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康生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多顶桂冠离世，一度生荣死哀；1980年后却被塑造成“迫害狂”“野心家”“奸佞小人”“心恨手辣”“中国的贝利亚”，两种评价天壤之别，反差之大令人咋舌。其中原因令人费解，直到近期看到几条纪检干部被害的消息后，才似有所悟。
网上有很多纪检干部被害的消息，如2014年11月，安徽省绩溪县一纪检干部被杀害肢解；2018年6月，山西省忻州市纪检干部夫妇疑遭报复杀害；2020年6月，山东省齐河县纪委常委关某在东莞查案时被杀；2020年11月，河南省中牟县一纪检干部被杀后抛尸黄河，类似案例还有很多。最典型的案例，是中纪委和广东省纪委多名参与调查“汕头走私案”的纪检干部，2000年7月在汕头市迎宾馆2号楼的大火中被烧死或重伤，后被认定“人为纵火、蓄意谋害”。
纪检干部被害多是报复行凶，其原因多是他们或触犯贪官利益或刑讯逼供或其他原因，但以第一种情况居多。如很多贪官被举报后，有时知道谁在举报，有时不知道，但无论怎样，多会本能地对抗纪检监察部门调查，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因此，纪检干部有时会面临人身财产威胁甚至有生命危险，他们被诬陷、被杀害、被逼自杀的案例屡见不鲜，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汉东省反贪局长侯亮平办案时被诬受贿即是典型案例；现实官场中，某市纪委书记由于办案力度过大、查办贪官较多，遭到该市少数官员联手抵制，他们通过私自安装窃听器、录音器、GPS定位仪及派人跟踪等手段，对该书记进行窃听跟踪，搞得他不胜其烦，只得调离该市。可见，纪检监察干部因正常的职务行为，就可能遭到一些被调查处理的官员的忌恨喝残酷报复，少部分纪检干部出于自保需要而违规泄露举报信息，也是这个原因。
由此想到康生。康生曾跟随周总理、顾顺章等人做情报工作，后做过中央特科负责人；延安时期再次担任中央情报工作负责人，是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潘汉年等人的领导，还亲自对延安“红色特工”和保卫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是中共情报界货真价实的大佬和精英。中央鉴于康生的特殊经历，让他负责审干和整风工作，算是业务对口。审干和整风虽然有利于党的建设，但与纪检监察工作一样容易得罪人，因此，虽然康生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延安和党中央的任务，但也得罪了一些人，并在仕途上遭遇挫折。
新中国成立后，康生1956年9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政治局内主要负责情报、审干和意识形态工作；1962年9月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4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1970年9月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1973年8月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12月16日去世。期间，无论工作如何变动，长期负责审干工作，因对许多领导干部知根知底，有可能抓着他们的“小辫子”，又因被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尊为“康老”，受到领导干部的普遍尊重。当然，这种尊重部分来自职务权力，部分来自人格魅力，部分来自被抓“小辫子”带来的压力，并非全都发自内心，但康生去世前党内地位很高、受人尊崇却是事实。
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正因为康生曾分管审干工作，并在最后几年分管组织工作，许多举报（或诬陷）老干部的线索证据都汇集到他那里，许多老干部被隔离审查、被处分、被抓捕、被下放农场劳动的命令也多出自康生，不是康生愿意碰这些烂事脏事，实在是分工所致、职责所系，其中也包括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信任。
如文革期间，有人举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曾“被捕叛变”，郑位三、陈少敏“中原突围”时曾指示干部可以“自首”。对类似举报，康生不受理是渎职，一旦受理并启动调查程序，某些人大概率会被隔离审查、处分逮捕，即便最后被证明纯属“子虚乌有”，但正常的工作生活肯定受到影响，必然得罪一批领导干部。因此，对许多案件，无论康生的处理是否得当，无论处分逮捕的意见是康生本意，还是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抑或是政治局和常委会的决定，多数领导由于保密纪律限制不知内情，他们都认为是康生搞“迫害”，都会痛恨康生及后来接替康生分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和经办人中组部长郭玉峰。
可见，康生、纪登奎、郭玉峰等人在文革后受到处理，有“代人受过”的成分。尤其是开国少将、64军政委出身的原中组部长郭玉峰，原本是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只因文革期间被周总理选调进中组部后，并勤勤恳恳、不折不扣完成康生、纪登奎等中央领导交办的任务，文革后便被戴上“迫害开国元勋”的帽子受到调查，最后被强制转业、开除党籍，每月仅发150元生活费。老将军对此并不认可，他认为所谓的“迫害”仅是职务行为，而他自己办案时小心谨慎、有理有据，并未随意捏造、违规违纪，由此很不服气并多次申诉，但直到2000年1月郁郁而终，都没有等到想要的结果。
但站到众多受“迫害”的老干部的立场上，康生、纪登奎、郭玉峰等人是一路子货色，康生是“害人狂”，郭玉峰则是康生、纪登奎的爪牙和“迫害”的经办人，必须受到严惩。人心就是政治，虽然康生、纪登奎等人文革期间的很多行为确属职务行为，未必真有大错，但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康生被负面评价，纪登奎被降职使用，郭玉峰被开除党籍实属必然，原因是他们触犯了很多老干部的利益，此时已没人管他们的处理是否得当，反正都是康生在搞“诬陷、迫害”。
康生夫人曹轶欧1981年3月因受康生影响而被撤职，心中愤懑不平，彭真曾开导说：“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康生，只是现在大家对他有气，等人们普遍地冷静下来的时候，康生会有比较准确的结论的”，彭真的话无意中说出了真相。
其实，康生绝不可能只搞“诬陷、迫害”而不干好事，既然他一直分管组织和审干工作，那文革中、后期很多老干部被“解放”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应该有康生的功劳，不知为何，这些事很少有人提及并表示感谢，这说明康生目前仍被全盘否定，彭真“有比较准确的结论”的愿望并未实现。（20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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