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农村开展了全面的、广泛的革命和建设工作，建立工农武装革命政权、建设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军队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力量、广泛引导群众建立群众团体……都是当时极其重要的工作。而我们进行革命战争，还有一个极其必要的保障，就是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物质保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中国最广大劳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极大的配合了当时的中心任务——革命战争，并为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工农武装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背景和目标
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开展了坚决的武装反抗。高呼“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唤起工农千百万，开展秋收起义。但是，由于打大城市时敌我力量悬殊，秋收起义以失败告终。大战略家毛泽东面对城市敌人极端强大、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现实，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决定进军敌人力量薄弱的乡村，在乡村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政党组织、革命军事力量、工农割据政权、群众团体组织，扎根敌人薄弱环节，逐渐先消灭弱小敌人，随着自己实力逐渐强大再消灭更强大的敌人。
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毛泽东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这样一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道路。在开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我们自己的工农武装革命根据地必须有足够的经济物质基础保障，用以支撑我们长期的严峻的革命战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当时支撑革命战争的重要任务。
没有足够的经济物质保障，我们就无法支撑革命战争、保障群众生活。所以，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讲：“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
毛泽东领导农村根据地建设期间丰富的理论成果，首次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的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发展。而且，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济建设实践，紧密的服务当时的中心任务——革命战争。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
可见，紧密的服务于当时的中心任务——革命战争，才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
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根本起点和基本原则
想服务好革命战争，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想为此做好经济保障，首先要依靠占当时总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小生产者。而团结、解放这些农民小生产者、依靠好这些农民群众的关键，就是变革生产关系、消灭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也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起点。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如果率先进入中国乡村，对中国大多数人口——农民进行有效的团结、帮助、依靠，在农村开展消灭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使最主要人口——贫雇农和贫下中农得到实际解放，并团结其他中农和富农，就可以因为使农民得到了实际的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物质利益得到当时中国最主要人口——农民的强烈支持。
消灭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更是农村生产力解放的起点。中国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一方面是地主阶级集中剥削贫雇农的生产模式，另一方面是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小生产者分散无组织的小农经济。中国乡村多数劳动力的松散、无组织，严重的不利于中国有组织的集中开展工业化建设。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说：“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的把分散的中国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组织了起来，就方便了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从而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政权的生产力。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虽然为了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需要，选择暂时停止搞土地改革，但是也搞了减租减息，也没有放弃紧密的依靠农民群众特别是贫农。减租减息本身也减轻了农民的压力，有利于我们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团结和依靠农民群众。例如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就说：“现在根据地已经缩小，我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当然，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坚决消灭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这样更有利于解放当时社会生产力、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确定了经济建设的起点，我们就要注意围绕着这个起点展开的基本原则。关于工农武装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可见，基本原则只有一个——供给战争，巩固工农联盟、改善人民生活，以保障革命战争的进行。而且在当时条件下，我们在工农武装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好革命战争。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是有利于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城市工商业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消灭最主要敌人——“三座大山”的。而这种“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一切反帝反封建革命阶级的领导。
三、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纲领
明确了经济建设的根本起点和基本原则，就要规划经济建设的具体纲领。
经济结构方面，毛泽东清晰的规划了革命根据地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国营经济，在土地革命时期,只限于可能和必要的一部分；私人经济，在农村根据地政权，由于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只要不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鼓励——这种小规模经营有利于丰富产品供给,有利于根据地人民生活，但前提是接受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合作社经济，要搞大力的起来，各种类型合作社发展起来，才能壮大生产规模、更加扩大产品供给量。
关于国营经济，毛泽东讲：“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关于私营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强调：“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目前私人经济在红色区域是取着小规模经营的形式。”这确实适应了当时革命战争的需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圩场”实践，就是毛泽东这一思想实践成功的重要例子。
合作社经济是当时毛泽东极其重视的经济组成部分。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指出，农村合作事业要积极发展，例如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耕牛合作社，以及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毛泽东讲：“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在抗日战争的极端困难时期，毛泽东指出，要按家计划，劳动互助，奖励劳动模范，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提到：“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合作社的发展，也是坚持自愿原则的。毛泽东在《组织起来》说：“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
毛泽东对合作社的重视，体现了他作为大战略家的深远考虑。他在《组织起来》明确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可见，毛泽东的农村合作化战略，和根本消灭封建经济基础、实现农村生产力解放的革命事业密切相关。
在发展方针方面，毛泽东根据根据地实际情况、基本经济结构，在《我们的经济政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抗日战争时期，也是根据实际根据地社会情况和经济结构，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必须学会经济工作》中说：“由于是农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更加困难的新的实际情况，毛泽东科学的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公私兼顾”的建设方针。他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说：“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特别批评了不切实际的比例规划，强调发展农业、轻工业等为主的重要方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指出：“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必须以农业为主，首先保障好粮食的供给。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说：“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
贯彻了发展实体经济的方针，发展了实体经济，才有了财政的来源。财政方面，毛泽东特别指出要建立独立自主的根据第银行，使工农武装革命政权牢牢地独立自主把握住经济命脉，而不受任何别的国际资本控制——这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金融领域的重要区别。国民党集团的金融命脉、货币发行权被欧美国际资产阶级牢牢地控制在了手中，而我们的货币发行权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受任何国际资本的控制。
毛泽东指出，发展国民经济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必须放在次要的地位。毛泽东明确指出，只有充分的解决好民生问题、实实在在的经济问题，才能搞好财政。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指出：“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提到：“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的公债是密切联系整体苏区发展的全局战略的——这鲜明体现了他的统筹兼顾思想。他强调：“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而且，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有备荒的远见。他说：“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
发展实体经济和自己的货币财政，实现了根据地的内自给自足同时，也要注意根据地内外的贸易交流，更加发展根据地经济实力。对外方面，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工农武装割据政权的统一领导下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科学论断。
面对蒋介石的封锁包围，在进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我们也充分利用了其他军阀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其他军阀做生意。毛泽东说：“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可见，我们专门设立的调剂机构不仅有处理对外贸易的职能，而且有调剂苏区内部经济健康循环的职能。
毛泽东提出，因为敌人的封锁，使得我们的商品出口发生困难。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需求市场。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注意出口。毛泽东强调：“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
四、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
进行以上一切经济建设，都要有一个政治保障，一个根本方向的保障。
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训练大量干部发动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紧密的依靠乡村最广大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最广大农民群众（首先是贫农），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坚持经济上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干部参加劳动，进而打击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是我们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
干根据地经济建设需要大量动员群众的无产阶级干部。毛泽东创造性的提出——把群众组织起来，在根据地建设实践中锻炼成革命的骨干力量，训练成合格的、可以发动群众的干部。毛泽东说：“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
依靠群众、动员群众，使群众真的感受到自己当家作主，是我们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和以往剥削阶级政权重要的差别。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的组建群众团体、动员群众团体加入经济建设实践，是我们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强调：“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
毛泽东很注意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培养出劳动模范，而大量的劳动模范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引导农民群众参与大生产的重要成果，是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引导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措施。毛泽东在《组织起来》强调：“整个边区，产生了许多农业劳动英雄、工业劳动英雄、机关学校劳动英雄，军队中也出了许多劳动英雄，边区的生产，可以说是走上了轨道。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
我们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坚持统筹兼顾，注意经济建设的集中性、统一性制度对效率的保障。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说：“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统一的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
我们的群众经济建设动员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提到：“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也是毛泽东一生都致力于实践的，这也是他和数千年旧社会腐朽产物进行最彻底决战的重要表现。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朽的封建主义残余，就离不开坚持勤俭节约、反对腐败浪费。所以，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说：“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也指出：“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
干部参加劳动是打击干部官僚主义的重要措施。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包围、保障供给，我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创造性的实行了干部、军队、学校机关工作人员全面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说：“敌后各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机关人员、军队人员和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这样，加上这段时间我们实行了“精兵简政”，我们就有力的在困难时期也减轻了群众负担。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说：“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我们一时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我们立即动手建设了公营经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找到了重要的打击官僚主义、锻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办法——“干部参加劳动”。毛泽东很会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他在大生产实践中探索出了使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办法。毛泽东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说：“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在《组织起来》，毛泽东就说：“我们边区的生产，无论在农民群众方面、机关学校方面、军队方面、工厂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军民关系上也有了很大进步，边区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志的群众观点已经加强，同群众的结合大进一步的表现。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要继续求进步。我们的生产也要继续求进步。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可见，干部和军队广泛参与大生产运动，和毛泽东反对干部脱离群众、广泛的发动群众批评军队和干部、预防革命领导集体变质的战略考虑密切相关。
毛泽东为领袖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的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物质成就和丰富科学的理论成果，也展现了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大战略家领导经济建设的目光高远、统筹兼顾、雄才伟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经济建设实践，为建国以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不仅是领导了人类历史上最困难、差距最悬殊的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巨人，也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能带领最广大人民群众度过难关、发展经济、取得辉煌成就的经济建设奇才，是首屈一指的大政治家和大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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