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
——毛主席《矛盾论》
寒牛出栏解读：
诚如毛主席所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有大量关于辩证法思想的记载。
《周易》的基本元素和核心思想就是阴阳。
庄子明确指出“《易》以道阴阳”，即《易》表达了阴阳的变化。
《易传》率先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观点，这是中国哲学史上对立统一法则最早的表述。
在中国古先贤看来，“道”是万物的根源，一切运动、发展、变化都源自于阴阳的对立与统一。
中国古代的阴阳之道，源自人们对大自然长期探索，在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并以此为思想基点、框架，形成一套认识世界的哲学。
简单地来讲，阴阳之道即辩证法哲学，辩证法哲学即阴阳之道。
这篇文章， 我们来讲中国道家学派中的辩证法思想。
《周易》既是道家典籍，也是儒家典籍，就从它开始聊吧。
《周易·乾》：“上九：亢龙有悔。《象》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象传》说：龙飞到了极限的地方，会有灾祸之因，因为物极必反，居高盈满是不可能长久保持的。
这里的“龙”是抽象的，比喻中正守道的君子。
用《矛盾论》的观点来解释，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
也就是说，事物到了它的临界点，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周易·坤》：“《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文言传》说：长期做好事的家庭，福报肯定会庇佑子孙；长期不做好事的家庭，祸害一定会连累后代。
这句话，在中国民间很有市场，知名度比较高，大部分人都相信这个朴素的道理。
从哲学上来解释，这句话蕴藏着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
事物不显眼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引发事物根本性的质变。
前面文章我们讲过，质量互变规律的本质仍是对立统一，即阴阳。
《周易·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意思说，世上的事物未有平坦而无坡的情况，也没有往而不复还的情况。
“平”与“陂”，“往”与“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
用《矛盾论》的理论来讲，就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即矛盾具有普遍性。
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周易·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
太阳升到正午时刻就会逐渐西斜，月亮满盈时就会亏损。
这是运动与变化的观点，这是物极必反的辩证思维。
用《矛盾论》的原理来解释就是，“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
接下来讲《道德经》的辩证法思想。
《道德经·第2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有和无在相互对立中形成，难和易在相互对应中产生；
长和短在相互比较中显现，高和下在相互依赖中存在；
音与声在相互应和中区分，前和后在相互对比中出现。
这句话知名度太高了，揭示了事物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客观规律。
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这几对东西都是相互矛盾的事物，各自存在的前提，都是以对方存在为基础的。
事物对立着的各方面，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同时存在的，是个统一体。
毛主席认为，事物矛盾的同一性，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形：
“第一，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
上述那段话，蕴藏了矛盾同一性。
但是《道德经》讲述其原理时过于笼统，现在人的思维难于理解，而《矛盾论》解释了这个原理。
《道德经·第11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三十根辐条集中在一个车毂上，正是因为有了车厢中的空间，才有了车子的作用；
用水和着黏土制造各种陶器，正是因为有了陶器里的空间，才有了陶器的作用；
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正是因为有了房屋中的空虚部分（空间），才有了房屋的作用。
所以说各种器物的物质部分给人带来了利益，而器物里的空间才使这些器物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段话很经典，房子之所以能住人，是因为有门窗墙壁和中间的空虚部分。
没有门窗和墙壁，光有房子的空虚部分，也没法住人。
只有门窗和墙壁（物质），没有中间空虚的部分（空间），同样也无法住人。
表面看是有形的部分给人带来便利，实际上无形的部分也在发挥作用。
事物的“有”和“无”，宇宙的“物质”和“空间”，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二者缺一不可。
用《矛盾论》来解释：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没有有形的墙壁和无形的空间就没有房子，这就是对立统一，这就是事物的矛盾法则。
《道德经·第40章》：“反者，道之动。”
在大道的支配下，万物是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事物由弱到强，当发展到最强盛的时候，则会由强变弱，这是事物的普遍规律。
用《矛盾论》的话来讲，就是“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
《道德经·第58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
灾祸啊，幸福依傍在它的里面；
幸福啊，灾祸藏伏在它的里面。
谁能知道究竟是灾祸呢还是幸福呢？它们并没有确定的标准。
这就是辩证法，祸与福是一个矛盾体，二者相依相生又相互渗透。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遭遇类似的事情，正与邪、善与恶、幸运与倒霉，都处于运动转化的状态。
《矛盾论》吸收和发展了这个观点。
毛主席认为，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会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但矛盾转化需要条件。
祸和福是矛盾体，“祸”可以转化为“福”，要建立在条件充分的基础上，条件不足转化不了，祸还是那个祸，锅还是那个锅。
例如：塞翁失马的故事。
老翁儿子骑马，不小心跌断了脚，邻居都认为老翁家沾上祸事。但是老翁不这么看，认为这件“祸事”可能是好事、是“福气”。
国家要打仗，朝廷要征兵，邻居家青壮年都去参军，很多人都战死沙场。而老翁的儿子，因为跌断了脚，不能去参军，结果平安无事。
在“塞翁失马”故事里，老翁儿子“祸”能转化成“福”，是因为他具备了重要条件，即“国家爆发战争，朝廷需要大量征兵”。
这是矛盾转化的重要条件，失去这个条件，矛盾无法转化。
正如《矛盾论》所言：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讲道家思想，讲中国古代辩证法，一定要讲《庄子》。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的文章不仅富含哲理，而且文采瑰丽，是哲理性和文学性结合得几近完美，值得拜读。
《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一个生命刚刚诞生出来，同时也就是开始走向死亡了；
一个生命刚刚走向死亡，同时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诞生了。
庄子认为，万事万物正在不断地出生成长，也在不断地死亡消失，处于永恒变化的状态。
黑格尔在《小逻辑》也有类似的表述，“有生者必死，简单的原因即生命本身包含有死亡的种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辩证观点，总结为唯物辩证法的永恒发展，简称为发展观。
庄子和黑格尔，都看到事物存在永恒发展的规律，但是没有解释清楚具体原因是什么。
而《矛盾论》继承了这个观点，还给出了解释和答案。
即“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毛主席认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促使事物不断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包括人的生生死死，天下的分分合合，江湖的打打杀杀。
《庄子·山木》：“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
有聚合就有离异，有成功就必有毁坏，品行方正就容易被挫伤，地位尊贵就容易招来非议，有所作为就会蒙受损失，有贤名就会遭受别人的算计。
庄子，看到了事物的对立面。
还认识到事物的矛盾着的各方面，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东西，而是运动着的东西，会向它们的反面转化。
这是典型的唯物辩证法思维。
用《矛盾论》的原理来解释就是：
“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
此外，庄子还看到矛盾的特殊性问题。
《庄子·秋水》：“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扑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 chī xiū ]夜撮 [cuō]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山，言殊性也。”
骐骥骅骝一天能跑一千里路，但是捉老鼠不如野猫和黄鼠狼，这是说技能的不同；
猫头鹰在夜间能捉跳蚤，看得清毫毛般的小东西，但是白天睁大眼睛看不到山丘，这是说物性的不同。
庄子看到自然界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表现在各类动物的形状、技能、物性的不同。
这些能明显区别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就是事物最为本质的东西，就是事物内部的根据，即矛盾的特殊性。
用《矛盾论》原理来解释就是：
“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
我们再来看看《管子》的辩证法思想。
《管子》是一部伟大的经济著作，也是一部经典的哲学著作，涉及政治、军事、法治、经济等思想，有接近一半的篇幅在谈经济问题。
书中有很多唯物主义思想，处处闪烁着唯物辩证法之光芒，值得我们认真研读之。
《管子·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这句话，知名度很高。
粮仓充实了，生活富裕了，老百姓自然就知道要奉礼守节和遵纪守法；
衣食无忧了，日用丰足了，老百姓自然就会重视荣誉和避免耻辱。
“仓廪”和“衣食”，讲的是经济层面的事情，讲的是经济基础，即物质。
“礼节”和“荣辱”，讲的是礼节层面的事情，讲的是上层建筑，即精神。
很显然，管子看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物质决定精神。
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充满辩证思维。
《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政令所以能够推行，在于顺应民心；
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意。
“兴”与“废”，“顺”与“逆”，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关系。
由此可见，管子看到治理层面的矛盾对立面，还看到矛盾的对立面会相互转化。
这是典型的唯物辩证法思维，符合矛盾法则的原理。
用《矛盾论》的原理来解释：
就是“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
《管子·七法》：“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
辩证运用刚与柔、轻与重、大与小、实与虚、远与近、多与少等计策，叫作筹划。
“刚与柔、轻与重、大与小、实与虚、远与近、多与少”，均是相互对立、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关系，这是对立统一的观点。
管子告诉我们，要运用辩证思维分析，要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事物。
《管子·枢言》：“先王不约束，不接结纽。约束则解，结纽则绝。故亲不在约束、结纽。”
先王处理国家关系时，既不像打捆那样与他国结盟，也不像系死扣子那样与他国交好。
约结成束的盟友，必然有解体分散的一天；结成绳扣的邦友，必然有折断绝交的时候。
所以说，真正的亲近不是因为捆绑，也不是在于系死扣。
这段话，管子在谈大国的外交关系，充满“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思维。
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约束、结盟、死扣，这些都是外交的形式，亲近、和睦、互惠互利才是外交的内容。
管子认为，国家在发展对外关系时，不要太在乎结盟等形式，而是要注重外交的内容。
而适合时机、符合正道、统合利益，才能获得人心，才是国与国之间保持长久关系的关键。
用《矛盾论》的原理来解释：
就是“事物的性质，主要地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即在处理外交关系时，要重视关键因素，把握住最本质的内容，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外交形式上。
再来看管子的经济辩证法思维。
《管子·揆度》：“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
商人抬高物价君主就降低物价，商人降低物价君主就抬高物价，这是削减多余的部分以补充不足的方法。
“君与民”、“重与轻”，是相互对立的关系，管子看到经济矛盾的对立面。
这种矛盾着的双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主张创造条件来转化矛盾着的方面。
即通过调控物价的高低（经济内部的矛盾性）来推动经济发展。
用《矛盾论》来解释就是：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管子的轻重之术，就是主张国家要搞宏观调控，可以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
并认为掌握商品物价调控权，善于根据市场波动来调节物价，不仅可以提高国家的财政收益，还有助于实现政治稳定、天下大治。
几千年前，就有这种思想，的确牛逼！
后面，还有更牛掰的观点。
《管子·轻重甲》：“桓公曰：轻重有数乎？管子对曰：轻重无数。”
齐桓公问：物价调控的轻重之术有固定的方法吗？
管仲回答说：没有固定的套路。
管子的经济思维，充满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
老管认为，经济矛盾始终都存在，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全国物价波动并不是固定，而是处于运动和变化的状态。
每个阶段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为此物价调控的轻重之术，没有固定的招式和套路，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诚然可见，管子看到“事物运动形式在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
即看到经济的矛盾运动（物价涨幅）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
管子看到经济矛盾中的特殊性问题，懂得矛盾的特殊性。
用《矛盾论》原理来解释，就是“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管子·轻重乙》：“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对曰：终身不定。”
齐桓公问：我想让天下物价的涨落稳定不变能实现吗？
管子回答道：这是不可能的，永远实现不了。
管子的经济思维，充满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认为经济矛盾始终都存在，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全国过程。
用《矛盾论》的原理来解释：
“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管子·轻重丁》：“汤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为百。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终则有始。”
用价格高低来调节市场，用政令的轻重缓急加以引导，收益一可以变为百。
不用向百姓征收赋税，国家的物资就像河海一样取之不尽。
“高与下”“徐与疾”“一与百”“终与始”，都是指相互对立的事物。
这句话的重点，在于管子看到矛盾有主次之分。
管子认为，施政要分轻重缓急，并没有平均看待矛盾问题，指出工作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有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辩证思维。
用《矛盾论》的原理来解释就是：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
此外，管子还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管子·轻重丁》：“王霸之不求于人，而求之终始，四时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
王霸之业，不是依靠向人征收物资，而是依靠向物品生产流通过程索取利润；
四时的价格高低，只要用号令掌控轻重缓急就好。
管子认为，开创王霸之业，不能依靠向老百姓征收赋税，而是要利用轻重之术，从经济调控的过程中获得财政收益，奠定王霸事业的经济基础。
这个经济思想的确先进，叹服！
很显然，管子懂得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具备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思维。
正如《矛盾论》所言：“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关于道家的辩证法思想，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
小结
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道家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老子是道家学派集大成者，总结了周朝之前道家思想精华，奠定了道家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对道家学派形成最关重要。
尽管如此，老子并非是道家创始人，而是道家学派集大成者，在他之前有辛甲、太公、伊尹、黄帝等人，在他之后还有庄子、管仲、范蠡、黄石公、张良、汉景帝、李世民、李泌等人。
道家思想广博，深邃精深，涉及哲学、政治、军事、文学、法治等领域，对中华文化方方面面都有深刻的影响。
相对而言，《周易》《道德经》《庄子》《管子》比较集中、系统，碍于篇幅原因，只例举了一部分内容，实际上远不止这些。
另外，《六韬》《淮南子》等道家典籍，也有不少关于辩证法的阐述，以自然辩证法、政治辩证法、军事辩证法、经济辩证法等零散的形式出现。
其实，儒家、法家、兵法、纵横家、杂家等先秦典籍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零散与各体的形式，贯串于各类文章之中，并没有系统化的阐述。
基于这种缘故，我们常把中国古代辩证法，称呼为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只有对道德理论的表述，把“没有完备理论”混淆成“完全没有理论”，借此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完全没有尊重历史事实。
我们在认识中国传统辩证法时，同样需要有辩证的视角，既要看到它的理论不完备，也要看到它的思想闪光点。
《矛盾论》表面上看，找不到“阴阳”或“阴阳之道”等字眼，实际的内涵全是在剖析阴阳之道。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毛主席这种表述算是无声胜有声，要看到伟人对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在寒牛出栏看来，毛主席《矛盾论》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解决革命的理论问题，更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在于把“阴阳之道”理论通俗化、具体化、系统化，让普通群众也看得懂，瓦解了文阀和学痞的文化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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