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这段话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个观点。为何得出这样的观点,就是建立在劳农(无产阶级)立场上对当时中国革命现实做了阶级分析。
当时不同阶级派别的人,对轰轰烈烈进行的农民运动,议论纷纷,“许多农民的道理,和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到的道理,完全相反。”农民运动遭受着被污名化,更有被国民革命领导者不重视和打压的严重危险。
站在地主阶级企图维护封建旧秩序的人,将农民运动污名为“糟得很”,以打击农民的起来。
中间派将当时的农民运动说成是“过分”,“过火了”。是“乱来”。这一派文字表面看起来和污名农民运动“糟得很”不一样,实质上还是和他们站在同一观点上,依然是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那些城市里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中间十分盛行。
以上这些污名化农民运动的观点,是还没有彻底地确定革命观点的人,也是没有自己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人。一句话,就还不是站在农民(劳动人民)利益立场的革命者。
统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统治分两步走,一是肉体奴役:严刑峻法,胆敢造反诛九族、凌迟处死;二是精神奴役,就是塑造士人阶级天然的“神性”。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者存在天然的精神奴役,即超越暴力和财富的解释权和定义权一一君权神授、我的话语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诸如给劳动人民塑造出一种“幸福安宁”的生活是“皇恩浩荡”,是“青天大老爷”的恩赐。
统治阶级不仅在经济政治上完成奴役,更要在文化舆论上完成精神奴役,由于劳动人民并没有掌握文化知识,大多“识不得,识得算不得”,又无法接受教育,因此就被成功“锁智”(锁死智力或文化权)。
“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一一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一一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上面这段话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记述,美国人都看得很明白一"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一针见血。
自古以来的“驯奴术”,都是要让奴隶产生对奴隶主的天然恐惧,从内心深处相信自己和奴隶主是两种生物,所以杀人是手段,诛心是根本。
任何统治阶级的文化都是由被统治阶级造成的(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阶级社会)。“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正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资产阶级的文化亦然,正是资产阶级压榨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所取得的。就拿当时的中国情况来说,“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的是农民。”也正是农民没有文化,因此搞农运才被地主阶级及其“狗头师爷”污名化,经常遇到挫折,乃至流血牺牲。也正是缺乏文化,民智未开,面对土豪乡绅把持的族权、神权乃至男权和父权毫无反手之力,经常被精神奴役致死。
毛主席一生注重农民的扫盲运动,从办夜校到简化汉字再到大学教育等等,就是为了让起来的劳动人民牢牢掌握住文化领导权,牢牢地把握住舆论的历来,不要再被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力量杀人诛心!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一句话,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地主阶级、土豪劣绅,总是号称“农民就是贪婪、愚昧、懒惰、保守”,“是他们养活了农民,没有他们提供田地,这些泥腿子早就饿死了。”这些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就是通过这样的文化权力,不断地给劳动人民精神奴役,使其剥削合法化,更令其深信不疑,丝毫不敢轻易反抗,这样做不但可以杀人还能诛心。杀农民杀得名正言顺,诛心诛得无声无息。
而事实上,农民遭受的一切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
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掌握绝对权力,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才能对地主统治阶级进行反杀人诛心!农民运动中对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罪恶极大的,打死几个,就是给全体农民打倒“精神迷信”,砸碎肉体和精神的锁链,获得整个世界。
农民起来搞得猛了,地主阶级土豪劣绅还会利用反革命宣传口号诸如“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来杀人诛心,破坏革命运动。
就像电影《让子弹飞》中,张麻子又是发钱又是发枪,结果一个人都没动员起来,只有十几只鹅;但砍掉黄四郎的替身之后,瞬间人民战争的滚滚洪流就淹没了碉楼。
黄四郎的替身就是精神奴役的符号,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秘诀就是通过精神奴役可以轻松地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而打破了精神奴役,统治阶级的暴力其实不堪一击。
对于一件新生事物,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呢?对于劳动人民起来革命这件事的态度,就会检验出谁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主席显然是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让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毛主席从来都是领导、教育、等待,从来反对一切恩赐的观点。
就像1949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人民日报》的几个同志,他说,我们的报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农村,忘记农民,凡是农民迫切需要的,报纸都要重视反应,要把农业始终放在重要位置。
后来,《人民日报》登载了一封农民的来信,说是毛主席赐给了他们好光景。当天就接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传来的电话,说农民可以这样写,报纸不应该这样报道。通过电话,向《人民日报》传达了毛主席的以下意见:
人民,特别是农民给了我们一切,农民的胜利果实不是某一个人恩赐的,而是他们通过斗争得来的。报纸不应该反应恩赐观点,而应该报道农民创造的一切。人民,特别是农民,创造了胜利,也创造着美好的生活。
所以,要推翻统治阶级的杀人诛心,需要劳动人民组织起来,自己推翻,菩萨是劳动人民自己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他们就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
革命者的共产党应当宣传的政策是:“引而不发,跃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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