消费不足，生产又发展不了；这种恶性循环随着资本主义不断深入就会导致极大的社会问题，导致大量人无法生存；而过度劳动本身对生命个体是一种异化，是一种将人化为金钱机器的模式。我们古代有一个做官的贤人，回到家里看到妻子种菜，就很生气，将菜拔掉了，说你种菜，不买菜，那菜农的菜就卖不出去，菜农怎么生活？《大学》中说到：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中国古人都懂得社会不能恶性竞争，必须为每个人都留出生存空间，不能什么钱都挣，不能通吃，否则别人没有活路；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思想了；否则经济危机免不了，社会动乱免不了，古今的历史都为我们证明了。
有个人说他想过欧洲中产阶层的小康生活，其实他是不了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很难实现；资本主义它自身的系统是难以持续稳定，它是时而“繁荣”高涨、时而衰退；一个萧条阶段就会将人打回原形，失去工作、还不上贷款，乃至将人逼上死路；正如元朝诗人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封建时代的私有制也是苦难的根源；也正如西方一个“经济学家”所说——它永远竞争，永无休止；每年全球不逼死数十万人乃至数百万人不休，直接间接再导致千万人乃至上亿人死亡，乃至将数亿人、数十亿人逼成抑郁症；据资料统计，全球每年有超过80万人自杀。
过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少人说不想过上“一眼能看到头”的生活，非要幻想去“奋斗”过上人上人的所谓“贵族”生活；其实那种世界观本身都是错误的，那是他们不懂得其中的罪恶和恶业，况且99.99%的人进入那个苦海去竞争都是失败者，不要说人上人了，能有口饭吃就算有福气了；我们经历过太多的人了。
譬如，一个小私企业主，因为欠了高利贷，逼得没办法，开车带着老婆往悬崖下开，没死成；第二次服毒而亡；在前三十年，他虽然没有车开，他能活得和大家一样，甚至在人群中还处于领先者；但在富裕的社会，他却无法生存；这种表面看起来的“悖论”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地铁口遇到的小老板说他们的同学大学毕业开公司资金链断欠了高利贷烧炭而亡；身边的破产者帮都帮不过来，想起他们都令人愁；当年在国家企业里的普通人生活也比所谓的老板生活品质高；就像毛泽东时代许多普通工人农民的伙食水平都超越了地主，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系统最优；当下有数据称国内全社会年自杀人数竟然高达28.5万，令人震惊。
社会主义从制度上将人的恶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制约，只要坚持，一年一年增加企业、增加住房、增加各种财富，始终控制好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社会就是稳定的，人民就能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安稳地生存和发展，不需要过那种为了一碗饭而失去人格的屈辱生活，不需要因为经济过剩而产品无法实现销售导致现金流中断，最后死在所谓富足的社会里；《圣经》上说：鸟儿都知道生活，不会为饭碗发愁；但是作为具有高等智慧的人类，却为了吃穿用度，付出多少血的代价，正如《论语》所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是啊，难道人还不如鸟儿？不是，是人类中的少数人具有无尽的贪心，不像鸟儿自己吃饱就算了；他还要将其他人的饭菜用金融的方式去掠夺过来、积攒过来来满足他们那无穷无尽的贪欲，而哪怕其他人饿死、冻死，他们也无动于衷；他们真的不如鸟儿！称之为“鸟人”都是对鸟儿的侮辱；他们是人类中的魔鬼！是一种缺乏善根、缺乏佛性、难以觉悟的“一阐提”即至恶至愚之人；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都是在人达不到圣贤标准下的一种人类社会的无奈选择；因为不选择这种模式，那人类社会将永远在私有制的模式下繁衍出无穷的灾难和无穷的苦难，使人类在尘世中永远过得像被人类奴役的牲口一样，永远生活在恐惧、匮乏之中，永远达不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奔放。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无解的社会，因为马太效应是它演变的必然结果；如果社会主义模式在全世界存在，可以逼迫它对绝大多数人让步；譬如苏联存在时，美国统治阶层通过92%的所得税可以逼迫少数富人向大多数人让利；也正像格瓦拉说的：我们在时，资本统治阶层会向劳动者让利；我们走了，他们不会让利；苏联失败后，美国资本统治阶层取消了92%的所得税，变本加厉地压榨大多数人，中产阶层不断减少，走向贫穷，人民起来不得不反对“华尔街”，但是全世界没有社会主义的同一阵营和统一战线，多国的人民的斗争缺乏理论指导和实际支撑，多限于失败；但是资本主义模式必须改变，因为大多数人类难以在这种模式下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幸福。
譬如，假如一个社会有10亿人、500万亿财富；假如富人1%的人即1000万人占有了90%财富，即450万亿财富；剩余的9亿9000万人占有了10%的财富，而这10%的财富全部只能用于支出维持生命的消费，乃至尚欠10%的债务；那实际上就是富人占据了全部500万亿财富；富人还可以通过金融手段获得10%的年化收益，那即使社会每年通过印钞等方式增加50万亿的金融数量，也将全部被富人吃掉；剩余的人将随着通货膨胀将越来越难以为生；这个比喻基本就体现或解释了为什么自古社会运行到一定程度就运转不下去的原因之一；我们原来很奇怪，为什么每个朝代开国初期经过战乱都很贫困，但日子能过，为什么发展到一个所谓“富裕”阶段后期却日子过不成了，有人起来造反了，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财富分化；封建时期代表财富的土地越来越集中，资本主义时代后期财富的代表是金融货币，也越来越集中；当一个国家不用“天道”进行均衡时，那就陷入危局了；贫富之间的矛盾可能有些富人不理解，表面看是自己凭本事从市场中挣来的；但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你过多的占有资源，本身就影响了他人的生存；同时这些占有本身就是通过剥削等手段掠夺来的；可以说，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能过多占有资源；正如一个老板所悟：一个人只要占有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的财富，就要感恩社会，就要回馈社会，就应该自觉裁减自己的收入；过多就是罪过；譬如在古代农耕社会会形成“富者有弥望之田，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大多数人就难以生存；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论智慧、论勇力可谓是人中龙凤，在失败后被曾国藩审讯，问为什么要造反，回答很简单——“搵食难”，意思是找饭吃太难了；以那样的才华都难以维持一碗饭，可见私有制社会的弊端；李自成也是如此啊，按才华不至于维持不了一个驿卒的生活，但裁员压倒了他，使得他不得不反；人类社会中论压力最大的工作可以说就是“造反”了，因为一旦被捉住，基本上就是砍头，甚至是凌迟；但为什么人们要从事这项最危险、最苦的、压力最大的“工作”呢？But，meiyoubanfa，因为没有办法；在强大的军事控制下，一部分人只能“头悬梁”即上吊、“烧炭”；另一部分人则投身于“贩人口”、“出卖身体”、“贩卖器官”、“诈骗”、“套路贷”等吃人的行当里。
曾经有一个很流行的段子，意思是：打倒了地主，并不能使穷人富起来；其实这种话的本质就是狡辩；实际上，打倒了地主，将地主的土地分给了穷人，穷人的日子马上就好过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减租减息，使穷人的日子能好过一些，穷人的心立即被党引领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说土地改革走到哪里，胜利就走到哪里；人民群众跟着党就打败了国民党；按照当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地租和利息以及土地私有都是市场“自然”形成的，是市场的所谓“帕累托”最优，不应该人为干预；但是按照所谓“市场”理论的社会运行的结果就是——人民活不下去；共产党不干预能行吗？事实证明：人类社会如果没有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的“干预”，人类这个丛林就会演化成绝大部分人难以生存的“地狱社会”；人类必须行天道，而行天道的人只能是有道者；古代有一个概念称之为“抑制豪强”，而且是皇帝亲自抓的一项重大工程，过去我们不太理解，抑制人家干嘛；后来明白，不抑制不行，否则其他人活不下去，天下就不安了；北宋王小波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并不是所谓“红眼病”，而是如果不均，另一部分人就没法活下去；因为逻辑推理和财富的“马太效应”必然导致大多数人活不下去，历朝历代都是这种规律；当大多数人活不下去时，就有强者出来“劫富济贫”；当富者组织武装力量反对时，就会出现“杀富济贫”；一切都是生存法则所逼迫；除非统治者和富人阶层用圣贤思想克制自己，向大多数人让利；否则就是无解；当然99.9999%的统治阶层和富人阶层都根本不具备圣贤思想，那迎接彼此的就是“阶级斗争”；所以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就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阶级斗争”不是人吃饱了撑的，而是吃不饱或过不下去日子逼的；“阶级斗争”可以熄灭，但前提是社会的道义得以实现；否则，它永远燃烧；北宋是号称最为富裕的朝代，出现这种问题都不得不靠人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干这种事，可见那种逼迫力，实在是没有办法；譬如前面所说的明代崇祯王朝，大臣为了缩减财政支出费用，类似于当代的“减员增效”，裁撤了驿站人员；又不能及时救助陕北灾民，导致李自成造反；崇祯所犯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去抑制豪强，他手下的官员、乃至他岳父所拥有的财富高达7000多万两白银；但让他们捐助大明王朝，都哭穷；生生葬送大明；其实只要拿出一部分费用，安顿灾民，就能减少或杜绝造反现象，但这些人在私有制下，就必然产生“因恐惧匮乏而产生的病态贪婪”的现象，就像威尼斯商人葛朗台那样的永远无穷无尽的对财富的集聚。有一句话为“暴君出盛世”，其深层的原因就是“暴君”敢于为了国家的大局出手，表面看挺粗暴的，但两害、两难之中选其轻；过去不理解，而今理解了；正像《管子》所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民众厌恶灭绝即活不下去，国君使他们活下去，那老百姓就愿意为他去牺牲自己；就像唐朝，国家安定百姓，百姓感恩国家；国家讨伐高丽，百姓踊跃报名参军；也正像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都是人民感恩党，解救了他们的死亡之难，人民就踊跃争上前线。自古一理。
“暴君”敢于行天道，就是必须改变“马太效应”的人之道，而均衡天下；汉代《盐铁论》通篇都在呐喊“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管子》说“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行天道则百姓拥护，就是顺天，天就帮忙。汉朝陈平分肉均衡，大家满意，陈平说我当宰相，也将这样使天下均衡；马太效应影响的是天下的均衡，使天下失去平衡，乃至会亡国；因此，所谓的“暴君”，恰恰就是“有道之君”；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得很清楚。
斯大林曾被全天下污蔑为“暴君”，但是我们阅读斯大林的文章，却感到惊奇的是他念念不忘的却是“工人利益”；他也谈到对反对社会主义的党派起始也实施的是“温和”策略，后来不得不实施“暴力”；是的，确实有错杀的现象；正像中国社会革命史中也有误杀现象；这正是社会变革的巨大业绩背后的成本。能不能不付出巨大的成本而获得巨大的业绩。可以说天下没有这种纯赚不赔的买卖。只能衡量在付出成本后，社会总体上达到一个什么高度。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付出了很多生命成本，形成的是倍受讥讽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但是这个制度和体制却使苏联人民享受了住房、医疗、有保障的就业等诸多福利；而那些表面温和的后续领导人却逐渐将苏联带到国家分裂、财富被掠夺、人民受苦难的境地；谁是真正的“暴”，谁是真正的“善”；不通过货比货人比人，真难以下结论；再者，斯大林可以说是“为天下不顾家”的人物，德军想通过他被俘的儿子换回被俘的德军元帅保卢斯，斯大林竟然没有同意；这种精神可谓感天动地；但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及其百姓面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侮辱竟然未能有合乎道义的反应，无怪乎后来遭受“分裂”、“被掠夺”、“受穷”、“战争”、“恐怖”等诸多灾难，也是对缺乏良知、缺乏智慧的一种回应；丘吉尔曾这样评价过斯大林：“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有核武器的强国。”只有高手才能知道对手的水平。而戈尔巴乔夫这种所谓的“政治家”他对国家负责吗？他对苏联人民负责吗？他敢于出手负责吗？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拥有有本事的大政治家是这个国家福气，尽管这个政治家在推进某种行动时会难免伤害一些人的利益，但是只能算总体账；那些试图以局部损失或个体损失全面否定一个伟大人物的人不是庸人就是小人，按照他们的路数走，往往会使一个国家输得“底儿掉”。
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们为什么要捍卫资本主义？是因为第一为资本说话可以使他们获得财富，作为精英他们在资本主义似乎更能如鱼得水；有这种心的人本身就是私心战胜天理的人，古人称之为小人；不足称道；第二他们以为资本主义最终也能使普通劳动者获利，但从现实看资本主义最终将导致99%的大众陷入无边的苦海，而1%的人将无限地掠夺他们本不需要的而对99%的人而言却是刚性需要的财富，从而导致1%的人控制90%以上的财富、大众难以生存的悲惨局面；他们无知；第三，他们不懂精神幸福对于人的价值，他们是拜物教者，他们不懂中华圣贤文化。
《坎农小传》这本书说到：“资产阶级麾下几乎从来不缺能干的政治组织者，其中一些人出身于专门提供政治领导力的富有家庭。工人阶级中却非常缺乏这种人才，一个原因是，它在这方面所需的不少有才能的人，被资产阶级政党所招收，为其服务去了。该领域的天才必须具有伟大的献身精神，对工人阶级的事业甘于牺牲，并几十年甚至终生奉献不息。”坎农认为卡尔·马克思是一个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坎农抵御着工会官僚职位及其丰厚薪水的诱惑。他身先士卒，慷慨赴狱。“在麦卡锡镇压与经济繁荣相结合导致劳工运动消沉多年之时。他是一个容易愤怒的人，他愤恨一切的不公平、不平等、特权和剥削，愤恨贫困、机会匮乏、压迫、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他亲眼见证了资本主义的罪行、战争和它的反动意识形态。他厌恶它的警察，它的法庭，它的监狱，它的法西斯主义，它倒退回野蛮的趋势。”“他为杜鲁门核爆广岛长崎之举而大发雷霆，并寄希望于人类能消除核弹灭绝。”“对资本主义根深蒂固永无止境的愤怒，从他每日所读的报纸和他所看到的东西之中激发出来，是他性格中的动力之一。”“他全身心致力于推翻我们不得不生而面对的可怕制度。”
可以说，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为工农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种“殉道者”角色，他们是“君子忧道不忧贫”，就像马克思一样，宁愿为天下做义工而贫困，也不愿屈膝投靠资本而富裕；这就是人生的价值选择；所以为剥削阶级卖命的庸庸碌碌的知识分子在人类的天平上没有什么分量，而马克思则成为人类的圣哲；一个知识分子只要向资产阶级献媚，只要做资本者的“军师”、“代言人”，就容易致富；譬如，有一位“经济学家”，第一次听其演讲，感慨此人有宰相之才；第二次听其演讲，当讲到他对工人们说“你们应该找企业的上级”而不应当阻碍他服务的老板时，大失所望，本想以他的慷慨激昂的推广私有化、市场化的那种“正义感”，一定能为可怜的工人们的可怜的那点利益说句公道话，谁知竟然是那种态度；最终他得到了老板的重奖；以后再听此人那种“正义在手”的演讲时，就笑了；原来是“利禄”之徒；按照中国圣贤的思想，人只要贪私利，心念一转，立即就转为小人；君子就是用诚、信、仁、义等克制私念、贪念，才能不堕落；这类人太多了，王德峰教授曾提到一位大力推广“MBO”即管理层收购的经济学教授，问他你们为什么不提让工人收购，那个教授说如果是工人收购谁给钱呢？目的就是为少数人服务可以获得高额收入，本质就是掠夺大众；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小人行径。这与中国的圣贤思想和文化的本质是完全不符的；更不符合共产党的宗旨和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对人价值判断是“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衡量职业行为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圣贤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伟大的一种思想，在世界文明史上独占鳌头。中国自古就有圣贤文化。《说文解字》中说“贤，多才也。”意思是具有很多才能的人称为贤人；《庄子·徐无鬼》中说“以财分人之谓贤。”意思是把钱财分给他人的人才可以称为贤人；贤人有道、行道，以经世济用之才为社会人群建功立业，因此贤人可泛称为道德才智杰出者。而圣人则是内圣而外王，思想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大善之人，是文化之集大成者，可教化世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并影响人类的发展方向。其“言足法于天下”，具有奠基和引领思想文化的能力和贡献；其“德配天”，能为天下和黎民百姓带来幸福；西方也涌现出了许多思想家、哲学家的圣哲人物，推进了人类的文明进步。
我们古代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周公、老子、孔子、关公、张载、李二曲、李大钊、毛泽东以及西方的苏格拉底、耶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文化上的圣贤，他们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他们为了道义和造福人类宁愿受苦乃至失去生命也要维护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可谓文明的推动者。
古书《三略》言：“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清白之士，就是有德之人；古人还讲“德成智出”，意思是道德修为达到相当高度的人才有智慧；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奸臣都是缺德的人，干祸国殃民、谋害忠良之事，那绝对是高手；论治国安民，那往往都坏事，因为他们没有德，也就没有智慧；譬如春秋吴国的伯嚭、秦朝的赵高、宋朝的秦桧之类；所以只顾自己私利的人，其实是没有真正经世济民本领的，因为他们是缺德的人，就没有大智慧。
前面提到，孔子的孙子子思写的书里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德财不并立”；意思是一个人从社会中获得的钱财和其德行不是同时而立的，德越高，就越是将应得的财富反馈社会；反之，从社会中攫取的财富越多，其德就相应地降低；譬如，以毛泽东为首的拿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按所谓的“多劳多得”原则，他们成为亿万富翁，也并不过分；但是他们抑制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仅仅取了400多元的工资；钱学森等科学家的贡献那是有目共睹，也仅仅是工资高一些而已；因此，他们的品德就高尚，人民就永远尊崇他们。反之，人民就鄙视他们。譬如，有些所谓的“企业家”倍受抨击，并不是他们没有对企业发展做出贡献，但是他们从社会上通过“合法掠夺”和“非法掠夺”的收入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从理论上讲已经成为“缺德”之人了，自然应遭受谴责。
“市场”这个词儿经常会成为掩饰“合法掠夺”和“非法掠夺”的一种“妙语”。事实上，所谓的市场在人类历史上经常会成为“垄断”的代名词；正如，解放前雇农租赁地主的土地，整体上租赁费用达到收成的50%以上；具体是：“地主出租土地时，规定佃户每年以收获总额按成交纳地租。地租率一般是五成。但地主如供给佃户部分或全部种子、肥料、耕畜等生产资料时，租率常高达七八成。”如果遇到“铁板租”，就惨了，就是不管歉收与否，硬收，农民很容易破产；整个地主阶级已经形成了土地垄断，租费高，农民就贫穷，乃至难以维持，形成革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介入管理，或者是政府维持地主阶级利益，不能行使天道，调节利益，乃至出手镇压农民，那就是天下大乱。市场上哪有什么自由，最后都是垄断，地主垄断土地，农民难以生存，就要承受压迫和剥削，甚至女人都要被霸占；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会形成金融垄断，普通人普遍难以生存。
如今现代中国的河南的南街村、河北的周家庄、江苏的华西村、陕西的袁家村等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探索出了一条路子，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农村能按这种模式进行组织，人们的生活就已经很幸福了；中国这个大系统就能形成稳定的、具有强大调控能力的系统，就能遏制各种恶业发生，就能形成太平盛世；即使是以色列的基布兹模式也值得研究借鉴。全世界百年来社会主义实践已经为人类探索出了许多成果，未来将会有更多更大的成果来解决人类当前的困境。
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一下子使人们过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百分的生活。只能一步一步来，但只要能通过基本的有组织的劳动保住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确保人不受剥削和压迫使人们精神解放，就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的社会，随着科技进步，必能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彻底使人们不再为物质生活而沦陷而死亡，彻底实现人最终的解放！
愿天下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基本的生活幸福，愿天下人再不因为人类社会的不均衡而导致物质匮乏死在“富足”的年代！愿天下人沐浴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恩德雨露下！
是为记。
附录：帕森斯被判绞刑前在法庭上的片段陈词
阿伯特·帕森斯是一八八六年五月美国工人罢工运动的领袖之一。这次斗争成了“五·一”劳动节的起源。当工人阶级的斗争达到高潮的时候，资产阶级即发动了血腥的反攻，收买工贼，给七名工人领袖罗织罪名，加以拘捕。帕森斯和其他三名同志，虽然已被判了绞刑，但仍不肯向当局屈服，于是在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被吊死了。
下面译出的是帕森斯被判绞刑前在法庭上陈词的一些片段。在这个关系生死的场合，他并没有因为惊慌而掩饰着自己的思想，相反，利用生命的最后一瞬，他在众人面前解释了他一生的信仰——社会主义的意义：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我是一个雇佣奴隶，但我认为我只是许多人之中的一个，如果我用成为其他工人的老板和主人的方法来挣脱我的奴隶状态的话，那是无比错误的——对我来说是错的，对我的邻居来说也是错的，对全人类来说是不正义的。我拒绝这样做。如果在我生命中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我现在已经住在芝加哥市舒适奢华的美丽园房内，有许多奴隶供我使唤。
可是，我选择的不是这一条道路，于是，今天我要站在这绞刑架上，好像现在这样。这便是我的罪行。这便是我唯一的罪行。我曾经作伪，我曾经说谎，我曾经背叛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臭名昭著的人物。如果你认为这便是罪行的话，我认罪。
现在，请你们忍耐点；我和你们一样——我自己对这审判是很耐心的。如果你愿意的话，请跟着我看看这个资本主义工业制度的压迫性。一如我那位同志菲尔登今早说的，今天，每一件新机器的出现都成为工人的竞争者。它们成为那些要卖劳力才能赚到面包的劳工的障碍和威胁。工人变得捱饥抵饿，每一天，每一小时，随着机器的出现，使我们整个行业彻底地破坏了、改变了。我正是身受此苦——而且我还是个年青人呢——我那个行业的工人全部被机器的发明所取代了。
这班人会怎样？他们现在哪里去了？他们成为其他工人的竞争者，造成工资降低、工时加长。他们许多是你们绞刑架的轮候者，你们监狱的轮候者。兴建多些监狱吧！设立多些绞刑架吧！那些人全都走上了通向犯罪、不幸、死亡的大道了！
尊贵的先生们，有果必有因。正如果子必须生长在树上一样。社会主义者并不是那些闭起眼睛，不愿观察，不愿聆听的人，他们愿意观察，愿意聆听。社会主义者注意着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注意着小商人，小店主，中产阶级的活动。一位同志告诉我们说，去年的十二个月份中，共有一万一千名小商人破了产。
这班人会怎样？他们现在那里去了？他们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财富减少了吗？都不是。只不过他们原先拥有的财产已转到另一些人手中去了罢。那些人又是谁呢？他们便是那些拥有最多资本设施的人。他们是垄断企业主，他们是些能够屯积居奇的商人，他们能把小商人压榨至死，然后像在桌面上扫走苍蝇那样，把他们抛进垄断企业的垃圾桶里去。
在这种情况下瓦解了的中产阶级加入了无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变成什么呢？他们在工厂的大门前四处钻动，他们为求工作尝试着不同的行业。结果呢？劳工市场上多了许多人。这增加了求职者的人数。跟着呢？它又加剧了竞争，这反过来制造了更大规模的垄断企业，于是工人工资降低至那造成饥饿的最低点。但跟着又如何呢？
我们希望做到些什么？
尊贵的先生们，今天社会主义出现在人类面前，同时要求人们正视它、讨论它、理性地检查它、验证它从而发现它的真理。因为只有它，才能避免暴力和流血的发生。因为今天许多盲目冲动、无知，不知什么东西使他苦恼的人们，只知道他们自己是饥饿的、不幸的、赤贫的，于是盲目地反抗，好像他们对付麦氏维那样，他们反对那节省劳动力的机器。请你们想象一下那种荒诞事，可是资产阶级的报章却带来莫大的痛苦，宣传着说，社会主义者要反对机器、要反对财产。
他们为何要这样说呢？那根本是荒谬的、可笑的、愚蠢的。从来没有人从一个社会主义者口中听说过这样的话。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并不反对机器，我们并不反对它。我们只是反对雇佣劳工的制度。仅此而已。我们反对那些财富由少数人的利益来支配，我们反对财富的垄断化。我们希望过去年代由劳动人民的智慧累积而成的，所有自然资源，所有的社会力量，都成为全人类的仆人，永不异心的忠实奴隶。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
这并不要求谁的捐献。也不损及任何一个人。当我们看见了事物的情况——一群骨骼还未发育坚硬的儿童在工厂的大门前挤作一团；当我们看见那群孩子从家里的炉床被拖出来，然后被送到劳工的巴士底狱里去；当我们看见他们幼弱的双手放在金粉上来给一些贵族淫妇来做装饰——我便不期然的冲动起来，说出心里话。我们维护那弱小的、维护那无助的、维护那被压迫的；我们要那做错了事的人作出补偿；我们要给无知的人以知识和智慧；我们要解放奴隶！社会主义要保证全人类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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