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哪走？这是马列主义者，特别是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问题，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人。
这并非唯一的问题，但我认为它是当今最为重要的之一。具体而言，这是一个关于财富分配的问题。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必须要回答好，因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根基之一。取得经济成就固然困难，但不是最困难的；和平演变可能发生，但不是红旗落地最大的可能性。我认为真正危险的是人民的政府不能服务于人民，不去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包括贫富分化、住房难、看病难等。这样一来，政府就会失去群众基础，丧失民心，那么执政的地位与合法性就会动摇。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像是形式主义或官僚主义的说辞，但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共产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地方，正是它应该有能力去应对阶级分化，这也是制度自信的前提。
量变质变，当矛盾积累到一个临界点时就会爆发。大厦坍塌只要几秒，政权被颠覆只需一夜，社会主义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事业被瓦解也是这样。如果贫富持续分化，民族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逐渐被激化，到时候就会激发大量的不满。当这些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出现闹革命的问题。要从苏联的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尽管苏联的失败是诸多因素的集合，但仍能看出修正主义和腐败占有很大的比例，简单来说就是“披着红旗反红旗”。道路是曲折且艰难的，我一直认为正确的方向不是一味向左或者向右，也不是简单的中庸之道，还是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当时的条件。尽管这条路会面临很多阻力，但是始终要回答，并且要谨慎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过程非常考验共产党人理论联系实践的智慧和能力。
有效的实际行动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口号和旗帜只是很小的一方面，重要的是呈现出来的效果。苏联的后期，虽然看似最为强盛、党员人数庞大，但也正是其最为薄弱、社会主义事业最为危险的时期。因此，苏联的失败给中国提供了教训：时刻都要有危机意识，不仅体现在对外部势力的警惕，更多的是从内部关注人民生活水平，着手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总之，社会主义要服人，理论和实际都要彻底，不想他人在中国问题上做文章，就必须用成果回答好这个问题。
共产党人要时刻回答好这个问题。回避这个问题，羞于谈这个问题，也是一种回答。
2024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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