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报告中“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后加了一句批示——“（宣传工作）不要强加于人。”
两天后，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新闻稿“XX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句后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同年3月29日，毛主席指示：“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同年4月6日，在毛主席亲笔修改的一份新闻稿中，删掉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同年9月，在庆祝国庆十九周年相关标语和口号时，毛主席特意删掉了一些标语，这些标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相关部门“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
1969年，毛主席亲笔修改《人民日报》社论，把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
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同年，有一个类似的修改，把“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68年前后毛泽东主席对于宣传工作密集批示，甚至还在如此“细节”的字眼上指导工作，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
第一，正如《文化革命的意义》《文化革命的内涵》这两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次是一次新思想与旧思想激烈碰撞的思想解放的运动，新思想的确立、传播、深入人心，离不开对旧思想的“矫枉过正”，所以必然会在宣传过程中出现“用力过猛”的现象。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旧思想、旧文化根深蒂固，不“用力”难以矫枉，出现副作用也是难免的现象。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在运动中出现了大量的投机分子，喊一些看似“完全正确”的口号，但目的是为了为自己获取政治资源，结果反而起到了“低级红、高级黑”的效果，你还不好意思说他什么，因为人家“正确”的口号喊得比谁多响亮，你敢反对他就给你扣上一个反对“正确口号”的大帽子。这其实也是反动派们“反装忠”的惯用伎俩，我扯你的大旗，反而破坏你的理念，你能把我怎样？
所以老人家要亲自指导宣传工作，别人不好说的话，他老人家好说——你扛我的旗，还不许我说你了？比如“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气得不行，三番五次吐槽这个问题。
比如在1966年12月1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报送的一份公告中，主席亲笔圈阅删除了文中的“四个伟大”。
1967年2月初，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吐槽：“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同年7月，毛主席在国内视察，对同行的杨成武上将说：“我现在很不喜欢这‘四个伟大’，讨嫌！”
1968年元旦贺词中，毛主席又不厌其烦地删掉了“四个伟大”。然后负责递稿子的汪东兴劝了两句，说主席您老要不别全删了，不然提的人也不好看哦。主席想了想，说：“我以前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
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首先，嘴是长在别人身上的，当所有人都发现“扯”这一面红旗有用，可以狐假虎威，可以打击异己的时候，主人公本身的意见已经并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
其次，投机分子还是太多了。不管是真心支持的，还是想浑水摸鱼获取个人利益的，还是“反装忠”故意想搞破坏的，表现的形式都是一个样子，让人怎么区分呢？
说历史可能太抽象，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胡锡进。胡某喜欢吹嘘自己“最接近军方的中国媒体人”，真的假的谁知道呢？
不过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军方真的想要这么一个天天引起争议的“大喇叭”宣传自己吗？真的想要一个这种外行，今天指挥一下“要拦截”，明天呼吁一下“演戏威慑”，后天跳脚“坚决反制”吗？古代近代现代任何国家任何军队都不会吧？
最搞笑的是，胡锡进吹牛的时候喜欢拿军队狐假虎威，但是笑果文化侮辱军人的时候，又呼吁大家宽容，真是丑陋不堪。
像胡锡进这样的投机分子就非常典型：对体制内领导，就吹嘘自己多么多么“亲民”“懂舆情”“懂互联网”，有多少多少万粉丝，一条微博点赞多少多少。反正“上面人”也不懂微博的机制，绝对不会知道评论里骂他的点赞数，也会计算到他那条微博的总点赞数里。
对普通网友，胡锡进之流又会装出一副“有上面人”“有上面消息”的样子，说一些故作高深、模棱两可、装腔作势的话来，唬一唬缺乏社会经验或过于天真的民众——“他肯定真认识啥啥领导，不然不会这么说”“他肯定真有啥内幕消息”。
这，就是投机分子的真实面目。他们既不信这个，也不信那个，“信”的只有自己的利益。所以胡锡进被大家称为“墙头草”“胡骑墙”，天天左右横跳，不知道他的价值观是什么。
这说明网友们还是太善良了，还是喜欢用一个客观的标准去评价胡锡进，但其实只要把视角主观化了一切都很清晰明了——胡锡进的价值观就是完全为了自身利益服务，但是又装出一副为国为民忧天下的样子，最终只能成为大家的笑料。
只想着自己利益的宣传工作，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强加于人”。这又回到了我们本文的主题：为什么毛主席很看重这种“强加于人”的话术，因为这是投机分子的鲜明特征——就是要靠更红、更正确、更光荣、更伟大、更高人一头的话来压你，你确实没办法质疑这种更光荣更正确。
但那些这么说的人真信这个吗？不一定，他们有可能是投机分子，也有可能是被其他投机分子“架”到这个地方了，但不管怎么说，批评“强加于人”的话术就是根本。比如胡锡进对于“鼠头鸭脖”的经典“左右互搏”，怎么说都是高级正确的，怎么说都是大帽子——
毛主席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别注重修改一些宣传语的细节、反对“强加于人”的宣传方式，一个很现实的迫切问题就是不能让投机分子们“利用”；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强加于人”的宣传方式，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基础。
这是很容易想通的事情：如果你站在“事实”和“道理”这一边，那么很容易就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获得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为什么要用大口号去“强加于人”呢？毛主席一辈子的行文处事风格，都是如此的，比如下面这段经典的话，娓娓道来生动形象，是文牍工作的样板：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
但是，我们的媒体人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事实，丧失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能力，那么就只能用这种“强加于人”的宣传方式了。
举一个例子：2022年底一位记者感染新冠发烧38.1°，并于感染的第二日顺利住进了方舱医院，还是条件优越的双人间——至少比我们认知中的“大通铺方舱”强得不是一点半点。
更有争议的是，该记者在采访中透露：另一个床位是为她同事预留的。这个“预留”二字就非常暧昧——在医疗资源如此紧缺的前提之下，医院都已经形成事实性的医疗挤兑了，方舱床位难道还可以“萝卜坑”式的预留吗？
当年说封控中普遍存在了层层加码、一刀切的懒政，而“强加于人”的宣传方式就是宣传口的“层层加码”和“一刀切”，宣传工作的“懒政”——反正我用的是国社央媒的金字招牌发出来，也不会具体到我个人，那我就说各种低级红、高级黑的话咯，口号喊得越响亮越好，领导那边好过关，我这边也省事。
然而这种“懒政”之下，金字招牌的公信力却在一次又一次被削弱。
胡锡进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天天自己打自己脸，最后变成了一个小丑，现在网络上已经没有人买他的账了，你自己都不信的话，还拿什么去说服别人呢？
归根结底，毛泽东思想是一座宝库，我们宣传工作最应该学一学毛主席是怎么写文章、怎么说服人的。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是这样劝农民拒绝“封建迷信”的——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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