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科层化有可能走向官僚主义呢？这不是腐化变质这种简单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正如韦伯所批判的那样，科层制彰显出了一种张力：一方面是管理效率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则是人的主体性受到了压制。
现代性的发展本质上是理性化发展的表现。近代科学的理性主义，使得哲学与精神丧失了意义维度。现代科学仅单纯注重事实，导致科学对关于人的整体生存意义之有无这个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问题，缺乏“总体上的思考和理性的洞察”。所以，现代性就是科层化的注定失败，导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存在主义危机。
阿辽沙与博爱
“你想到人间去，而且又是赤手空拳，只带着给予自由的诺言，但是他们由于单纯和与生俱来的卑劣的天性，不可能正确理解自由，他们对自由感到害怕和恐惧。因为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更加无法容忍！你没有看见这片光秃秃的被烤得滚烫的沙漠里的那些石头吗？只要你把石头变成面包，那么人类就会像羊群那样跟你走，对你感恩戴德，俯首听命，尽管永远有些战战兢兢，生怕你缩回自己的手，不再供他们面包！”——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宗教大法官代表了人类领导者，相信无所不能的精灵：理性，而不相信耶稣代表的自由信仰和爱。阿辽沙认为这个宗教大法官完全是自私的，而他认为俄罗斯人的精神则是博爱的，是能够宽恕原谅所有人的罪恶的主动的爱。这种博爱放在现实却是以俄罗斯为中心，联合斯拉夫民族，解决东方问题，证明自己才是正统，统合欧洲，然后统合全人类。弘扬“普世主义”但是男权中心，每个民族可以像兄弟一样发挥自己特长，团结在权威周围。
因此，理性主义走到头便是非理性主义，博爱走到头变成了法西斯主义，德国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到处可见理性化工具的运用。
“选择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作为完成清除任务的正确方式是官僚体制的例行程序的产物：这些程序包括手段一目标计算、平衡预算、普遍规则的运用。”——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右翼自由主义者会抨击现代官僚制度是对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自由主义历史叙事的背叛：国家让位于市场、宗教让位于科学、封建等级身份让位于社会契约。米塞斯认为，从组织信息的效率上看，政府管理系统照理说永远比不上非人格化的市场定价机制，而官僚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权力集团。米塞斯在这里特别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福利制度，势必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导向法西斯主义。
但是首先，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是自由的空间，他们拥抱自发秩序，但“看不见的大手”恰恰不也是一种“大他者”吗？经济学规律并不“客观”存在，但被假定为我们活动的前提而持续存在的东西。其次，最重要的是，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市场改革、任何旨在削减繁文缛节和促进市场力量的政府举措，最终都会增加规章制度、文书工作和政府官僚的总量。市场并不是作为独立且对立于国家当局的自由领域而出现的，恰恰相反，历史上的市场要么是政府行动的副产品，要么是由政府政策直接创造出来的。而维持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反过来需要更多的官僚，如警察、登记员、公证员等等。
“有人极力鼓吹这种规范失散状态的正当性，认为它促进了个人自由的发展，然而这是徒劳的。人们也常常愿意在规范权威与个人自由之间设定条鸿沟，这简直荒谬至极！恰恰相反，自由（我指的是一种合理的自由，是社会应该得到尊重的自由）是一系列规范的产物。我若要想得到自由，首先就要杜绝其他人在肉体、经济以及其他领域内所享有的利益和特权，防止他限制我的自由。只有社会规范才能限制他们濫用这些权力。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我们要保证个人的经济独立地位，一系列繁琐复杂的规范总归是必需的，否则，自由也只不过是一种虚名。”——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到后来，米塞斯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并不会真的自我调节，任何市场系统的运作都仰赖一支管理者大军。因此，右翼自由主义者转向去抨击靠公民的税收养活的“自命不凡的官僚”。
K与形式主义
宗教大法官故事的最后是大法官用高贵的谎言“我们相信至善、拯救、爱”来奴役人类，给他们虚荣、物质，让人产出人间的面包，而没有天国的面包。但是实际上，大法官自己根本不相信自己的那一套意识形态话术。这恰恰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的情况：K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向城堡进发，但他永远无法到达城堡。一个统治共同体，它是“去中心化”的，哪怕有一个领导说他特别有伦理热忱，说自己相信“至善”，但他也背叛了“至善”，导致客观一致、主观分裂的痛苦。因此，在现在公务员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是管理的关注重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发现在规训和监控下公务员会产生消极情绪与“职业倦怠”。
最后，现代官僚制度剥夺了其中官僚的主体性，在城堡中找不到入口和出口。城堡代表了社会本身、人类共同体符号异化的产物，人类符号学关系一定会结构成一个具有客体性的、超出社会之外的一个体系。法就是这样践行着自己，一环套一环地不停地进行形式主义，这些形式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也正是这些无目的性的表演生成了一种紧张的快感，让现代秩序看起来井井有条。
形式化是人们面对创伤与痛苦时的手段，在世俗宗教中非常常见，比如民间宗教中的烧香拜佛，名义上是向神倾诉自己的罪过，请求宽恕，实际上是给自己的安慰罢了。悖论的地方就在于，这种形式越是被你清醒地认识到它的无意义，它越有作用。创伤的最本质性的内部是仪式性的，一个回溯性建构它的内容的纯形式。当意识精确地切中到形式本身的荒谬性时，我们就可以从生存论的创伤中解脱出来，使得受到创伤性应激障碍的符号学结构得以重新整理。
而在官僚系统中，形式主义会朝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生产沉闷无聊：简单的文本、单调的程序与无意义的过场等等。中世纪的凭照往往是相当美观的，通篇是书法字和纹章装饰，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些美学装饰渐渐地因为没有“实用价值”而被抛弃，理性整个侵蚀了文书，剥夺了文件中的象征性。如今，大量以计算机界面呈现的表格更是如此。官僚知识就在于纲要化，在实践中官僚程序总是意味着将一切都简化为预先构想的机械化或统计学公式。
另一方面表现为下层官僚的“伪忙碌”。官僚们为了一项工作跑来跑去乱作一团，实际上对工作一点推进都没有，这正是机构的无目的性的表演，它生成了一种紧张的快感，准备不断复制自己直到永远。上级通过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形式来确认自己对下级的绝对支配权，而下级也用“伪忙碌”为上级也为自己满足快感，形式主义便在这种机制中不断再生产。
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却是荒诞般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勃列日涅夫与潜规则
“当局的一条工作原则就是根本不考虑有任何差错的可能性。由于整个工作组织得尽善尽美，所以这条原则是有根有据的；如果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处理事务，这条原则也是必要的......监督机构有的是。不过，它们的任务并不是查出广义的差错，因为差错不会发生，即使偶尔发生一次差错，就像在您的事情上，可是谁又能肯定这是一个差错呢？”——卡夫卡《城堡》
在实践中，行政系统内部控制权分立是正常且必须的。多个、多层的权属之间拒绝协作，互不支持的行为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治理能否进行，下级对上级的配合意愿变得相当紧要。常见行政部门推进执行的做法，比如，提升任务的重要性，阐明其属于一项政治任务；提升任务的权威性，强调上级领导十分重视、亲自过问；督促各级发文件，描述任务的紧迫性、严肃性和正规性；提升任务的执行氛围，开大会动员，要求表态，分配责任；提升任务的执行力度，抽调人员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委任负责人和行动班子等等。但这些做法效果非常有限，因为委托者无法通过“解雇”来消除下级组织的职能（这样就是不承认下级有自己的决策地位），相反，下级组织反倒有“退出”选择，方法就是表面执行或行政不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默许、交换和隐形授权，以包含大量“不确定”的形式，不设明确的标准，维持下级组织原本的惯例，默许其权益关切，提供了不用明言的弹性关系，使得双方的权力都有所增加。或者说，就是“潜规则”。这样，中央换取地方的就不是敷衍而是贯彻落实。
无论规则多么荒谬或不合逻辑，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遵守，因为遵守它，事后才会付出代价，不遵守它，立刻就会付出代价。总之早晚都会为别人的行为付出代价。这就是潜规则的约束作用，因为其是从利益双方的烟花博弈之中形成的，这也就势必对维持组织共识起到重要作用，强化互动各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的稳定性。
同时，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潜规则的隐蔽特征的存在，反过来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所以悖论的地方就在于反对正式程序的潜规则他者性地维持了正式程序的存在与运行。
这就是荒谬的官僚制，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转变，恰恰是科层制危机的自我救赎。
哈利波特与反官僚幻想
现代奇幻文学之所以吸引人，不仅仅因为它们给生活在官僚社会的人提供了幻想，还在于提供了一种对一切官僚特质的系统性否认。虽然自己常常也不能确定其作品的政治立意，比如托尔金就说过他在政治上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者，要么是君主主义者，但是的共同立场就是极力反对官僚制——只有邪恶之人才会维持行政体制。
比如，在奇幻世界中，善恶往往是泾渭分明的（或者是模棱两可的善与绝对的恶），这意味着在两股势力之间，战争是唯一可能的关系。绝对的恶的存在便消解了官僚制度中的价值中立原则，奇幻世界创造出了绝对到根本不可能中立的价值。
但是，就像自由主义者的反国家幻想一样，官僚制和官僚原则在奇幻世界中并没有销声匿迹。
首先，背景性秩序仍旧是僵死的——一堆复杂的逻辑秩序，涉及巫术、级别、神力、影响力，以及有着不同的能力、派别和行政职责划分的天界各区域往往作为世界的运行规则保留了下来。而到了《哈利·波特》，故事便直接发生在了一所英国寄宿学校“霍格沃兹魔法学校”，在一个充满银行、巫师董事会、调查委员会乃至监狱的魔法世界。
RPG游戏在这个问题上更为明显：似乎它是最为自由的游戏，因为它允许角色为所欲为，可以随便接任务、能力互补组队打怪等等。因此，其社会关系与非人格化的科层制完全相反。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怪物类别、生命值魔力值、人物属性、法术列表、道具属性，甚至是人物的道德品格都是游戏数据规定好的。数字在这里充当了游戏世界的大他者。
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对僵死秩序的最绝对的否定，最终也只能成为完全相同事物的翻版。我们始终活在一个秩序与规则的世界中，只不过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秩序与规则是具有历史性的而已。
我们习惯将国家当作一个单一的实体，但是现代国家需要区分行政与政治两个环节，或者说实施与决策。民主主义者与威权主义者的争论更多地集中于决策/政治环节，但行政在双方那里实际上是不容或缺的，因为发明行政并不是为了规模化管理，不是为了组织已经大到无法展开面对面互动的社会，相反是在历史的进程下自发形成了分工、行政与大型社区。行政在没有单一权力中心强制执行自身决定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存在。
所以，共产主义的自由并不是废除异化，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种异化：一种是主体在符号秩序中的异化，一种是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异化。即使我们废除了资本主义异化，符号异化仍然存在，因为符号异化正是主体性的构成要素。
参考：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卡夫卡《城堡》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齐泽克《自由：不治之症》
大卫·格雷伯《规则的悖论：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李德全：科层制及其官僚化过程研究
张鹏 孙国光：公务员职业倦怠成因及干预对策
梁碧波：“潜规则”的供给、需求及运行机制
齐泽克：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
齐泽克：为官僚社会主义辩护
齐泽克：列宁主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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