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于清朝初年的著名悲剧《桃花扇》的主旨，据孔尚任所言，是为了揭示明朝“三百年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
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帝缢死煤山；明朝官员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称帝，改元弘光，历史上称这个政权为“南明”。然而，马阮等人拥立弘光帝并不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更不是为了明朝的黎民百姓，他们是为了凭借“拥立大功”在手，控制朝纲，排斥异己，获取政治利益。当时的南明朝廷，在清兵已占据半壁江山的险恶政治、军事环境中，不去想如何励精图治、恢复山河，反而是“创业选声容”，寻欢作乐。赢得“拥立之功”的马阮等权贵则公报私仇，打击东林、复社等进步士人，致使“社党重钩无缝藏”。文官如此，武将亦然。高杰、黄得功等江北四镇军阀互相争权夺利，以致刀兵相见。后来，盘踞武昌的军阀左良玉因当地粮草缺乏，打算“就食南京”，同时也意图打击马阮一派势力，于是起兵顺江东下。马阮等人慌了手脚，竟不顾黄河以北虎视眈眈的清军，匆忙抽调黄刘三镇的军队去堵截左兵东下，致使黄河沿岸千里空防。于是，清兵南下，南明灭亡。
像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朝代一样，南明一朝也是亡于一个“私”字。不论南明的文官还是武将，几乎都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摆在王朝利益之上。马士英、阮大铖等文官为了抢得“拥立大功”，不管福王的昏庸荒唐，仍然拥立其为皇帝；他们为了堵截左良玉的军队东下，全然不把明朝的江山社稷放在眼中，抽调黄刘三镇的兵力，致使清军获得了南下的时机，对此悲愤地写到，“这江山好似排着筵席请”！眼瞅清兵南下，南明朝廷大势已去，作为南明最高级大员的马阮等人丝毫没有亡国的悲恸心情，反而甘心情愿地做起汉奸，剧中台词“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则是他们的无耻自白。军阀武将也好不到哪去，他们同样目光短浅，把精力用于争权夺利，窝里斗，全不顾念强敌在侧。清兵攻陷南京，弘光帝出逃，投奔魏国公徐青君（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后代），后者竟佯装不识，把弘光帝逐出。后弘光帝又投奔黄得功，黄的部将田雄竟将皇帝居为奇货，送给清朝。在南明这群位高权重的混账“精英”之中，史可法则是个异类。他一心为国，用一腔血泪感动了扬州三千子弟兵，他们誓死保卫都城南京的门户扬州，然而毕竟独力难支，史可法也在得知皇帝弃城出逃之后投江殉国。
整个统治集团人人只见私利，不知为公，这样的王朝岂有不亡之理？精英集团如此，普通士兵已无任何理由替他们卖命。戏剧第三十五出《赚将》写的是清军兵临扬州城下，史可法夜探军情。他听到士兵抱怨，“北兵已到淮安，没个瞎鬼儿问他一声；只舍俺这几个残兵，死守这座扬州城，如何守得住……自家杀抢杀抢，跑他娘的。只顾守到几时呀！……”上下如此的南明朝廷又怎会不亡？
我想，由南明王朝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另一个以南京为都的反动政权——国民党政权。国民政府的覆灭和南明政权的灭亡何其相似乃尔！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对国民党各派军阀各个击破？不也是因为国民党各派系之间貌合神离、各重私利、各自为战吗？
可见“私利”二字是多么可怕，它不仅可使偌大个王朝分崩离析，走向灭亡，我想它也是一个政权兴旺发达的大敌！可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改革，“一大二公”、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指责为“高度集中”；在“调动积极性”的旗号下，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利；改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鼓励所谓“民营企业”的发展，经济效益压倒一切。这样的政策除了造就一批富可敌国的富豪，培养一批“精致利己主义”的精英之外，于国于民其实并没有多大实质性的好处。这样的改革政策萌生的所谓“多元思维”实质是在弱化我们民族的凝聚力；用私利来调动人的所谓积极性实质是在损毁民族的道德，拉低民族的境界。长此以往，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无数牺牲的革命先烈用毕生精力和满腔热血铸就的民族精神丰碑会不会坍塌？我们的民族会不会退化到南明时期那种“只见私利，不知为公”的可悲状态？千辛万苦才凝聚起来的民族会不会重行变成一盘散沙？面对这些问题，人民怎能不感到无限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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