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剧《觉醒年代》中，鲁迅出场很晚，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鲁迅出场，是人血馒头的名场面，刑场上大刀一挥、人头落地。周围看热闹的百姓如同在看别人杀鸡宰羊。当行刑完毕后，一堆人拿着装在碗里的馒头去争抢着蘸血。画面中鲁迅纹丝不动，认真地研究古碑。
此时好友钱玄同兴致勃勃地跑来找鲁迅，要邀请他给《新青年》写稿，鲁迅也没兴趣，还说钱玄同骗他。剧中鲁迅和钱玄同有一段对话，就是经典的“铁屋子”理论。
鲁迅说：假如有这么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且是万难破毁的。里边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被闷死。然而从昏睡入死，他们全然不知道就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一声，惊醒这几个较为清醒的人。但是这不幸的少数者， 要去承受这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你对得起他们？
钱玄同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我嚷几声，能叫醒那几个人，我就绝不能说，他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正是这句话，点醒了处在失望和沮丧中的鲁迅。
鲁迅后来说：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于是，鲁迅终于答应钱玄同，给《新青年》写点东西。于是就有了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曾说，他的思想太黑暗，略放一些出来，就怕要吓跑他的朋友。鲁迅曾在《太平歌诀》一文里引用过一个故事：南京中山陵即将竣工时，有一种谣言传出，说石匠要收儿童之魂来合龙门，一般老百姓听信谣言，就让孩子手臂悬上红布，布上写着歌诀。其中一首这样写：“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鲁迅心疼地说，“这后面两句，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这当然也包括了鲁迅这一代五四启蒙者的历史。
启蒙者和革命家舍身为民众流血受苦，民众未必就会感谢支持。事实上，启蒙者常常为此而困惑：“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他们。不过，他们并不认识我们，也不想认识我们。更糟糕，他们还恨我们，把我们看作敌人。瞧，这有多可怕。”
在启蒙者看来，知识精英的任务，是设计出最优的制度蓝图。知识精英们往往以为可以按照他们设计好的蓝图去改造这个社会。但是，他们往往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无论是清未的立宪，还是推翻满清后的制宪，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带来幸福，政治精英并不会自动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统治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往往会将启蒙者精心设计的法律和制度弃之如敝履。
１９４９，历史抛弃了启蒙者，选择了教员。教员原本也是五四时代的产儿。但在实践中走出了精英主义制度决定论。毛发动了ｗｇ，从反传统的意义而言，这是对五四的传承；从反精英的角度而言，是对五四精英主义的反动。ｗｇ最后也走向了它的反面。精英主义不但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不但清算平民主义，而且把账算到了五四一代启蒙者身上。朱学勤之流用轻蔑的语调来谈论五四：不就是几千学生上街吗，不就是烧房子打人吗，有什么了不起。再说，行动这么粗鲁，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甚至祸殃及国外，连法国大革命的先贤尚且受到精英们的诅咒。人民不再被视为启蒙的对象，而仅仅是资本的工具。社会发展只能由少数人来推动，因此把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里是必要的，多数人的命运只能是等到少数人把历史推进到新的阶段之后才能解决，一些地方甚至提出“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这完全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
九十年代以前，学者普遍关注“五四”；九十年代以后，很多人转而关注晚清。就连在电视屏幕上，也满眼是大辫子。从五四到文革再到改革，历史走了一圈，今天似乎又回到了起点。这，也许是很多人再提启蒙的原因。难道大家都不学历史的么？但是我们终于等来了《觉醒年代》，等来了迅哥儿。鲁迅和教员一样，也早从五四启蒙者的身份中脱胎换骨了。
我想，启蒙者是值得纪念的，但启蒙主义就让它随风而去吧。否则，早晚逃不开这个结局：“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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